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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实都在证明，李重美和刘皇后，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一点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这是贵族风范，值得表彰。
当晚，石敬瑭进入洛阳。后唐亡。
在后来的日子里，石敬瑭的后晋迁都汴梁，洛阳成为“西京”。
伍 三镇造反
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石敬瑭的命运
按钱穆《国史大纲》的说法，石敬瑭割赠幽、蓟十六州，至元顺帝退出中国，其间凡424年，那一带土地，可以说长受异族统治。虽然此地各个民族都曾受到汉化，但实在不能与中国本部相比。严格来说，十六州中之某几部分，自唐代安史以来，早已不能直接沾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之培养。如是则先后几乎将及六百年之久。
钱穆还认为，国家内乱，借援外兵，引入内地，唐代亦屡有其事。后世责石敬瑭不当借援契丹，却忘了石敬瑭自身早是一个胡人。他在耶律德光前自称“儿皇帝”，也是自安禄山以来相沿的“北人遗风”。
钱穆认为“唐代对于民族观念之不重视，流害遂至于此”。钱穆看到唐人政制，沿袭北朝周、隋。“惜当时北朝周、隋诸儒，以环境关系，未能发明民族华、夷之防，唐人遂亦模糊过去。”
这是将五代石敬瑭的乱政算到唐玄宗时代，也有道理，可以备此一说。但直接开启大宋“冗兵”负担、导致靖康之变的地缘政治恶劣生态，则不必推远到唐玄宗时代。石敬瑭就是罪魁。在大宋地缘劣势前，石敬瑭难辞其咎。
此外，也要知道，石敬瑭自称“儿皇帝”虽然属于“北人遗风”，但纳入中原文化圈考察，毕竟是一种自轻自贱的姿态，不然，为何不称契丹为“儿”，自己为“父”呢？考二人的生卒年，石敬瑭出生于892年，耶律德光出生于902年。石敬瑭四十四岁，耶律德光三十四岁，石敬瑭比耶律德光还大整整十岁，但他依然自称“儿皇帝”。虽然这类“排辈”在中原文化中也常见，某人辈分高，年纪未必大，是家族中可以观察到的风景；但作为异姓而称谓他人为“父”，自称为“儿”，这在中原文化中就构成了一种贱行或耻辱。石敬瑭之所以自称“儿皇帝”，固然有以此辨别亲疏，而不是辨别长幼的意思，但以相差十岁的年龄依旧称谓对方为“父”，个中摇尾乞怜的低姿态是不难考见的。
但石敬瑭的低姿态并没有换来属下（主要是藩镇）的普遍忠诚。
他治理中原，问题重重，不能得到藩镇的支持，后晋是不够“坚挺”的。
石敬瑭在后来的日子里，极力讨好藩镇，甚至也可能是真诚地安抚藩镇，但燕云乃至于整个后晋，各藩镇间，有人出于耻服契丹，有人出于藩镇野心，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令。
全国各地，就像有一股“反石”的浪潮。石敬瑭个人气场不够，治国策略不佳，最重要的，他的战略选择，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千年中国史可以依稀看出内在的人心相背：投靠异族，对国人而言，不是值得托付的政治选择。任何时间，都会有一种可能：以驱逐异族为政治诉求，重新谋取“合理”权力的上位。尽管，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
兵部尚书死不降契丹
大同节度使（驻云中，治所即今山西大同）判官吴峦，关闭城垒，拒绝接受契丹诏命。大同属于“幽云十六州”之一，吴峦此举，等于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治安排。
吴峦，史称“少好学”，但他在科举中“举明经不中”，报考“明经科”没有考中，后唐时，出任大同军节度使沙彦珣的从事，累迁判官。石敬瑭颠覆后晋之后，契丹撤军时，路过云州，沙彦珣出城迎谒，被契丹掳走。吴峦因此对城中将士们说：“我等皆属礼仪之邦的文明人，怎能向野蛮的夷狄称臣！”
将士们为他感动，就推举他为大同军主事。
这时石敬瑭虽然已将云州割让给契丹，但吴峦仍率将卒顽强拒守。契丹围攻大同七日，还没有攻克。石敬瑭知道难题来了，但他硬着头皮给耶律德光写信，让契丹撤军，说是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契丹解围后，石敬瑭以升官为交换条件，召吴峦回京。改授他为武宁节度副使（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再迁右谏议大夫，复州防御使（治所在今湖北仙桃）。吴峦勉强答应了这个条件，回朝。
但天福七年（942），石敬瑭死后，石重贵即位，与契丹绝盟。当时后晋的边境要塞贝州永清军（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战略地位重要，后晋在此地囤积粮草，以防契丹入侵。当时永清军节度使是王令温。王令温虽然也有战功，也有与契丹大战的经历，但石重贵认为吴峦当初拒绝投降契丹，应该比王令温政治上更可靠，就让王令温回朝做官，调吴峦为永清军节度使，应对契丹。
王令温有一个牙将，心怀叵测，曾引诱契丹来袭贝州。此人有骄悍之气，难于管制。当初王令温曾经削夺了他的牙将职位。吴峦来到贝州后，爱兵如子，善待士卒，又不聚敛财富，一时颇得人心。这位牙将看到这局面，就假意钦佩吴峦，表示愿意在吴峦帐下效犬马之劳。吴峦对他也是推诚相见，让他督导将士和招募的义兵守卫贝州南门，吴峦带兵守卫东门。
开运元年（944）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大军来攻贝州时，带来很多攻城器械，吴峦见状，开东门，放入带着攻城器械的契丹士兵，而后关闭大门，率城中兵民奋力激战，将引燃的柴薪投入夹城之中，将契丹兵和攻城的战具焚烧一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丧心病狂的牙将，却打开了南门，契丹兵一拥而进。吴峦率众抵抗后，见城中已乱，知道大势已去，即乘马返回馆廨，整顿衣冠，投井而死。贝州失陷。
可以将吴峦将军表彰为誓死不降契丹的后晋英雄。
石敬瑭归附契丹后，应州（今山西应县）也属于割让之地。但当地的武官，指挥使郭崇威，不想接受契丹的侮辱，率众离开已经属于契丹的辖地，南归。
郭崇威，后来出任后晋武官。后晋第二代也是最后一代君主石重贵时，他曾与刘知远一起戍守太原，这期间，他与后来的后周太祖郭威相友善，一直在郭威麾下，有战功，后汉以后，他与郭威一起镇守邺镇（属天雄军，治所在今河北邯郸），后来成为后周的开国元勋之一。他的姓名因为与“郭威”的“威”重名，出于“避讳”制度，郭威称帝后，郭崇威改名郭崇。
石敬瑭时的兵部尚书王权，曾被召要出使契丹，向宗主国表示谢忱。但他拒绝出使。他认为自己累世将相，不能做这种无羞耻之事，他对人说：
“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我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向草原帐篷屈膝下跪！
于是假托年老有病，不赴诏命。石敬瑭大怒，罢免了他的官职。
王权是老臣，他出生于唐懿宗咸通五年（864），从曾祖父起，世代都是大唐官僚，石敬瑭的后晋，考虑到他的官宦背景，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但王权毕竟有大唐的士风，在这样一个乱世，屈身去赴穹庐请安，这事，他做不出。这就是儒学讲述的“有所不为”。
君子“有所不为”，小人“无所不为”。之所以“有所不为”，是因为有生死以之的价值观。王权在这个问题上的姿态，凸显了一种大丈夫气概，五代乱世，难得。
石敬瑭无力控制全国局面，他最信任的武官刘知远，事实上也已经开始心怀异志，像更多的地方藩镇一样，在观望，在与石敬瑭玩推手。
……
这时节，更有三个重要人物，举兵反晋，在摇摇欲坠的后晋建立之初，像拳击手一样，又给了后晋三记勾拳，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沉重地打击了”刚刚成立的后晋政权。这三个重要人物分别是：范延光、安重荣、安从进。
范延光心生“异志”
范延光正做着天雄（今河北邯郸）节度使。他不听“儿皇帝”节制，以魏州也即天雄军为根据地、大本营，开始“造反”。
天雄，是唐以来的要塞称谓，史称天雄军。此地曾名魏州，又称魏博，后又改名大名。故唐末以来史上所谓“天雄、魏博、魏州、广晋、大名、邯郸”，辖地虽有变化，但大致所指是同一个省级军政辖区。其地大致相当于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属于史上著名的“河朔三镇”之一。另外两镇是范阳（又称幽州、卢龙，辖境在今河北北部，北京、保定及辽东等地）、成德（幽州以南河北中部，西接山西）。三镇依次为中原北部的三道屏障，范阳是第一道屏障，如今已经属于契丹；天雄为最后一道屏障，天雄破，中原就成为前线了。
此地故实甚多，当初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在这里反叛李存勖，得了天下。现在，范延光就镇守在这里。
说来这位范延光“微时”，也即没有出名之前，本来没有多大野心。但他遭遇了一个江湖术士张生的蛊惑。张生对他一番恭维，改变了他的心态。
张生说：“看您这面相、骨相，将来必定可做将相。”
不久之后，范延光做了官，算是跻身显贵行列，他想起张生的话来，觉得他的相术太准啦！于是就召他在麾下做参谋或顾问，对他极为器重信任。
有一次，范延光梦见有蛇从肚脐眼儿钻进肚子里了，就问张生这梦主何吉凶。张生一如既往地说拜年话：“蛇啊，就是龙，这是龙蛇啊！这是当帝王的兆头啊！”
范延光闻言大喜，从此有了“异志”。
这件事可以与李嗣源时那位周玄豹术士“媲美”。李嗣源也是因为周玄豹相术很准，想召他入朝做官，但是遇到大学士赵凤的劝谏，最后没有让周玄豹入朝，也因此避免了术士祸害下的灾难。但范延光不同，没有人劝谏他。因此，他只能按照有限的个人智慧来处理这件事。
五代十国，乃至于三千年历史故实，我看惯了这类术士的恭维，大致规律就是：术士吹捧主家，主家大喜过望，后来果然部分或全部实现术士的预测，于是术士被召来做官。但这之后，就是一场悲剧，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范延光也不例外。
范延光在后唐时与潞王李从珂关系亲密，潞王做了皇上也即史称末帝之后，与石敬瑭对峙，晋阳大战时，范延光曾奉命带两万精甲步骑到辽州（今山西左权），与赵德钧形成掎角之势，对付河东和契丹联军。但李从珂很快覆亡，赵德钧等人又投降了契丹，范延光即匆忙带兵返回天雄大本营，虽然表面上向石敬瑭上表愿意归附，但内心一直不安。
那时有个成德节度使董温琪，投降契丹，被契丹掳往北方草原。董温琪的部下有个叫秘琼的，自说自话做了成德军的“留后”。范延光于是暗中写信给秘琼，要求俩人勾连一气，共同对付石敬瑭。秘琼接信后应该有过恐惧，觉得天雄虽然是天下名镇，但是要推翻有契丹支持的晋帝国，似乎可能性不大。所以没有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