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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嗣源一想是这么个理：多少野心家，借着预测之术在谋取天下啊！还真是不能这么干。于是不再召周玄豹进京做官。
这是李嗣源与那些动辄将术士召在身边，最后遭遇祸患的颟顸之辈们不一样的地方。李嗣源有格局。赵凤则是启发了李嗣源的儒生。
李从珂从河中调回朝廷后，李嗣源解除了安重诲的朝官，让他去出任河中节度使。尽管还让安重诲带着枢密使兼中书令身份，但安重诲已经不能干预朝政。这时候，李嗣源才把李从珂从府中召来，对他哭着说：“如果按照安重诲的意思，你哪里还能见到我！”
于是任命李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赵凤知道这事后，对李嗣源说：“安重诲是陛下亲近人，他的心是永远不会背叛君主的，但因为他不能周密防备，所以一定会被人进言谗毁。陛下如果不能明察他的心迹，他可就不知哪天死于非命了。”
李嗣源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认为赵凤是安重诲死党，很不愉快。
果然，就有人来“检举”安重诲了。说安重诲要从河中起兵，要自己去讨伐淮南，还召引占相者为自己算命，等等，诸如此类。
明宗于是咨询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二人都认为：“这是奸人离间对朝廷有功勋的旧臣。安重诲为陛下做事三十年，有幸得到富贵，何苦谋反！我们请求用自家性命担保他。”
明宗看看扳不倒安重诲，就召见安重诲安慰他。史称“君臣相泣”，君臣互相感动得相对而哭泣。
但李嗣源对安重诲还是有猜疑。
赵凤有一次在中兴殿向皇上奏事，说：“我听说有奸人诬告安重诲。”
李嗣源说：“这是件小事，我已处理了，你别问了。”
赵凤说：“我所听到的，是涉及国家根本的大事！陛下您可千万不能以此为小事啊！”于是指着大殿说，“您看这座建筑，为何这么庄严宏壮？那是因为全赖栋梁柱石扶持啊，假如砍断一根栋梁，拆掉一根柱子，大殿就会整个倒塌。大臣，就是国家的栋梁柱石！安重诲起于微贱，跟着陛下历经种种艰辛，才让我朝兴旺，您也因此而成为中兴之君。怎么可以让奸人来动摇国家栋梁呢？”
李嗣源听到这里也很感动，对他说：“你说得很对。”于是严肃地处理了告密者。但李嗣源毕竟狐疑，后来治了安重诲的罪，赵凤还是多次说安重诲无罪，是个忠臣，李嗣源就将赵凤撤职。
当初，李嗣源镇守成德军时，李从珂就曾与安重诲相识，但他俩有一次在饮酒时，高了，互相“使酒”，于是有了争吵。李从珂跳起要殴打安重诲，安重诲赶紧逃了。酒醒后，李从珂后悔，赶紧道歉，但安重诲很可能没有忘记这件事。后来大权在握，安重诲就有了重新安排朝中人事的计划。
安重诲铁定地认为李从珂早晚会反，是出于私怨，还是政治洞察力？
《五代史阙文》记录一个说法：“明宗令翟光邺、李从璋诛重诲于河中私第，从璋奋挝击重诲于地，重诲曰：‘某死无恨，但恨不与官家诛得潞王，他日必为朝廷之患！’言终而绝。”
明宗李嗣源命令翟光邺、李从璋到河中诛杀安重诲于府邸，李从璋奋起挥动铁挝击杀安重诲在地上，倒在血泊中的安重诲还在说：“臣死无恨，但恨不能与陛下一起诛杀潞王李从珂，他日此人必为朝廷之患！”说罢气绝而死。
后来的事情果然如安重诲所预料：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早就心存“异志”的潞王李从珂已经成为凤翔节度使。不久，凤翔鼙鼓动地来，李从厚被杀，后唐进入李从珂时代。
所以，安重诲跟李从珂有私怨，但执意要将李从珂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很可能是由“大私”达到“大公”的一种政治逻辑。因“使酒”生怨而怀恨在心，就是“大私”；为“削藩”致治而殚精竭虑，就是“大公”。
叁 李从荣 李从厚 李从珂
环顾四周，都是敌国，江南有王法不到的藩镇，川蜀有分庭抗礼的藩镇，而河东石敬瑭徘徊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纵横捭阖之际，李从珂失去了机会。不要说与大汉刘邦比，就是与本朝李崧、吕琦、张延朗这几个平庸之辈比，他也是一个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庸才。
李嗣源的失衡
李嗣源用人失策，在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上，他就犯了优柔寡断的错误。
他的儿子李从荣问题重重。
李从荣是李嗣源的次子，被封为秦王，领河东节度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朝中有人劝谏李嗣源及早选择接班人，定李从荣为皇子，以免他人觊觎皇位。
李嗣源拿着这位大臣的上表泪流满面。他哭着说：“群臣要求早立太子。看来我要早一点到北都去养老啦！”
河东大藩治所在今太原，后唐时相对于“南都”洛阳，被称为“北都”。
李嗣源这番话透露了他的糊涂。李从荣当时已经劣迹昭彰，不堪托付社稷。李嗣源也知道这个儿子没大出息，但又沉吟不决，不能早立他人为皇子。甚至最后为了安抚李从荣，竟又封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当然，这个“大元帅”与国防部长枢密使一样，都不是实衔，并不实际领有全国兵种。实际领兵还需要皇上临时派遣。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李从荣既是实权地方司令，又是虚衔三军司令，还坐着宰相的位阶，权力也着实不小。
赵匡胤出生的那年，也即公元927年，李嗣源又任命三儿子李从厚为同平章事（朝廷可以有多个宰相），充任河南畿辅太守（相当于京城直辖市长），判管六军禁卫军事（六军即禁卫军）。
现在可以看到，李从厚的位阶与李从荣的位阶几乎相当。这是一个事件。等于说由谁继承皇位，现在还不好说。难怪李从荣听到这个任命后很不高兴。从此兄弟俩关系也开始紧张。
李嗣源之所以有这个决定，确实有削弱李从荣权力的算计，因为李从厚确实比李从荣贤明，口碑好，也得到更多臣僚拥护。李从荣虽然在父亲督促下读圣贤书，却无圣贤行。李嗣源曾跟当朝的一位枢密使说：“朕这儿子李从荣身边有人假传旨意，让他不必接近儒生，怕儒生削弱皇儿的志气。这是什么话啊！朕因为皇儿年轻，又管理藩镇，所以给他选了名儒做老师辅导他，没想到这些奸人竟说这种话！”由此可见，李从荣身边应该有反对儒学的人物。
历朝经验是：反对儒学的臣僚，一般不会有圣贤价值观，也必定没有圣贤之行。这个李从荣就在这样一堆人的影响之下，远离了李嗣源最初想培养他成为“圣君”的设计。
没有了儒学理念的“价值制衡”，权力作恶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李嗣源的昏聩还在于，他没有彻底抑制李从荣的野心，又没有有效地早立接班人。这就引发了“觊觎皇位”的种种可能。帝制时代，这是攸关王朝气数极为重要的大问题。李嗣源不论有多少“美德”，在这个问题上，他缺乏足够的政治家格局。史上称他为“明君”，我是不认的。
李从荣错失良机
且说李从荣，他在北都留守，心高气傲，又很腐败，北都政事也不处理。李嗣源听说后，就派了一个平时和李从荣比较友好的亲信，去劝说和引导他。此人私下对李从荣说：“河南相公李从厚恭谨良善，礼贤下士，很老练。您年龄比他大，应激励自己，不要让名誉不如李从厚啊！”
这番话说得比挑拨离间更阴毒。这类话语打着“关怀”的旗号，事实上最容易挑动人内心嫉妒的恶念。有时，关怀，就是挑事。无论这位亲信有意还是无意，他离间了李从荣和李从厚，让李从荣更加不高兴，对李从厚更加嫉恨。
李从荣有时也需要入朝汇报河东藩镇的工作。到了京城，跟随他的兵勇有数百骑，个个张弓搭箭，奔驰在洛阳的通衢大道上。当时朝中的执政对他很不满意，李从荣也感觉到了执政们对他的不满，有一次私下对亲信们说：“等我有朝一日做了皇上，把这帮文武们都灭门杀光！”
这话传出来，朝中大臣人人恐惧。包括后唐一批名将都心下不安，于是多次请求“外放”，也即离开京师到藩镇去做官避害。
这些要求“外放”的朝官也包括石敬瑭。
李从荣长了一副鹰眼，常常侧眼看人，待人轻慢无礼。当时做着同平章事的石敬瑭正兼任六军诸卫副使，军事实力仅次于李从荣、李从厚。石敬瑭的妻子永宁公主与李从荣是同父异母所生，但从小就与李从荣相互憎恶。
这些因素凑在一起，李从荣还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
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李从荣后来的悲剧是典型的秀才造反类型。
李从荣自有恶习，但他也是一个好吟风弄月的小文人。当初他做河南府太守时，曾聘请一个叫高辇的人做推官（司法局长）。高辇也能写诗，史称宾主相遇甚欢。从此出入于河南府的，大多都是当朝文人名士。这些文人懂诗词歌赋，但是不懂政治军事，尤其不懂人情交往。所以跟一班武夫偶有来往时，那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以至于有的武士议论道：“秦王好文，交游的人都是骚客文人，这小子万一要是面南背北了，咱们这帮家伙可就危险了，还不都得转死到沟壑里去？不如早一点想想办法。”
这话也渐渐传到高辇的耳朵里，李从荣也听说了。
矛盾已经渐渐明朗化。怎么应对？
高辇出了个主意：“大王您啊，就假装生病了。这帮家伙会假模假式来探望您，这时，请大王埋伏了壮士，乘其不备，全部斩杀。这样，也许能够免除我们的灾祸。先下手为强啊！”
李从荣犹豫道：“至尊还在啊！咱们这么干，至尊怪罪下来，岂不危险？”
高辇说：“儿子摆弄父亲的兵，罪过当然有，但也不过是挨一顿鞭子；不这么做，那可就悔之晚矣！”
李从荣犹豫着，没有做这件事。
有一天，李嗣源大病，李从荣入宫问安，李嗣源已经抬不起头来了。有一位王淑妃对李嗣源说：“从荣在此。”李嗣源也听不到，不能应答。李从荣出来时，听到宫中很多人在哭，他以为李嗣源已经死了。于是第二天不再入宫，假称自己生病。但是他没有想到，李嗣源当晚病已见好，并没有死。这个消息，没有人传给李从荣。他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亲兵守宫门
李从荣自知朝中上下没有多少人拥护他，担心不能成为后唐继承人，于是做出了又一个愚蠢的决定：与死党预谋，带兵入宫，假称看望重病的老爸（他以为老爸已死，托名“侍疾”），以抢先攫取最高权力。但是他的“死党”并不忠诚于他，很快就有人将消息带入宫中。王淑妃及大内总管宣徽使孟汉琼知道后，惊愕之后做了准备。
这一天黎明，李从荣以为万事俱备。
他从驻地河南府出来，带领步骑千人在洛阳皇宫不远处的天津桥上列阵。他以为此行必定成功，连甲胄也没有穿，故意穿了平时的休闲服，晃晃悠悠地做出镇定的样子。他召来找得到的朝廷官员对他们说：“我今天已经决定入宫，并要住进准备嗣位的兴圣宫。各位枢要大臣都有自家宗族，做事应细细斟酌，是祸是福，可就在须臾之间了！”
说罢，他派出了府邸亲信到宫中与大臣联系，又令人率兵逼近皇宫，到了端门之外。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