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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帝李从厚则在逃亡中到达卫州（今河南汲县）。
这时，他遇到了一支劲旅。
遇皇辇石敬瑭围歼
开始不辨番号，只见这支部队遇到皇上的车队居然不躲避，李从厚左右还端着朝廷的架势叱责他们冲撞皇家舆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镇州节度使石敬瑭。镇州，就是石敬瑭刚刚改封的藩镇河北正定成德军。
石敬瑭听说宫中有变，正带着队伍“勤王”，半路见到皇辇，也赶快下马在路旁拜舞，行君臣大礼。
李从厚也下马拉着石敬瑭痛哭流涕。
此际，李从厚还不忘记石敬瑭的太太长公主是自己的妹妹，于是打出了亲情牌，他对石敬瑭说：“李从珂这家伙为害社稷，宫中大臣也背叛了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长公主告诉我来见你，共谋社稷大计。”
石敬瑭说：“这里是卫州地盘。我早就听说卫州的王宏贽对国家往事非常熟悉，有谋断，我就去见他，一起来商议大事。”
说罢，就快马加鞭，去寻王宏贽。
李从厚大喜，他认为这下有了救兵了！于是不打算再去魏州，而是企图依托石敬瑭干掉李从珂，东山再起。于是安静地在驿亭之内等消息。
石敬瑭见到王宏贽就说：“主上流亡至此，出于危机之中，我等都是他的亲戚下属，事已至此，何以图全？”
这一番话，道出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权贵特色——他们没有价值，只有利益。君王遇难，按照君臣大义，自有不必犹疑的安排，但石敬瑭道出的意见却是：“何以图全”，怎样能有一个保障我等不受损失的安排！这等格局，唐末以来比比皆是，可以称为“亡天下”——天下正道已经没有多少人恪守，给未来的大宋带来了难题。赵匡胤一生要解决的四大难题之一就是“天下沦丧”。
王宏贽闻听石敬瑭这一番话后，有了细密的算计。
他说：“天子躲避夷狄，古也有之。但皇室在奔迫之中，应该有文武大臣、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跟随。只有这样，我等武夫供奉君主，能够感觉到朝廷尚在，并不觉得社稷已亡。太尉你从天子身边来，看这位天子，带来了多少重臣、近臣？是否有国之重宝、天子仪仗等？”
石敬瑭老实答道，这些都没有，一共也就五六十骑。
王宏贽道：“大树将倒，一根绳子是维系不了的！现在皇上就这五六十骑奔窜而来，无将相一人拥戴跟从，气数已尽，没啥前途啦！古人所谓‘蛟龙失云雨’，说的就是这个境遇啊！我知道的是，现在六军将士都在李从珂府邸，太尉您就是国戚，也无可奈何了！”
石敬瑭想想也是，心下有了决断，于是与王宏贽一同到驿亭来谒见后唐皇上李从厚，同时派出大兵围住了驿亭。
驿亭坐定后，石敬瑭召来诸将和李从厚的随从，一起“讨论”未来安排。众人不知就里，石敬瑭就用王宏贽的一番话来问流亡朝廷诸人：“你们既然从京师来，国之重器，玉玺、仪仗，以及文武大臣在哪里？”
李从厚在旁边听着，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跟随李从厚的弓箭库使（保管弓箭器械的仓库管理员）沙守荣等人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怀着一腔忠烈之气，上前说道：“现在的主上乃是昔日明宗的爱子，太尉您也是明宗的爱婿，既然同享富贵，理应休戚与共！主上颠沛流离到此，你本应与众商讨恢复大计，不料却索要文武大臣、国宝、仪仗！你是想以此为借口，打劫天子吗？嗯？”
说着，抽出佩刀就去刺杀石敬瑭。石敬瑭手下的亲兵头领陈晖（相当于警卫团长）出剑捍卫，沙守荣与陈晖独斗几个回合，不胜，战死。
石敬瑭的牙将刘知远等人，随即将李从厚的随从五十余人全部诛杀，只留下当今天子在驿亭，派人看守。
宰辅之论与禽兽行
闵帝李从厚逃出京师后，后唐帝国的首都，一时无主。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帝国精英凭借自家识见的高低有了一次表演。
冯道、刘昫、李愚仨宰相，一早来上朝，到了端门，听说皇上已经“北走”，知道国家终于出了大事。冯道、刘昫准备打道回府。
李愚发表了一番议论：“天子出走，我们这些宰辅大臣未能参与谋划。现在，太后还在宫中！天子不在，太后当国。我们应当到中书省政事堂，派小黄门太监去听取太后意见：现在究竟怎么办、如何进止？得到太后意见后，我们再回自己的宅第，这是人臣大义啊！”
李愚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不能在国家没有天子的时候，撂挑子不管事；天子虽然不在了，但太后还在，按照“习惯法”，我等应该在天子缺席时，去请示太后。这是“人臣大义”。
冯道说：“主上丢了江山社稷，已经没有君主；我们作为人臣，只能侍奉君主；没有君主，就去入宫，恐怕不合适。再说，潞王已经到处张贴榜文，大事如何，尚不可知，我等不如回去听候命令。”
冯道的意思是：我等一班大臣只认天子，但丢了江山的天子屁也不是，所以，现在没有了天子；而没有天子，我等进宫不合适——万一有事说不清。现在潞王要进京，我等就得回去等着，看看日后有啥来自天子的命令，再说。言下之意，就是承认了潞王武力篡权的合法性。
冯道说罢，不等李愚回应，便往自家府邸走去。
回家途中，路过天宫寺，这时京城巡检使、公安局局长安从进派人追来告诉他说：“潞王已经加速赶路，奔京师而来，很快就要到了。相公您应率百官到城西去迎接。”
冯道闻言，便在寺中停下来，就地召集百官。
大秘书中书舍人卢导也来到了。
冯道对他说：“我在这里等待舍人先生很久了，现在最急需办的事，是要准备一篇‘劝进’的文书。劝谏潞王尽快即位为我朝新任天子。这事你来做最合适，请马上起草。”
卢导说：“潞王入朝，百官列班迎候也就可以了；即使有废立之事，也应听太后的敕令。我等岂能仓促之间这么草率就劝进呢？”
冯道这时说了一句四字名言：“事当务实。”办事应从现实出发。
卢导不同意，反驳他说：“现在天子在外，吉凶未卜。哪有天子在外，人臣却突然劝进另一个人来进皇帝大位的事啊！你老先生也不妨想想，如果潞王来了，人家不想做天子，人家坚持脸朝北做大臣，然后用君臣大义责备我们，我等将用什么话来回应？我看您不如率百官进谒宫门，给后宫送进名帖问安，听从太后的进止意见，那样便去留两善了。”
冯道还未及回答，安从进又派人来催促，并说：“潞王已经来了。太后、太妃已派遣宫中使者去迎接慰劳了！百官怎么还不尽快列班迎候？”
冯道等人赶紧朝宫中走去。到了宫中一看，潞王还未到达。冯道、刘昫、李愚就停在上阳门外小憩。
卢导又从他们面前经过，冯道又召他来谈刚才的话题。意思还是要他草拟劝进文。卢导对答如初。
李愚同意了卢导的意见，并自责说：“舍人说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的罪过，太多了！已经擢发难数（就是拔下头发来数也数不尽了）！”
这一段应答特别能够见出五代时精英士人心态，读懂这三位当朝宰辅的意见，也就特别能了解那时精英人物的价值观，也因此更能理解赵匡胤收拾人心，推演“天下”文明的良苦用心。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有一议论，可见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见：
有人会问：冯道、李愚、刘昫之论，在新旧君主更替之际，谁的意见比较合乎道义？我要说：都不合道义。譬如一群奴才侍奉主子，家主死了之后，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养子（如李从珂），一个是亲子（如李从厚），二子争夺家政，最后养子胜利，而亲子失败。一个奴才说：“都是主人的郎君，我等可以跟从胜利者，去辅助他就可以啦。”说这话的人就是冯道。一个奴才本来也想辅助这个胜利者，但他不敢明白表示，就说：“我认为应该听听主母的意见，主母说辅佐谁，我们就辅佐谁。”说这话的人就是李愚。那么卢导的意见又怎么样呢？我说：卢导不肯草写“劝进文”，这是对的；但他的持论，却与李愚相近，不过是从太后那里拿到肯定意见再来公开辅佐潞王而已。但是这样的时刻，对于宰辅冯道、李愚而言，他们应该怎么办才是对的呢？我说，就如汉代人所议论的那样：“主在我在，主亡我亡”。但这还不过是下下策，不能尽符合道义啊！真正符合道义，还是要回到孔夫子那句话：“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如果社稷危机不能扶持，江山倾覆不能挽救，那还用宰辅干吗！明乎这个道理，就知道，为相者，贵在持危扶颠，不是以尽忠死节为贵也！
胡三省这一番话从宰辅功能分析，认为这几位宰辅都没有尽到自己“持危扶颠”的职责，事实上就是批评他们：当江山社稷已经倾覆之后，宰辅已经没有前途可言，冯道、李愚不能以身殉国，还都不过是贪恋权禄之徒。
但我愿意在这里为李愚做一次声辩：乱世中，驽马恋栈，是常情；同样面临邦国变局，恋栈中，宰辅失职，他人全无“耻感”，只有李愚有过自责，认为失国之罪“擢发难数”。窃以为，有此一点“耻感”，与冯道那种看似全无心肝的“事当务实”姿态比较起来，还不失为一点微薄的“士风”。
大环境道义沉沦中的一点羞愧，并不轻松。
这之中，最严重的是冯道。他那四字名言，也许有完成军政“实然”条件下的平衡功能，但在此时此地的讲述，场合不对，失去了话语宣称的“妥当性”。因为，在这个君王交替的重大历史时刻，“事当务实”，按其逻辑和语用展开，已经看不到星点“士大夫”的风尚，全是驵侩交易中的利益（而非价值）计较。船山先生对此有议论，批评冯道，堪称入木三分，值得了解。我这里选一部分略作梳理，原文载《读通鉴论》中：
李从珂篡位，冯道即命快快草拟“劝进文书”，卢导要等太后命令，而冯道居然说：“事当务实。”有这样一句话，冯道一辈子为天地不容之恶全都暴露出来。所谓“实”是什么？是禽心兽行所以用来依据的东西而已！好比说好吃的东西，好看的女人，活着的人去享用，都是可以理解的“实”，但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扭着兄长的胳膊去抢食，没有老婆爱的时候，抢个年轻的少女去共寝，能美其名说：我这是“务实”，不愿意为虚名所阻碍吗？所以说，“义”，用来制约人心恶欲，就是“名义”；“节”，用来规划天理范围，就是“名节”；“教”，用来合理宣泄人性，就是“名教”。名义、名节、名教，可见“名”的用处是很大的。……贤者抛弃了“名”，只要一“务实”，就会陷入轻薄浅陋，戕害天理，灭绝圣贤之风和儒家名教。何况当此国家危急、君王困顿之际，邀买富贵贪生怕死，不体恤君王父老的死亡覆灭，却说什么“务实”——他的恶，还有个头吗？冯道这里说的“务实”，是天理所不能容的！……按照他这话的意思，天下人都应开始关心自己的锱铢小利，求得片刻的安宁，蒙面丧心，上不知道有国君，内不知道有父母，公然以贪婪猥琐无赖趋利纵欲之情，毫不害臊地堂皇告知天下，理由呢，就是欣然自得的那句话：我务实，我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