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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四百八十四有一个奇异的《周三臣列传》，分别记录了不属于宋朝的三个人物：韩通、李筠、李重进。这个传有《序》，《序》有言，大意说在新朝为“顽民”，未必在旧朝就不是“忠臣”；但这三个人又分别曾经在后唐、后晋、后汉都曾像今人“换单位”似的做官，因此说他们为后周而死，似不通；但又表示说，这仨人很可能就是“智氏之豫让”那样的人吧！
豫让是春秋名士。曾在范氏、中行氏等人那里当过臣下，但未受重用。后来又投智氏门下，受到尊重。智氏被赵襄子所灭，豫让为智氏报仇，多次刺杀赵襄子，没有成功，最后被杀。
《宋史》这个《序》将这“周三臣”评价为“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一样的人物，似乎有理。
韩通死于“王事”而不是死于“气节”。虽然同属于“忠义”之士，但“死于王事”和“死于气节”，在圣贤大义中，还是显有差异。欧阳修做《新五代史》特意标出了“死节”与“死事”的不同，并各为列传，名曰：《死节传》《死事传》。《宋史》又有《忠义列传》十卷，前有《序》，也大致说了“忠义”的“等差”。这个序的大致意见是说：
为气节而死、为国事而死，应有区别。
抗击社稷之敌，勇往直前，或奉命赴边，或授官守卫本土，或托官闲居，因激愤而赴义，虽然所处位置不同，但论起为国捐躯殉节，至死无二心者，皆可称之为“忠义之上者也”。
由于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为了道义自杀，“斯为次矣”。
仓皇遇难，在乱兵中丢命之人，其志气也足以让人崇尚。
由于世事变化而沦于苦难之小吏，隐姓埋名，不与新朝合作，磨炼操守恪守初心，“抑又其次欤”。
至于普通人发布爱国救国之危言高论，以及那些乡里英雄、世外豪杰，为道义而战，他们的死也是很重的。
但王夫之的《宋论》另有评价，认为他们是“有恒”之人。
《宋论》专门说到韩通：韩通不是史上弭定叛乱的忠臣，也不是试图与老赵逐鹿的乱臣，韩通之所以冒死以相争，实在是因为与老赵往日同朝，而老赵忽然秘密相背；往日同事，而老赵忽然兵临城下；他对老赵这种“怀非常之情而不相告，处不相下之势而遽视之若无”，没有把他看在眼里的格局，实在是“有心者不能不愤，有气者不能不盈”。于是，死就死吧，韩通实在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局面：过去还几乎平起平坐，北面事周，现在却抛弃后周孤儿寡母而北面事奉豪强！这怎么可能？这口气咽不下啊！
但王夫之也认为，像韩通这样的人物，“犹有生人之气存焉”，虽然不必称之为周之“忠臣”，但可谓“有恒”之人！
韩通之死，或不属于“赴义”者，但依然可以列在“忠义”行列之中。王夫之所谓“有恒”者，也即有操守而不轻易变易者。“有恒”也即有恒常操守，至死不变。这类人物，在儒学系统中，已经属于贤人。韩通足以当之。
老赵褒奖忠义，贬黜变节，这在政治文明中，是一种源于天下意识和天下目标的正价值。文明邦国无不褒奖忠义，即使褒奖的对象是敌对势力。非文明邦国则乐于褒奖朝三暮四变节之徒，重用敌方“叛徒”，以“事功”为目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考察历史大义，是为一大关节。
老赵“逆取”后周，是时势使然。时势未萌之际，往往有人洞烛先机。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一个叫郑起的人物，就有这个大见识。
显德末年，郑起做殿中侍御史，他看到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就给当朝宰相范质写信，说赵匡胤此人叵测难料，史称“极言其事”，把老赵可能的“谋逆”说得神乎其神。但范质不听这类没有根据仅凭直觉的判断。据说郑起先生曾在路上遇到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居然不下轿，“横绝前导而过”，连招呼也不打。此公大约觉得老赵早晚要反，心目中早将老赵视为“叛党”了。
但老赵气量大得很。对此事根本就不上心，无所谓。到了大宋代周，还拜郑起出掌泗州的经济工作。一直到有人举报郑起“嗜酒废职”，这才依照习惯法给他降了一级，也并没有打击报复。
另有一个右拾遗杨徽之，也曾对周世宗说过：赵匡胤“有人望”，不适合典禁兵，以免历史故事重演。赵匡胤即位后，对这个人有些讨厌，很想找个机会办了他。但赵光义喜欢杨徽之，对赵匡胤说：“此人是周室忠臣，不宜深罪。”老赵想想也是，于是不办，还给了他一个天兴令的官做。史称杨徽之“为人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恶非道以干进者”。这是一个循规蹈矩、重视名节的人物，崇尚儒学教诲，尤其厌恶以歪门邪道寻求前程的人。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文臣李昉等人共同编辑了大书《文苑英华》，成为中国传世经典之一。
老赵对待忠义之人如是。
理解老赵“天下目标”，理解老赵试图解决五代以来的道义难题，需要注意他的这类举措，更要注意这类举措背后的文化意义。
司马光在记录太祖践祚事有言：
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除了韩通之外，没有杀一个无辜，而得到天下。
此语甚健，我甚欣赏。
“常胜将军”荆罕儒
建隆元年，是大宋帝国的第一个年头。但各地仍处于藩镇割据局面。
老赵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是：
北方有契丹族所建日渐强大起来的辽政权；据有河东（约当今山西大部）十二州的北汉政权。南方则有占据江南十九州的南唐政权；占据江汉三州的南平政权；占据湖南十四州的武平政权；占据岭南四十八州的南汉政权；占据两浙十三州的吴越政权；占据两川汉中四十五州的后蜀政权。
除此之外，还有后周时期的藩镇刺史封疆大吏，也不平静。
“卧榻之侧，皆他人家”。中国不统一则罢，欲统一，上述种种，实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年，北汉以北部守军侵掠黄河以西的大宋辖区，赵匡胤下诏北部诸州出兵防御，定难（今陕西靖边）节度使李彝殷遣部下进援麟州（今陕西榆林），北汉退兵。
这一年，契丹入侵棣州（今山东滨州），棣州刺史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今河北境），获马四百匹。
这一年，荆罕儒在与北汉一次战役中战死。
荆罕儒乃是五代大宋年间罕见的名将，战死之前，几乎没有打败仗的记录，称得上是个常胜将军。他在后周时用反间计，成功地离间了契丹与南唐的关系，被周世宗命为泰州团练使。太祖受禅后，以荆罕儒为郑州防御使。因为他有与契丹、北汉的战争经验，又改为晋州（今属石家庄）兵马钤辖，赴北方边境，与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共御北敌。
史称荆罕儒“常欲削平太原”，故常常恃勇轻敌，多次率骑深入北汉辖区，守军多深沟壁垒不敢出动。荆部野外虏获甚众。这年冬天，他再次领千余骑抵达汾州（属山西）城下，焚毁北汉守军的草市，按兵缓缓而退。当晚扎营在附近的京土原。北汉遣大将郝贵超领万余众来袭，黎明时迫近荆部大营。荆罕儒根本就没有把十倍于己的敌军看在眼里，派出都监、负责军需的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去抵御，自己着盔甲，罩了锦袍坐在胡床上与将士宴饮。他割了烤羊腿，正在吃，军校来报，说阎彦进战不利，开始后撤。荆罕儒随即出帐上马，麾兵直击来寇。战斗中，荆罕儒亲兵未能及时跟进，郝贵超军忽然涌出一队士兵靠近形单影只的荆罕儒，长戈齐举，刺落马下，随即几十条长戈像舂米似的戳来，荆罕儒身负重伤呼啸站起，继续格斗，手杀十数人，最后遇害。
北汉主很早就听说过荆罕儒之勇，总想生擒他，为北汉所用。听说被杀，气得难受，竟将杀死荆罕儒的人一个个处死。
赵匡胤闻言，更是痛惜不已，提拔他的儿子荆守勋为西京武德副使，更调查京土原之战未能效命的将士，将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黜为率府率（负责水泽土产赋税的官员），监军阎彦进黜为殿直（武职，朝中散官，无实权），另斩其部下龙捷指挥使石进德等二十九人。
赵匡胤登基的第一年，还发生两场重要战事，一场与李筠有关，一场与李重进有关，这“二李”与韩通一样，都是《宋史·周三臣列传》中的人物。与李筠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征潞州”；与李重进有关的那场战事史称“平扬州”。
贰 征潞州·平扬州
征战杀伐之事，在赵匡胤常是不得已而为之。怀柔不力，为免遗患天下，则刀兵取之。而具体到征潞州、平扬州两件事上，又有精妙的战略铺陈与战术交锋。从赵匡胤与叛将李筠、李重进的无悬念的战事较量中，不难看出，五代已没，大宋帝国混一寰宇才是天下归心。
李筠的致命错误
赵匡胤与李筠都是后周柴荣的部下。老赵受禅代周之后，即派出得力大员前往潞州（今山西长治），好言告知禅代之事，并加李筠兼中书令。
但李筠不买账。
李筠，活到建隆元年也即公元960年的时候，已经是后周元老级人物，周世宗在位时，他都有点瞧柴荣不上，周恭帝在他眼里更是孙子辈人物了，但他忠于后周，原因是：他曾得到后周太祖郭威的知遇。
想当初，他凭一把无人拉起的百斤硬弓，纵横于后唐后晋后汉，却始终没有得到他期望中的赏识，直到郭威出现。
后汉时，已经做到枢密使的郭威出镇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实即邺都、魏博，在今邯郸一带），他保举李筠为先锋指挥使，后又荐为北面缘边巡检，边防司令。李筠第一次得到重用，对郭威心存感激，在郭威麾下，屡立战功。郭威与后汉争天下时，李筠于留子陂击败后汉大将慕容彦超。此人乃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兄弟，李筠将其击败，为郭威立下大功。郭威称帝论开国功勋，李筠居上功。迁为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昭义军治所在潞州，节度使是实权所在，李筠从一个不知名的武夫，赖此成为一方藩镇。检校太傅则相当于传统职官之三公位置，为正一品，属于最高荣誉职衔之一，李筠赖此成为后周开国大公。同平章事则相当于宰相，李筠赖此进入中央，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大事。这一切荣华富贵，在李筠看来，得自于太祖郭威。这个时期，赵匡胤刚刚投在郭威帐下，做一个很小的武官。
李筠使人摹画了郭威像，带到潞州驻地，逢重要场合或时节即郑重挂起，馨香祷告，真诚敬拜。
柴荣时代，李筠的“昭义军”是横亘于北汉与后周之间的大藩。昭义军成为天下重要的军事要塞之一。赖昭义军，契丹不敢南窥、北汉不敢南下，而后周则随时可以昭义军为依托北击。故柴荣屡次与刘崇构兵时，李筠即以潞州一部，以奇兵击破来援北汉的辽军。为此柴荣再给李筠加一荣誉职衔：侍中。
后来李筠又多次与北汉独立作战，先后攻克辽州（在今山西境内）等地，还俘获了北汉的刺史、将军数百人。李筠因功荣进太尉，成为柴荣之下，后周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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