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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如此，老赵待赵普还是太过分了。史称“不仁者，不可与托国”，老赵等于将大宋帝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托付于赵普的智慧和性情中，故大宋之得失都与赵普有关。在以后的日子里，赵普出于“固宠”的目的，在太宗面前戕害赵匡胤的子弟，就是信任“不仁”之臣的结果。
按船山的说法，老赵实在应该效法光武帝刘秀，简拔敦朴纯雅之士，以化解强悍桀骜之风，这样的人在朝总揽枢机，既可以平服藩镇之祸，也可以公忠体国，不至于以私心排挤武臣。如此，则燕云之地，很可能是另外一种面貌。《宋论》中，船山先生最后说：
险诐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纲维。呜呼！是可为天下万世痛哭无已者也！
阴险之人，居于国家腹心之地，一言不当，就会导致百代根本的裂痕。唉！这真是可以为天下万世痛哭不止的悲剧大事啊！
有意思的是，船山先生不仅在《宋论》中对赵普阻止曹翰的事痛骂不已，在《读通鉴论》中，甚至说赵普是奸细：
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伟论，遂绌曹翰之成谋，以力敝于河东，置幽、燕于漠外，则赵普之邪说蛊之也。普，蓟人也，有乡人为之居闲，以受契丹之饵，而偷为其姻亚乡邻免兵戈之警，席犬豕以齁睡，奸谋进而贻祸无穷。惜哉！其不遇周主，使不得试樊爱能之欧刀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老赵有志于幽燕，但最后，不能追怀王朴《平边策》中的战略规划，竟罢黜曹翰筹之烂熟的谋略，将力量消耗于河东，置幽燕于于沙漠之地，这一切，都是赵普邪说蛊惑的结果。赵普，是蓟州人啊！那里就在幽燕之地，有受契丹收买的当地同乡在居间传话，赵普就是不想让兵火烧到他的家乡！跟猪狗之辈在一起酣睡，于是有奸谋进而贻祸无穷。可惜啊！没有让赵普遇到周主柴荣，不然，也让他像樊爱能那样被锄奸！
船山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对当时未能实现王朴、曹翰的谋略深感痛心，但将赵普说成奸细，可能还需要一点实证。
契丹主动来修好
曹翰，杀人不眨眼，但还是个诗人。宋太宗能背诵他写过的一首诗，其中有句：“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摩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据说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这首诗。曹翰有志于幽燕，看来是事实。没有让他经略幽燕，很可能是大宋地缘政治方向上的一个巨大失误。
话说老赵，当赵普等人主张不动幽燕之地时，也想到了“羁縻”政策。如果暂时不能动，那么安排大宋与契丹边境的长久和平，也许不失为一个次优战略。
老赵得国之后的第二年，专门下诏停止了一项“骚扰”契丹多年的边民习俗。
原来，五代时，各中原国，大多招募边民出塞去盗取契丹等部落人的马匹，然后，由官方给盗马者酬金。
《宋会要辑稿·蕃夷》说：“太祖建隆二年十月，诏北面诸州禁边民无得出塞盗马。”
元代佚名《宋史全文》也说此事：五代以来就鼓励边民盗马以补战马之缺。但老赵“欲敦信保境，戊戌，敕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前所盗马，尽令还之。”
据说，此举令“夷狄畏慕，不敢内侮”。
盗马，可能给契丹造成麻烦，但不会对契丹伤筋动骨，这事对于两国间的来往也是一个疙瘩。最重要的，老赵自始至终就有一个明确的“天下目标”（如前所述，不是“政权目标”“部落目标”“寡头目标”或“个人目标”）：培养大宋王朝的道义天下。他不愿意看到廉耻的沦丧。鼓励民间“盗马”，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爱大宋”的举动，但在人性的道德方向上出了问题，这就是利用了人的“侥幸心”而默认了盗匪勾当。道义天下，不欣赏这类行径。
老赵用培固道德元气的方法，渐渐化育出一个文明邦国。大宋，在契丹那里赢得了尊重。
开宝七年（974）十一月，契丹国的涿州刺史耶律琮，给大宋知雄州孙全兴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件，信中大意：
我耶律琮受大辽君恩，充当边任，但没有境外交往的权力，说得未必合适。但觉得只要事情有利于家国，可以来做，所以来写这封信。我私下以为：南北两地，古今所同，为何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友好来往呢？过去后晋石重贵时，因为政出多门，被他们国内的强臣蛊惑，忘我契丹大义，于是有干戈之用，生灵于是罹灾。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能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以此来休息疲敝之民，重修旧好，长为盟国，不是很美好的事吗？我耶律琮微不足道，但敢与参与大义，希望能觉悟，恳请洞察详鉴。
耶律琮这番话显然是契丹来投石问路。
孙全兴将此信转给太祖，太祖不以朝廷名义，但命孙全兴回信答复。
第二年三月，契丹派来了使者，带着国书来交聘。
国书中自称“契丹国”。太祖命负责人到边境迎接契丹使者，在都亭驿休息。到京师后，太祖召见，赐给袭衣、金带、销金皂罗帽、乌皮靴、器币、银鞍勒马等。随后，又在内殿设宴，召使者就坐，观看老赵亲手培养的殿前诸班骁勇士在后苑骑射，还令契丹的一个使者与老赵的卫士做竞技比赛，驰射马球、马上截柳枝等等。等到使者回契丹，老赵仍然赐给他很多器币衣服。
契丹能主动来修好，如果从此不生边衅，即使暂时不能恢复汉唐旧地，生民也可从此免予兵锋。在“时运”不到的时刻，也许就是一个比较中可以接受的地缘格局。太祖赵匡胤也许正在等待契丹主动来修好。契丹使者走后，诸臣对这个局面很兴奋。他们认为北境过去一直视中原为“儿皇帝”“孙皇帝”，现今能以平等姿态与大宋交往，实在是五代以来所未见。于是齐声恭维太祖赵匡胤。
老赵对宰相们说：“自五代以来北敌强盛，盖由中原衰弱，以至晋帝蒙尘，亦否之极也。今慕化而至，乃期运使然，非凉德能致。”
左右皆称万岁。
老赵这段话对理解大宋此前此后的北境政策很重要。他这段话译成现代语就是：“自从五代以来，北敌一直很强盛，主要是因为中原衰弱，这才导致了晋帝石重贵被俘受辱。但这也是衰运的极点。否极泰来，现在我大宋强盛了，契丹歆慕我中原文明愿意来结盟好，这是‘期运’的结果，不是我这个德薄之人能做到的。”老赵这话至少可以品味出三层意思：
一、大宋与契丹的和好，乃至于结盟，是可以接受的格局。
二、大宋不能主动结好契丹，但契丹主动结好大宋，则应抓住难得的“期运”，积极应对，促成和好。
三、要想让契丹“慕化”，大宋必须强盛。
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赵光义初期没有接受赵匡胤的这个基本思路，在平定北汉之后，不惜与契丹一战，结果大败；宋徽宗时执行“联金灭辽”国策，不惜毁坏“澶渊之盟”，结果引狼入室，被金兵灭亡北宋。这之中自有各种道理可说，但如果无法达致“最优”也即“期运”不来时，“次优”选择就是“最优”选择。老赵不得已结好契丹，就是一项不失尊严的“次优”选择。这个“次优”选择，最要紧的主题词是：“期运”。对这个“期运”的理解就是：大宋自身要慢慢强盛，而契丹能主动来“慕化”，这两个条件什么时候能够达致，“期运”什么时候才能来临。一定要等待契丹来主动结盟，否则事不成。
看明白这一层关节的人，当属吕中。吕中字时可，南宋时曾中进士，官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其史论著作《大事记讲义》评论北宋事多有卓见，元佚名《宋史全文》几乎引用了他的全部议论。他对“契丹和战”问题有一个看法，就深中历史不传之秘。他说：
和，非中国得已之计也。然和出于彼则和可坚，和出于我则和易败。太祖当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复与太原相援，以汉高帝处此，必有平城之忧（刘邦曾在平城被匈奴围困）；唐太宗处此，必有借助之举（李世民曾借助西域之兵）。惟太祖专任边将，来则拒之，去则御之。且未尝遣一骑以出境，亦未尝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边臣贻书而后命边臣以答之（为前述契丹国涿州刺史耶律琮与大宋知雄州孙全兴书信往来事），必待其来聘有礼而后遣通和之使以报之，其得中国之体矣。景德之和（谓真宗时的澶渊之盟）所以久而宣和之和（为徽宗时的种种求和）所以败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太祖一朝，虽然未曾与契丹“结盟”，但实现了“和好”。这是后唐李嗣源、后晋石重贵之后，契丹重新与中原的“交聘”。
开宝八年（975）八月，契丹还派来使者向太祖赵匡胤奉献御衣、玉带、名马。太祖“皆厚赐之”。有意味的是，老赵还带着契丹使者到近郊打猎。老赵亲自箭射走兽，“矢无虚发”，史称“使者俯伏呼万岁”，并私下里对翻译说：“皇帝神武无敌，射必命中，所未尝见也！”
等到老赵平定江南，契丹知道太祖皇帝“善射”，又来贡献弓矢名马。
开宝九年（976）长春节，契丹又派遣使者来贡献御衣、玉带、银鞍勒马。
长春节，是大宋“圣节”，也就是老赵的诞辰日，即农历二月十六日。五代以前的惯例，帝王诞辰，地方和各类官员都有“进奉”。建隆元年，礼部依群臣所请，设长春节后，太祖下诏：“今后长春节及诸庆节，常参官、致仕官、僧道、百姓等毋得进奉。”这样，节照过，但“进奉”免了，应该说，减轻了士庶的不小负担。但契丹来“进奉”，老赵照纳。
开宝九年，是太祖赵匡胤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已经完成了他想完成的部分事功。这一年正月，群臣拟议中给他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老赵说：“今汾、晋未平，燕、蓟未复，谓之‘一统’可乎？”拒不接受。于此可见，河东、幽燕，对老赵来说多么重要。它们成了老赵最重要的未竟事业。
老赵逝世以后，契丹得到消息，更派出了使团前来“修赙礼”，出资为老赵办丧事。
拾 金匮之盟与烛影斧声
开宝九年（976）冬十月癸丑，正当征伐北汉的前线不断传来捷报之际，赵匡胤病逝。按照“金匮之盟”，也即杜太后遗命，兄终弟及，赵光义即位。关于赵匡胤之死，史上不乏包括“斧声烛影”式的各类传说。老赵带着他宏伟的迁都计划退出历史舞台。
赵匡胤的“郡望”
大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这是赵匡胤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春末，老赵西幸。
他要在有生之年，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洛阳去看看。赵匡胤的青少年时代也即“微时”，主要在河南一带度过。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夫人也都葬在河南洛阳。老赵这次“西幸”，除了祭奠父母外，还有一个从未讲述过的心愿：迁都。他要将大宋都城从开封迁往洛阳。
赵匡胤是洛阳人吗？
事情涉及所谓“郡望”。
赵匡胤的“郡望”，史有三说：河北涿州说、河南洛阳说、甘肃天水说。
“郡望”，是“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