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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知”，是理解大宋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概念。
简言之，“权”，是临时的意思，“知”，是执掌的意思；“权知”，就是临时执掌。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史，涉及职官升迁内调外放之类，常常会看到这个词。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无论地方抑或朝堂，所有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命，而不是地方自行推举。权知制度，是解决藩镇独立的制度性规划，在中国职官史上是一个创造。虽然自秦汉以来施行郡县制，已经开始由中央任命官员，但在经由百年乱世后，大宋帝国再建此一职官制度（西蜀孟昶比老赵要早若干年施行权知制度，但影响不及大宋），有了很大程度的创造性。权知制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文官治理模式，一次性革除了“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武夫治理模式。
郡县治，天下治。老赵以武夫出身却一力推行文官制度，为中原王朝奠定了一种地方管理的千年文明。
建隆元年七月，北征李筠之后，老赵即任命京官宣徽南院使昝居润“权知”镇州（今河北正定）。这是大宋第一次由京官出任地方，也是第一次任命文官。以此为标志，文官管理大宋的序幕逐渐拉开。
要知道，五代时，藩镇强悍，朝廷几乎无法左右州郡，每当确实需要“移镇受代”，也即以州郡为单位的防务调动，都要先派出近臣到地方好言相劝，同时还要发兵备之。即使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调动，还是有藩帅们不愿意奉诏。纳入到这种历史惯性中来考察“权知”制度之建构，就知道此中圣贤立意的艰难和创造性。权知，确是中国军政史上的大事。
了不起的文官制度
昝居润，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文官材料。此人善于做文章，又懂财会，为人明白事理而且聪明，有操守，史称“笃于行义”，乐意真诚地做仁义之事。而且乐于推荐人才。虽然历仕四朝，但从未有不良记录。大宋帝国的“权知”制度从他开始，可谓“得人”。
赵匡胤时代初期，天下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现在，用赵普谋，使昝居润一类的京官、文官出任地方，等于向天下发出了一个信号。
以后，由朝廷派出官员到地方执掌州县，成为常例。
乾德五年，过去郭崇的部下辛仲甫，入朝拜为右补阙，出知光州（今属河南）。
补阙，是一个七品上的谏官，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也兼负着举荐人才的任务。像左右拾遗一样，补阙也分左右，但比拾遗略高一级。辛仲甫由朝官去“知”县城，品秩不变。在光州期间，赶上一次涝灾，有一条大河决堤，水漫州城，辛仲甫就集中了舟船数百艘，展开救援，当时州府的军用物资和百姓储备，都用这些船运载到高地，得到保存。一州人赖此而度过了荒年。
他还发现此地有水无树，人们行走在官道上、田野间，夏天都没有个凉快地方，于是就发动地方种树，很快，一些柳树就成长起来，州人很感谢他的德政，称这些柳树为“补阙柳”。
后来他移镇彭州（今属四川成都），成功地平定了一起预谋中的暴乱。当时有贼寇准备趁节日官民宴集期间作乱，当时已经是春天，辛仲甫看到城濠两岸的冬草甚高，觉得这个地方适合贼人隐蔽，就令人将濠草一烧而光。贼寇见这情况，以为阴谋泄露，就有人来主动自首，辛仲甫顺藤摸瓜，抓了首乱者百人正法。一场可能的暴乱平息了。
四川孟昶的后蜀平定后，需要有人治理西川。那地方需要有武官镇守，但老赵还是想找一个文官，但最好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就问赵普有没有这样的人。赵普推荐了辛仲甫。
五代以来，诸州马步军院都虞候，马军、步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大多由藩镇安排自己的衙门将校担任，太祖知道这是个弊端，因为办公室都是他自己的人员，秉公处理军政事务的可能性太小，容易让藩帅在其间“上下其手”，于是，加进了一个官职司寇参军，进入马步军院，这个人选，往往以科举考试中的“九经及第”的进士充任。宋初著名文人柳开，就是第一个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出任司寇参军的文职官员。后来司寇参军又改名为司理参军。大宋流传着很多“马步院”的故实，其实应该叫“司理院”。
几年时间里，老赵完成了国家由军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转型，成功地实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对此，老赵也很得意，他像个孩子似的对赵普说：“五代藩镇太残虐，老百姓受害不小。朕今天就用儒臣干过去藩镇们干的事！要派下一百多人去治理大藩！就算这一百多文人个个都贪、都脏，也赶不上武夫的十分之一呢！”
老赵对州郡地方，一方面派出知县，“渐削其权”，一方面则根据具体情况，如藩帅病逝、藩帅迁徙、藩帅升迁、藩帅遥领他职，慢慢使原来的武夫藩帅也退出州郡管理，而代之以文官。十几年间，终于造就了大宋帝国了不起的文官制度。在这个文官制度下，道州郡县，三百年间，先后出现了无数圣贤人物，为大宋赢来前所未有的圣贤气象。后来坊间流传、小说讲述、戏剧演出的很多“知县”“县令”“太守”故实，大多出自于大宋，源头在此。
这是圣贤制定制度，制度反过来造就圣贤的良性运作。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逐步削夺节度使镇将之权的方式是，强化县一级的权力，虚化州一级的权力。按照赵普的意见，太祖在颁给中书门下的诏书中有一道命令，大意说：
以后各县都要置县尉一员，其地位在县秘书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以后凡是遇有盗贼斗讼之类地方事件，各州刺史要将这类事件转给县令及县尉处理。州郡不得越俎代庖，不得代替各县处理案件。
为了加强各县武装力量，还允许根据各县规模，各置不同数额的弓手。
此外，还有一项制度规定：各节镇辖下支郡，皆直隶京师，这些支郡“得自奏事，不属诸藩”，可以自行向朝廷奏事，不再属于诸藩。这就等于将各州郡的二级管辖地权力收归朝廷，诸藩，由原来的“省部级”成为与“地市级”并行的行政单位。这样，五代以来的由节度使擅自处理县级事务的藩镇权力得到控制。从此以后，公事又回到县一级管理，而藩镇诸将所能主管的，不过是所在城内公事而已，其权力都达不到乡村——乡村一级皆由“权知”的县令管辖。史称“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
“侵削藩镇”之妙
但老赵“侵削藩镇”之妙，还不止于此。
更出色的是，诸州一级的权力，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制衡。
老赵的方法是，为各州太守或藩帅设副官通判。
通判管理州郡地方事务，“凡诸民之政皆统治之”，而且，可以直接与朝廷对话，不必请示州郡长官。史称通判“事得专达，与长官均礼”。这样的通判，大的州郡甚至可以有两个名额。通判，相当于军队中的监军，是由朝廷直接派出的监察性质的官员。这类官员由于名义上不是二把手，又不是长吏的属官，等于单线与朝廷联系，所以到了后来比当地太守长吏还威风。有一个杭州人，特爱吃螃蟹，在朝廷做官，他想补一个外郡，人问他，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啊？他回答：“别管是哪儿，只要那个地方有螃蟹，无通判，就行！”这话很长时间里成为人们挖苦通判的口实。乾德四年，甚至还发生了通判与长吏纷争的事。通判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我是监州啊，是朝廷让我到地方来看着你的！于是太守长吏的举动不得自专，多为通判所制衡。藩镇的权力是得到制衡了，但内部斗争，也造成了效率低下和无谓的消耗。显然很过分。老赵知道这个弊端后，特意下诏贬损通判一点权力，诏曰：“诸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联署文移，方许行下。”
意思是说，各州的通判不得仗恃朝廷给的权力而行私怨。以后有事行文，要和长吏一起联署签名，这样的文书才算有效。这样“联署”，等于通判与太守达到了权力平衡，基本解决了地方权力问题。
从此，通判与州官联署，成为大宋文官制度的一大特色。权力制衡做到这个份上，古今罕见。
在财务方向上，遏制藩镇的管理方式是：特设诸路转运使。
唐代天宝年间以来，各藩镇屯重兵，地方租税所入，都被留下自用，交给中央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不过带有象征性而已。五代藩镇时期，有各种“场务”，这是属于盐铁酒等特殊消费品的专卖管理机构。一般以生产、专卖盐铁的机构为场，税务税收机构为务。这类场务，基本都被地方藩镇垄断。而且没有个准谱，各藩镇一般都会派自己的亲信管理场务，随意规定缴奉数额。这类无法测度的盘剥聚敛，是地方士庶最大痛苦之一。赵匡胤从地方过来，深知此类事弊端所在。他于是与赵普共同设计了“转运使”。
转运使一职唐代就有，但直到宋初，才固定下来为地方财务总管，负责征收财税，管理地方财政。凡一路之财，转运使掌之。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史，都没有权力干预。史称“于是财利尽归上矣”。不仅如此，宋初的转运使，还负责有“监察”任务，权力甚重。而转运使直接隶属中央，其负责监察的并非一州一郡，而是一路。路，在宋代是一个行政机构，天下只有十几路，最多时达二十六路。宋代施行的是路、府（州、郡）、县三级制。各路转运使的一把手称为“都转运使”，这是临时性的州府以上的行政长官。
从大宋整体组织架构观察，施行的是“五权分立”制度：
皇帝掌全国军政决定权；
中书省掌行政权；
枢密院掌军事权；
三司掌财政权；
御史台和谏院掌监察权。
皇帝以外，其他四权分别向皇帝负责，而皇帝下达命令，属于行政方向的，则由中书省签署，不同意，可以驳回；属于军事方向的，则由枢密院签署，不同意，也可以驳回；三司也可以直接提出建议性意见；而御史台则监察百官，谏院则盯着皇上，百官有错，御史台弹劾不已，皇帝有错，谏院必须谏诤，不诤则属于失职，为天下笑。
官员的任期也渐渐有了规定，几年，就要轮换。军队，枢密院虽然有权谋划战事，但无权调度军队。而文官和将军外派称之为“差遣”，这是实权所在；平时虽有官位，但无职权。这就是“职务”和“职位”的分离。这种结构，各自的权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内部“叛乱”的风景，却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总体来看，利大于弊。但积弊所在，也渐渐演成痼疾，这是后话。
《宋史纪事本末》引用了宋人吕中的一段话，来说大宋帝国的偃武修文，说得非常准确，吕中说：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所以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是因为藩镇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