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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在帝国之初，主张中央集权，收回藩镇兵权，是一大见识；但他事实上还有一大见识，往往被人忽略：主张中央分权，推演君相分工。
在老赵考虑给赵普“分权”之前，赵普已经考虑给老赵“分权”了。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同日辞职。老赵随即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书时碰上一个程序问题：现在，没有宰相了，哪个宰相来“副署”签名？按照习惯法，诏书没有宰相副署，是不合法的。老赵要提拔赵普，很想将这个程序模糊过去，就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我来为任命你的诏书签个名，可以吗？
赵普回答：“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
这是政事堂有关部门的职掌所在，不是帝王的事，不成。
最后，他们又找了其他人商量，在没有宰相的时候，谁，有资格在干部任命诏书上签署，使其法律生效？有人提出，现在的开封尹赵光义，领有头衔“同平章事”，这个就相当于宰辅职衔，可以签署，于是，赵光义署名，赵普为相。
在以后的日子里，太祖、太宗遵守古制，严格按照这个程序颁发诏书，终大宋319年，历北南两宋十八帝，没有一个帝王敢于逾越这个制度。在众多的“祖宗成法”中，限制君权，是其一。
这是大宋的光荣，而赵普，在帝国之初，识大体，坚守了这一古来的秩序原理，成为“君相博弈”中的大宋奠基人，与“收复兵权”同样重要。大宋的格局，由此展开为一种政治文明。
假如他当初略一动摇，随意将此事模糊过去，则因为有太祖签署的逻辑起点，则以后的逻辑链条将很难走出宿命性质的所谓“路径依赖”。大宋，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面目。
宋神宗朝时，有一次因为西北用兵失利，神宗大怒之下，在臣下奏上的文件中批示，要斩一名转运不利的后勤官员。
第二天，宰相蔡确奏事，神宗问他：“昨天朕批示斩那个后勤主任，这事办了吗？”
蔡确说：“臣正要上奏说这个事呢！皇上要杀此人，臣以为不妥。”
神宗说：“杀这个运输不利的人，有何疑虑吗？”
蔡确说：“太祖太宗以来，不曾杀一个士大夫。臣等不想让陛下开始破这个例。”祖宗成法，宋真宗以后历届帝王无人敢于违背。
神宗于是沉吟半晌，说道：“他也确实有罪，那就将他刺面，配送远处一个恶劣的地方吧！”
这时，有个门下侍郎（略相当于国务部长）章惇在旁值班，听到后说：“如此，还不如杀了他呢！”
神宗问：“你这话啥意思？”
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脸上刺字，对士大夫是一个侮辱！”
神宗气坏了，声色俱厉地说：“哼！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章惇也不客气回敬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确、章惇之所以敢于与神宗“较劲”，事实上就是在“君相博弈”中，寻求帝国政治秩序的平衡。大宋帝国，宰辅直接拒绝帝王不合理意见的故实比比皆是。应该说，整个大宋时代，君相之间的平衡关系可能是历朝历代比较合理的，君权不能独大，相权也不能独大。而北宋晚期、南宋晚期，之所以遭遇社稷颠覆江山变色，除了地缘环境的恶劣，遭遇了两个强劲的草原邻邦之外，相权过重，不能合理决策，也是原因之一。
大宋帝国的君相平衡，源于太祖赵匡胤时代，而赵匡胤时代，赵普于此奠基之功很大，值得表彰。
中部完
赵匡胤时间：公元927年至976年军政故实（下）
壹 偃武修文
大宋立国伊始，老赵从地方收回司法权，制定《宋刑统》，提出著名的刑律方针：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除文明立法之外，他还巡视国子监，重视儒学，师法古圣，身体力行，教化天下，并对科举进行了政策性调整，确保公平取士。国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轨。
“微行”遇冷箭
陈桥事件后，慕容延钊抵御北汉契丹来侵，前锋已经驻屯真定（今河北正定）。太祖受禅后，当即派遣使者给慕容将军带去诏书，许以“便宜从事”，允许他根据前方形势自行裁断。慕容延钊于是巡视河北边境，严加防范。北汉、契丹逡巡归逡巡，觊觎归觊觎，但闻听慕容延钊大军在前，未敢轻举妄动。
不久，老赵等到了慕容延钊方面的来报，史称来报的内容是：
“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
他们闻听老赵登基，已经不是后周幼主的天下，入侵中原之意顿消，再南下，已经没有胜算，所以只好撤兵——或遁去。
大宋新政初建，赖慕容将军而安定了北境。慕容延钊被宋太祖授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
公元960年2月，农历正月，初春的日子，赵匡胤住进了原后周的禁宫。
老赵几乎来不及享用种种“帝王之乐”。他依旧过着那种简易的日子。心里想的却是天下大事。
老赵喜欢“微行”，以便于“阴察群情向背”。他大约想起了古来帝王“微服私访”的故事，于是也常常“微行”。但这类行动给保卫工作带来难度，于是有人劝谏他注意安全，帝王嘛，深居简出为要。但老赵听后大笑说：
“帝王之兴，自有天命！过去周世宗见诸将长得方面大耳，有帝王之相者就借故杀之，我老赵终日侍奉在世宗左右，他也不能害我啦！没关系，谁有这个帝王命格，任他自为就是，我老赵不禁！”
从此“微行”更加频繁。
但是“微行”虽然没有遇到麻烦，第一次公开出行却遭遇了袭击。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说太祖即位后，车驾初出，过一桥，忽然有飞矢来射黄伞。禁卫一时惊骇，老赵却干脆敞开袍子，笑着说：
“教他射！教他射！”
回到宫内后，左右力请捕贼，老赵不允，久之，亦无事。
老赵此举，很像大帝柴荣。当年，老赵跟从柴荣征淮南，克寿州城时，曾经亲眼看到柴荣的镇定。
时寿州守将刘仁赡猿臂善射，发无不中。周世宗坐帐幄中观战士攻城，刘仁瞻觑见黄罗伞盖旁的帐内有人，忖度就是柴荣，于是，从城上搭弓射之。说那箭镞在御座前数尺就会降落。左右惊愕，都来谏请世宗避一避。柴荣说：
“要是一箭就射杀一个天子，天下还有天子吗？嘁！”
柴荣不但不避，还命左右将御座抬到刚才箭落处，等着继续来箭。
刘仁赡的箭又到了，结果又在几步远之外落地。这箭，伤不到周世宗。
刘仁瞻知道后，将弓箭放下不再狙击。他对左右说：
“这是天意啊！不是我不能射中他！但吾世受国恩，兄弟之中行伍多人，如果不能治危捍敌，宁静边境，给君父带来忧患，吾甚耻之！现在虽病但犹能奋力执戈，与诸君背城血战，死于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终不以大丈夫之节屈身以事二姓！”
这一段记载见于宋人龙衮《江南野史》。龙衮评论此事道：“以周世宗之神武确断，当矢石而不惧。予观自古帝王之达者一人而已。”这个评论不确，因为赵匡胤也是这样的人。
老赵是真的相信天命在兹。
他遇到敌对势力放冷箭，却没有追缉刺客，确实了不起。想想如秦始皇博浪沙遭遇刺客，没有搜索到刺客，竟然扫灭周围多少平方公里的人烟，就知道老赵与嬴政不是一类人。所以我有一个说法：
同为皇权制度下的帝王，与同为民主制度下的总统一样，良莠不齐；说帝王皆是混蛋，就跟说总统都是圣人一样糊涂。人的丰富性决定了人的多样性。以职业之不同而界定人性之不同，必生谬见。
老赵不追究暗杀团伙，不问何故何因，此即静穆简易。船山《宋论》，最为欣赏的就是老赵的行事简易之风。盖天下初定，特别需要休养生息，而“民之恃上以休养者，慈也、俭也、简也；三者于道贵矣，而刻意以为之者，其美不终”。为君王能坚持“慈、俭、简”三字，实为天下福音，但又不必刻意为之。在船山先生看来，汉代文景之治，两代君王称得起“慈、俭、简”三字，但行事未免刻意，赵匡胤则全出于自心。船山先生认为宋太祖赵匡胤完全当得孔夫子“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之境。我赞同此议。
老赵有时会在后苑弹雀。有一次，臣下称有急事请见。老赵赶紧扔下弹弓子来见臣下，但一看这位所奏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小事。于是大为光火，厉声质问。这位失名的臣下（行事风格很像赵普）对曰：
“臣以为所奏之事再不急，也比在后花园弹雀子急！”
老赵闻言更来火儿了，举起身边的斧钺就撞击臣下的嘴巴，结果撞下俩门牙来。这位臣下慢慢蹲下，将牙齿拾起来放入怀内。老赵气未消，骂道：
“你这家伙藏那俩牙，是准备起诉我做呈堂证据吗？嗯？”
臣下对曰：“臣不能起诉陛下，但是自当有史官书之。”
老赵听到这话，居然一下子就——觉悟了，连忙赐给他金帛慰劳。事实上，他是惧怕历史。中国史，具有“类宗教”性质，让人在作恶之前对身后之名有所忌惮。越是位尊德高之人越是惧怕历史。位高而无德之辈，不信头顶三尺有神明之辈，不怕历史——他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弹雀”的故实，是可以考见赵匡胤内心“敬畏”的有趣案例。他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内心有神明，可以从他每年都要做郊祀、祭太庙，敬告天地祖宗的事实得到证明；他终生敬天道，可以从他的自信坦荡以及戒惧惕励而行事的风格得到证明；他信奉儒学之春秋笔法，对历史书写有虔诚的敬畏，可以从“弹雀”故实得到证明。
一般来说，人在宇宙中的处境，省略了神恩、天道以及历史感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彻底的无所畏惧者。但这种“无所畏惧”恰恰又是最为孤寂恐惧的。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将为绝对的无助所支配，他的经验想象世界彻底无援——神恩不来眷顾、天道不来垂注、历史也与他绝缘，他将在“死了拉倒”的酸心硬语中孤零地走入虚无。虚无，给他隐秘、深邃的颤栗与恐惧。这是俗世的疯狂、冷漠与麻木最实在的哲学背景。而内心有所敬畏的人，不会体验虚无，因此他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又实在，在无限的想象中体验绝对的超自然力量，不会颤栗、不会恐惧，因为他知道：他与神恩、与天道、与青史，同在。顺便说一句：儒学，在引导帝王建构价值观的方向上，很大程度是在培育他们内心——有所敬畏。
老赵有孩子气，有军阀气，更有圣贤气。
知错即改，看似容易，却难于做到；特别是当场认错。有错不算错，不改才是错。所以《论语》中，孔子要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宋代大儒要说：“知过而能改，闻善而能用，克己以从义，其刚明者乎？”（《二程粹言》）这种坦荡，就是一种“刚”且“明”的圣贤气象。只有内心保有敬畏的人，才可能自我培育起这种道德成果。我以此衡老赵，老赵当得。
老赵的“三条宝带”
建国伊始，老赵率先做了三件事：从漕运和赈灾开始解决民生问题；从政策改进开始解决偃武修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