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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这局面又不可能无诗。人在疾痛惨溃无可告语的时候会呼“天”！呼“父母”！这呼天、呼父母，对天、对父母诉说自己的冤曲苦痛便是诗。便是真诚的诗。那无数为中国的光明和自由奋战不屈的青年在胜利之后依然铁锁锒铛，呻吟狱底，甚至象羊枣们一样在酷刑磨折下抑郁疾病而死的，有人代替他们呼号吗？有的便是一字一滴血一滴泪的诗。那么湖南、两粤、河南一带掘草根、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的几千万灾民，每天平均几百几千饿毙者，人为灾荒的煎熬下的同胞，诗人们关心过没有？倘使给他们以“同胞”的“同类”的关心，把他们迫切的痛苦要求喊出来，便是今天我们馨香祷祝以求的仁者的诗。那在关外关内，在好战分子指挥下继续绝望的内战而流血的千百万农民士兵甚至知识青年，有家归不得，被迫肩起美国装备，杀自己人，那千千万万在十四年奴役之后再死伤在内战炮火和美国飞机炸弹下的东北同胞，诗人注意了么？倘使能替他们呼冤，能喊出正义的声音，那该是多么好的诗！还有，就在我们文化艺术的园地，我们忍受了八年来的艰辛，我们作了应有的可能的贡献，我们今日不仅依然在饥饿线上挣扎，而我们的自由反受着前所未有的侵害，我们的地位和尊严受着无可忍受的侮辱。统治者企图分化我们，从最弱小可欺的着手来渐次贯彻他们的倒行逆施。我们能站在我们自己职业阵线，与我们弱小卑微的同行同休戚共患难，喊出我们自己的要求，防卫我们自己的利益么？倘使有，那也该是多么值得称赏的诗！
这一类的好诗我们还没有，有也少得很。我们这么多诗人为什么都不大写这一类的诗？难道说，应该是多情的诗人反而无情了么？
诗人是多情的，但以前的诗人常常是最个人的、最孤独的，他更多的关心自己，更多的诉说自己的痛苦，而不甚习惯于为广大人民而歌唱而呼号。他们总觉得这些呼号常常不免有些空洞而虚伪，或是有些“八股”，而八股不是诗。但诗人一歌唱到群众，呼号到广大痛苦人民，为什么就显得有些虚伪，有些八股呢？这主要还是由于诗人们还不曾真和群众，真和广大勤劳人民生活在一起，还不曾真理解人民，也还不曾真看出他们的伟大力量，因此诗人还不曾真获得群众的、人民的感情，而常常只是知识层的同情，这不能不显得空洞虚伪。
这里要求诗人情感的革命。情感是有阶级性的，因此是可以革命的。新的时代要求新的感情，要求新的抒情诗。诗人走向人民中间，再由人民中间产生诗人。诗歌是人民生活感情最天真、最直接的吐露，民族灵魂最纯美的发挥，这样才会有“民主诗歌”，才会展开新的抒情时代！
在抗战初期，民族感情普遍高涨，写诗歌的最多，形成抒情诗的洪流。其后，抗战进入艰苦阶段，一般情绪低落，作家倾于内省，诗歌产量减少，或转入冗长的叙述诗的时代。再入抗战后期以迄胜利后的今日，如象剧坛流行《升官图》一类的政治讽刺剧一样，风靡诗坛的也是“马凡陀”式的讽刺诗。诗歌成为反贪污、反法西斯的有力武器。但讽刺始终是站在现实旁边的观察者、批评者。当人民发见“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当人民发见他们的公仆已经骄纵到无意顾虑到他们的感情和意见而一意孤行到底，热烈的反抗狂潮将会代替冷静的批评，排山倒海的民主、抒情时代也将会代替讽刺时代。
这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不能没有民主，不能没有诗。民主必然胜利，诗也必然胜利！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４ 日上海《文汇报》）
《我们没有新的歌手了吗？》
聂耳是民族抗战的歌手，在抗战胜利后第一年纪念聂耳的死，原是带着无限兴奋的，但提起笔来依然是这么沉重。
我想，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所鼓吹的民族抗战虽然不久成为事实，而且终于使敌寇屈服，但十年来的惨重牺牲并没有使人民获得真正解放，国家获得真正独立，相反的依旧是一团黑暗，遍地嗟伤。
我们应该引为光荣的合作——《义勇军进行曲》（《风云儿女》中的一支插曲）在抗战前期已经被全国不愿做奴隶的同胞们所热烈传唱，抗战进行中更是不离广大军民之口。抗战胜利后我们的民族任务转入争取民主、和平，我们这歌也被陶行知先生们改为《民主进行曲》。这是我们应该高兴的。但是不该高兴的一面是敌伪时代那些无耻的乐奸们，竟把这曲改来鼓吹当时他们所谓“和平救国”。尤其可恶的是早些日子中国法西斯英雄们又把它改成反苏进行曲，利用在所谓“爱国游行”。重庆某大报在游行日的煽动性社评居然标题作：《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真是无耻之尤，也是我们那支曲子所蒙的绝大的不洁！
当然就在胜利的今天，我们民族依旧没有脱离“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依然要不顾一切牺牲，继续前进，但是我们的牺牲却是多么重大啊，特别是在新音乐方面。聂耳之死已经是我们绝大的打击了，接着黄自先生在上海去世了，张曙在桂林和他的爱女一同在敌机轰炸中殉国，任光在江南事变中做了惨烈的牺牲，郑志声病殁重庆——这一连串的悲哀的重压够新音乐界负担了，万不料连现役
作曲家的中坚洗星海兄也在由北欧归国的旅途中作了不归之客。
当然新音乐是群众的音乐，它的发展原不建立在个别优秀作曲家身上。但真正群众的音乐家，具备优秀天才和技术而又为群众拥护的作曲家，在今天中国的新音乐界是多么可贵啊！倘使“干部决定一切”，而这些经过磨炼的干部是多难得啊！
我曾经参加过好些这样的追悼会，我不止一次地用眼泪浇奠这些离我们太早的死者。我想，有什么办法留留他们呢？苦难的中国还需要他们，因为他们的声音代表着人民的声音啊。但他们留不住了。也不能再听见他们的新的歌声了。
新的歌声是这样的沉寂。如象剧坛演着旧的剧本一样，歌坛也唱着旧的歌曲。
我们没有新歌手了吗？没有人肯代表人民的声音了吗？人民没有声音了吗？
在许多崇高的先驱者的感召下，在新音乐的优良的传统下，在祖国现实的神圣要求下，多数新的民族歌手、民主歌手在不断的养成，而且已经在出现了。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重新要求伟大的歌手，要求代表他们的呻吟、讽刺和怒吼的歌手，要求为和平、民主、团结建设的歌手。这要求是会被新音乐愉快答复的，先驱者的灵魂不会在这些新歌手中复活的、扩大的。
我们将发见无数无数的新的聂耳！新的黄自，新的张曙、任光，新的洗星海！
从桂林认识聂耳的三兄叙伦先生起，使我更多的知道聂耳的家庭。及至到了昆明，又曾拜见聂耳的老母、大兄，并曾和叙伦兄一家，由运粮河乘船过大观楼，泛昆明湖，登西山，扫聂耳的墓。我也曾从他的墓上，望从我头上过去、冉冉向巫家坝降落的美国战斗机，望湖上往来翱翔的鸥鸟，望百里荡漾的波和草，和隐约在碧波尽处的大昆明的城郭楼台。当时我想，纵然是“硬骨也成灰”吧，聂耳总算能归骨故乡，而且安眠在这样的山水胜处，算不错的了。比起来，张曙父女的忠骨一度由三厅同志把它葬在桂林将军桥冰水塘畔，郭沫若先生还给他立了墓碑，后来却给电工厂的老爷们抛在另一荒山的丛冢间，连郭先生题的碑也敲成了两橛，半橛插在棺边，剩了“曙之墓”三字。凭着这，我们才辨识了遗骨的所在。朋友们正预备给他改葬，恰逢湘桂战起，兵火仓皇中遂无暇及此。于今不知怎样了。再比起来，任光兄殉难江南战地，甚至不知埋骨何处，……想到这些，我不觉潸然泪下。
倘使不打仗了，和平了，民主了，我想无论如何要去收拾和找寻这些战友们的骨头。
中国音乐家太可怜了。
真不应该这样惨。
恕我写不下去了。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海《文汇报》）
《南国》月刊——杂志回顾
若不是编者几次嘱托，我很难有机会再想到《南国》月刊时代的事。即便是被逼着“回顾”一下吧。由于我非常健忘，而刻下我也多忙，这答案必定是不完全的。当日的辛酸，事后想起来每每成为愉快，但我甚至也无缘充分地享受这种愉快。
说到辛酸，老实说，最尖锐的还是再前一个时期。当我们的艺术运动还不曾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因而得不到有力支持的时候；当我们的电影拍到一大半，没有底片和资金，无法拍下去的时候；当我们学生时常开不出伙食，演剧募款，观众比演员少的时候，我们是辛酸的。及至后来，运动渐渐开展，我们的戏有了更多的观众，书店老板看到我们必定也可能有更多的读者，因此当时现代书局的洪雪帆先生便跟我们订合同。除《南国》月刊之外，同时又办一个《南国周刊》，我们的笔应接不暇，这时已经不算太辛酸了。
搞刊物的兴趣我是发生得颇早的。最初自然是《少年中国》月刊和《创造月刊》，但都是我参加团体的机关刊物，自己不曾直接负过编辑责任。直到我和亡妻漱瑜创刊了一种名为《南国》的小型周报，这才感到自编刊物的兴奋。那是启智书局张先生（他的名字我一时记不上来了）替我们印刷的，编排、校对都是我自己经手，用道林纸精印，第一次介绍了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①的《沙乐美》插画等。漱瑜写的几篇散文诗似的东西很引起了朋友们的欣赏。日本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来上海，这上面也有反映，仿佛译登过他一篇《上海郊游记》。
《南国》月刊的出现在一九二五大革命后的第二三年。那时上海社会科学的研究热和新戏剧、新文艺运动的急激展开是蔚为壮观的。小布尔乔出身的作家们，有的从民族任务颠落，露出本来面目。而大部正义感较强的，从徨到呐喊，进行向新阶级的转变。《南国》月刊的创刊似乎在我由广州怅然归沪，找俞珊来代替唐叔明在上海、南京上演《沙乐美》各剧以后。因此我记得创刊号上载有我们在黄花岗拍的照片，还有俞珊女士扮的沙乐美抱着一颗约翰的头，而扮约翰的便是陈凝秋，即今日在陕北做参议员的“塞克”。
那时，大家对戏剧理论及其史的考察，都有一种雄图。洪深先生写的戏剧论文、记得从宇宙的构成，各行星的距离关系等等写起。照那个来势，《南国》月刊纵会一直出到今天，洪深先生的论文许还写不到地球上的戏剧问题。黄素先生的中国戏剧史也是如此，譬如长江大河，他只做了一点点探本追源的工作。不过他分论旧戏的生旦净丑一文就在今天也还是非常优秀的论文。我在这月刊上也发表过《黄花岗》史剧的第一、二幕。至今将近二十年了，这史剧也还是“未完成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