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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乱世道义灭裂
且说“括率”。这个恶政，虽然是国家政府行为，但在地方官那里，往往要借这个政策巧立名目，不遗余力地盘剥辖区士庶，只要找到借口就上报朝廷要求“括率”，以此实现个人私欲。
镇守山东东平的杨光远，不久后投降了契丹，后晋朝廷下诏令山东兖州修筑守备设施，防御杨光远。当时的泰宁节度使安审信，就以“造城防楼堞”之名义，开始横征民财，充实自己的钱粮收藏。后晋朝廷大理寺卿张仁愿受派为“括率使”到兖州，带来的指标是：收取缗钱十万。来时，正赶上安审信不在，张仁愿以为他故意躲藏朝廷“括率”，就拘捕了泰宁的守藏吏，省军区仓库管理员，并指令他取一个库的钱。守藏吏见来人持有尚方宝剑，只好照办。这一个库的钱，就满足了十万缗的指标。而这样的库藏，安审信有不止一处。
后晋朝廷在赋税方向上是不讲理的。后唐时，规定各州府可以自卖海盐，一般每年可得十七万贯，当时不许民间卖盐，盐法严峻。石敬瑭德政之一就是开盐禁，规定：每户纳“食盐钱”自一贯到二百，分为五等，然后允许在这个范围内自贩海盐。这样就让国内的盐价下跌到每斤十到二十文。百姓曾因此蒙利。但到了石重贵即位，当年就改为重征盐商，过往贸易者收税：每斤七文；店铺坐商收税：每斤十文。盐税如此之重，令盐商在中原几乎绝迹，于是中原盐业重新收归国有，继续往朝的苛政，由官场买卖。更恶劣的是，原来百姓所缴纳的“食盐钱”本来属于“卖盐税”，现在不允许百姓买卖了，你倒是取消啊！后晋还不取消，继续收敛。这就等于双重征缴。史称“民甚苦”。
这个盐税的恶政，一直到宋代才革除。
……
越是知道五代诸国的虐政、暴政，越是理解大宋帝国的德政、仁政。
但就在这样的乱世中，在如此不堪的道义灭裂中，后晋与契丹有过三次大的决战。契丹虽然最后灭了后晋，但在三次大的决战中，后晋居然在举国“括谷”的灾难中赢得了两次胜利。了解这类中原战胜契丹，但最后又被契丹灭国的经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原衣冠与草原部落间充满血性与耻辱的盈虚消息；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原两大高人王朴和赵普为什么都提出“先南后北”的战略；更可以带着温情理解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政治家之责任伦理。
我先来说说两次“辉煌胜利”。
杨光远被逼造反
公元944年，时当后晋开运元年春，耶律德光下幽州，在河北、河南与后晋苦战，未能取胜。是为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与平卢节度使（治所在山东青州）杨光远有关。他给了契丹一个大礼包。
杨光远本来在后唐做官，跟着张敬达讨伐石敬瑭，眼瞅着失利，最后投降了石敬瑭，算是为后晋立下拥立之功。后来，在藩镇范延光“谋反”时，杨光远还镇压范延光，再立战功。两大“功勋”令杨光远声名大噪。
杨光远自恃拥有重兵，常常干预朝中之事，甚至多次抗命。史称石敬瑭“常曲意从之”，甚至将自己的女儿长安公主下嫁杨门，做杨光远的儿媳妇。
石敬瑭对杨光远的跋扈，常常给个模棱两可的姿态，让着他，但执政官桑维翰又兼任着枢密使，却不让着他，但也不欺侮他，只是按照传统法规给予裁定或批驳。附和桑维翰的，还有执政李崧。这样杨光远就无法太过分，但也很不满。后来他知道这都是执政桑维翰和李崧的意思，就有了怨恨。杨光远干脆给石敬瑭秘密上表，说执政的坏话。石敬瑭知道这份密表的厉害：完全听杨光远的，罢黜两位执政，晋国就别干活儿了；不听杨光远的，这小子要是闹起来，又是一大祸患。思前想后，石敬瑭做了一个决定：给桑维翰加一个兵部尚书的虚衔，李崧加一个工部尚书的虚衔，免去了这二人的枢密使之职务。
不仅如此，还多次要杨光远到河北一带来做“都部署”，前方总指挥，处理边境事宜。最后，干脆任命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治所在河北大名。此地辖境当河北南部，靠近幽州，属于天下重镇。
石敬瑭这一招太昏！任命完事，他就后悔了——这里距离契丹太近，万一这小子要是效仿老夫，那可不是耍的！桑维翰也有这个考虑，于是秘密请求分散天雄军的兵力，办法是：给杨光远加官为太尉（朝廷军事方面的最高荣誉职称）、改为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治所在河南孟州）。
杨光远得到消息，从此对石敬瑭和后晋有了怨恨心理，他开始暗中贿赂契丹，并多次向契丹自我表白，还私自训养了各类亲兵千余人。这时，他已经有了叛离的念头。只不过，他在等待时机。
石敬瑭也知道“移镇”对藩帅伤害太大。于是又更命杨光远镇守山东青州，加封为东平王。这样，杨光远就由“省部级”升格为“国王”啦！此举，算是略略安慰了杨光远。在帝国之中，“王国”是最高行政级别了，再往上，就是“帝国”了。杨光远开始称王，也觉得尚好。就要求带着儿子杨承祚同行，石敬瑭答应，又拜杨承祚为莱州防御使，父子俱东。
作为临别礼物，石敬瑭还送给他们官马三百匹。
但就是这三百匹马，成了杨光远日后跟后晋翻脸的台面理由。
出帝石重贵继位后，也不敢得罪杨光远，还拜他为太师，封寿王。但景延广开始生事。他认为晋国马少，不利于以后与北方的征战，于是又开始“括”天下之马用来佐军。他给杨光远发去了一个口信，说先帝给你的良马三百匹，乃是借的不是送的，要还给朝廷。
杨光远闻讯大怒：“此马乃先帝赐我，安得复取！这是怀疑我造反啊！”
于是干脆就反。
他的谋反策略与石敬瑭如出一辙：召契丹入寇。
他告诉契丹愿意合兵灭晋，还说“中原士兵大半都饿死了，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耶律德光大喜，于是率十五万铁骑南下，连下贝州（今河北邢台附近）等地。后晋北疆的几个刺史也闻风而降。
为帝业“北结强虏”
从石敬瑭开始，中原大藩起兵造反，所依靠的核心力量就是契丹。除了契丹，他们也都知道拿不出更优势的力量来做那泼天的帝王“大业”。
石敬瑭做了皇上之后，中原连续有三个藩镇不服从他的调动，最后反叛，吓得石敬瑭心惊肉跳，几乎就要逃窜。最后他问计于河东大帅刘知远，刘知远说：“自古帝王之兴，自有天命。陛下当年守晋阳，困难的时候，粮食已经不够五天所用，但最后还是成就大业。这就是天命。现在天下已定，内有劲兵，北结强虏，那些鼠辈又能干成什么大事！”这一番话，让石敬瑭放下心来。
“北结强虏”，是五代这一批要干“大业”的人最重要的依恃。所以能在乱世成事，这是不可忽略的“国际背景”。在这一层历史迷雾中，船山先生深刻地勘透了它的因果。他在《读通鉴论》中分析这个现象时说：“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吓臣民而已。故三镇继起，张皇欲窜，而刘知远曰：‘外结强虏，鼠辈何能为？’则契丹以外，敬瑭无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
这段话意思是：（历史来看，每一次改朝换代）如果道义道德不可依恃，那就依恃功业名望；功业名望不可依恃，那就依恃权力权谋；权力权谋不可依恃，那就依恃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石敬瑭这些都没有足够资源可以依恃，但他之所以在汴梁僭位而自认为是天子，唯有仗恃契丹的声名用来恐吓臣民而已。所以三镇一开始叛乱，他认为自己没有力量能够弹压，就想逃窜。刘知远说：“外结强虏，鼠辈何能为？”透过这句话可以知道：石敬瑭实在是除了契丹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支持他人间立命也即充当天子的资本。
杨光远要干“大业”，也要依恃契丹的力量做一次中原之主。
他在等待时机。
石敬瑭尚在时，他有过一次机缘。
三镇之一的滑州（今河南浚县东）叛乱，杨光远受石敬瑭之命前往剿抚或平叛。但他部下的大兵还没有到滑州时，士卒们听说滑州已经反了，就想推戴杨光远做皇上。士卒们认为主帅杨光远当初在晋阳投降石敬瑭，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推动主帅当皇上，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加官晋爵。于是大胆不逞之徒开始啸聚，阴谋胁迫杨光远起事。
但杨光远认为这个“机缘”并不成熟，理由很多，但我能猜想他的小九九，就是还没有做好勾结契丹的准备！依靠他现有的藩镇力量，要推翻上台不久的石敬瑭，似还没有胜算。于是，他严厉斥责了这伙闹事的部下，大言道：“天子岂汝辈贩弄之物！晋阳之降出于穷迫，今若改图，真反贼也。”天子这个位置，岂是你们这班家伙贩卖摆弄的玩物！本帅当初晋阳之降实在是出于形势所迫，现在要想改变图谋，那可真是反贼了！
像石敬瑭一样，何时是合适机缘，他们有动物直觉般的感应。
滑州，杨光远没有反，史称“其下乃不敢言”，他的部下听到这一番话，这才不敢多言。这是五代史上“被拥戴”不成的一个案例。当有此“被拥戴”的故实之后，石敬瑭对杨光远应有小心翼翼的提防；杨光远也应有擘画野心的推演。现在，石敬瑭已死，石重贵跟契丹闹翻，景延广来讨要“三百匹马”，杨光远的动物直觉有了反应，他认为：这一次，真的机缘来了。
所以，他开始吆喝契丹入主中原。
而契丹，也正在寻求战机。现在，不仅杨光远在招呼契丹入寇，连赵延寿也在怂恿契丹南下。听说中原又在蝗旱大灾中，契丹认为：向“十万横磨剑”雪耻的时机到了。
耶律德光制定的总体战略是：从幽燕出兵，过黄河，与山东杨光远会合，而后西进直捣汴梁。
第一次战役开始了。
耶律德光兵败北归
出帝石重贵得到契丹南下消息，河北战事失利后，开始亲征。
景延广官拜御营使随行。
他们得出一个战略判断：“契丹东过河与光远会合，则河南危！”
于是出帝大营横在耶律德光与杨光远之间，与契丹相拒于澶州（今河南濮阳）、魏州（今河北大名附近）一线。又遣名将李守贞、皇甫遇以兵万人沿河而下，伺机寻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景延广口吐大言甚壮，领兵行阵实孬。此人无见识，更无胆识，却又无端傲慢，气势凌人。两军第一次接触，契丹在河南戚城神速包围了后晋名将高行周、符彦卿等人。在这之前，景延广曾下令诸将“分地而守，无得相救”。他的意思无非要诸将尽力，不要等待援军。但契丹大军来势太猛，戚城甚小难以固守，于是高行周等人火忙告急。景延广不救。时间一天天过去，出帝担心戚城有失，只好令景延广坐镇大营，自己率军去救。契丹闻讯解围而去。被围的将军见到皇上，感动得哭诉起来：“陛下若是再晚来一天，恐怕戚城难保！”
两天后，后晋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