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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乐器仪仗。
染热疾一命归天
一晚，宿营黄河岸边“愁死岗”，契丹主见村落皆空，命有司发榜文数百篇，意在招抚当地百姓，却不禁止胡骑一路上的剽掠。
第二天渡河时，耶律德光对宣徽使高勋说：“我过去在契丹上国，以射猎为乐，到你们中原总是令人沉闷不乐。现在能回契丹本土，死无恨矣！”
高勋偷偷地对亲信说：“契丹主此语如谶语，透着不祥，恐怕活不多久了。”
契丹主在河北缴获的武器铠甲，装了几十艘大船，计划从汴水进入黄河北上送回契丹国内，由都虞候武行德率士卒千余人护送船只。
这武行德也是一员猛将，有血性。投降契丹不是他的心愿。于是，一路上煽动对契丹的不满情绪，船到河阳（今河南孟县）时，他与将士们聚谋，说道：“我等被胡虏胁制，将远离家乡。人生都有一死，但怎能去做异乡野鬼！胡势必不能久留中原，不如一起驱逐他们，坚守河阳，等有天命所归的帝王出现，我们再做他的臣民，这岂非长远之计？”
史称“众以为然”。
于是武行德就将兵器铠甲授给诸人，杀死了随船而来的契丹的监军。此际，正赶上契丹的河阳节度使派兵送人去潞州（今山西长治），河阳兵卒甚少。武行德乘虚而入，将士们推举他为河阳都部署（河阳临时政府主任市长之类）。武行德即派人将表章做成“蜡书”从小路送往晋阳（今太原）刘知远大本营。
“蜡书”，就是将密信写在帛上，而后用蜂蜡包裹，做成丸状的东西。这东西可以在递送时，一路避免潮湿，还易于携带，有隐蔽性。
刚刚就任后汉君主的刘知远，迅即任命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
契丹主闻报“河阳之乱”，感叹道：“我有三个失误，所以理该天下人叛我啊！我允许各道州郡搜刮钱财，是第一个失误；命北国将士‘打草谷’，是第二个失误；未能及早派中原各节度使返回镇所，是第三个失误。”
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尽管已有多年融合，但毕竟还是两套系统。涉及政治管理问题时，文化传统肯定要在后面起作用。但耶律德光不懂这些，所以他的三个“失误”说，还不过是浮薄说法，远不如张砺以及耶律阿保机时代的韩延徽更明了文化的力量，以及基于文化力量设计的南北分治之政治政策。说到底，耶律德光不过是一代枭雄，距离“政治家”似乎还距离很远。
公元947年夏，耶律德光在撤离中原途中染上热疾，浑身燥热不堪，御医们给他找来冰块敷在胸腹手足间，他还要抓来冰块吞嚼下咽。走到栾城一个叫“杀胡林”的地方时，已经口吐鲜血，病重不起。他命胡人带着酒肉到他病重的地方去祈祷。两天后，史称“有大星落于穹庐之前，若迸火而散”。天上有很大的流星降落到他居住的营帐之前，落地后，像火焰迸发一样消散不见。耶律德光亲眼见到了这一景象。按照他能理解的神秘传说，目睹陨星降落门前，应该是他命亡之兆。但他竟为此而挣扎起来，冲着西方大口吐唾沫，连呼道：“刘知远灭！刘知远灭！”
他试图用这种办法将不祥之兆转移到远在河东、但正准备南下攻取汴梁的刘知远身上。
此事见载于《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证明耶律德光对刘知远极为担忧。
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相州屠城一案，已经如天谴一般给他一个现世报。他又挨了两天，在极度烧热烦躁中，极度痛苦地死去。
辽国上京述律平太后已经知道耶律德光生病不起，传下令来，要见人见尸。酷暑，如何保存尸体？有人出了主意，干脆将皇帝做成腊肉。众官同意，于是将耶律德光肠胃内脏掏光，腔子里塞满盐卤，做成了不会腐烂的尸体。这个东西叫“羓”，由于是皇帝被制成了“羓”，所以史称“帝羓”。
捌 赭黄袍与金银山
董温琪遇到秘琼、秘琼遇到范延光、范延光遇到杨光远，各自一世经营、掠夺的财富转瞬间成为他人囊中之物。而杨光远也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后来试图谋取更大利益，勾结契丹，终于让石敬瑭下了狠心，派出大将李守贞围死了他。他们无人如愿得到并享用那件梦想中的赭黄袍，也无人平安地得到并享用一世用之不尽的金山银山。
“炊饼”王妃的远见
公元933年，李嗣源死后，李从厚继位。
公元934年，李从厚死后，李从珂即位。
公元936年，李从珂死后，后唐亡；石敬瑭建立后晋。
公元942年，石敬瑭死后，石重贵即位。
公元946年旧历十二月，后晋亡国。
公元947年旧历正月，耶律德光进入汴梁，僭位为中原和大辽的双料皇帝。
公元947年旧历三月，耶律德光北归；任命萧翰留守汴梁。
公元947年旧历五月，萧翰闻听刘知远向汴梁开进，于是遁走。
公元947年旧历六月，刘知远进入汴梁，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
萧翰遁走之后约一个月时间，汴梁出现权力真空。
萧翰，是述律平太后哥哥的儿子。耶律德光在汴梁时期，将汴梁改为宣武军，任命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
耶律德光北还后，要萧翰留守汴梁，萧翰并不情愿，也在想着尽快北归。他知道后晋宫中还有五十多个宫女，就想在北归时把她们带走。但原后晋宫中的太监张环不给他。萧翰于是派人将宫门大锁打开，夺走宫女，抓住张环，用烧铁烙他，直到把张环肚子烤烂而死。
但萧翰北走，汴梁总得有个主事的，不然，撒手北归，那局面不可设想。他担心不能从容而退，于是想到选人来“监国”。他想到的合适人选就是许王李从益和李嗣源的王淑妃。
当时李从益和王淑妃都在洛阳，萧翰命人赶紧将二人迎到汴梁，假传是耶律德光的诏令，要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代理中原方面军政大事。李从益和王淑妃早知从政风险太大，一直藏在明宗李嗣源的陵寝下宫之中，但被召后，不得已到了汴梁。
萧翰当即拜李从益为帝，还安排了几位宰相和枢密使、宣徽使，并带领着契丹各部酋长拜见这位临时君主——李从益只有十几岁，还是个孩子，王淑妃就相当于母后摄政。
文武百官来拜见时，王淑妃凭她的直觉意识到危险正在来临。
她看着这些官员们，不禁哭泣道：“我们母子二人如此孤弱，却被诸公推上帝王的位置，这是祸害我家啊！”
萧翰想想也是，如果自己带兵北退，京师治安都成问题。于是他任命了一位北来的将军做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并充作在京巡检（相当于公安局长）。偌大个京城，只给这一对孤儿寡母留下了一千多名幽州兵，让他们把守京师各个大门，同时作为宫禁的值宿警卫。
萧翰辞行之后，李从益派使者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去见高行周，到河阳（今河南孟县）去召武行德，这二位都是后晋旧臣，但二人根本不听“诏令”，都不来。
王淑妃也知道刘知远正在向汴梁开进，更加害怕，召集大臣商议道：“我母子被萧翰逼迫，当了这个傀儡，这罪过是难免一死了。但你们没有罪，应及早准备迎接新主，自求多福，不要以我们母子为念了！”
众人被她一番话感动，都不忍叛离而去。
有人提议说：“现在京师各地，认真搜罗各营兵马，集中起来，估计不少于五千。这些人与萧翰留下的一千幽州兵，如果能合力坚守一个月，契丹那边必有救兵来到。”
王淑妃看到了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四代后唐帝王的死亡，也看到了后唐、后晋两朝的亡国，后唐以来，孔循、任圜、安重诲……什么样的大臣她都见识过了，已经对乱世军政的凶险，有了切身体会。她知道眼前这一帮亡国之臣的斤两，更知道自己的斤两。她知道，这些人根本就不是这个乱世的弄潮者。她不信这些人，更不信自己。于是，这位昔日卖饼家的美女，说出了她一生中最有见地的一番言论。
她说：“我母子本是亡国苟活之人，怎敢和他人争天下！现在已经不幸到这地步了，生死就任人裁定吧！新君如能明察，当知我们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如果现在再谋划用兵，那不仅我们会遭遇祸殃，还会殃及他人，满城都将生灵涂炭——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一些有点血性的大臣还要试图坚守城池抵抗刘知远，王淑妃不从。
这时一位三司使（主管财政的大臣）名叫刘审交的说道：“我是幽州人，说话做事能不为幽州人着想吗？如果为幽州着想，当然应该固守京师，等待契丹来援；但有些事情是无可奈何的。自从城中大乱以后，无论官家还是私人都已经穷竭到底啦，没死留下的百姓也没多少，如果再被围一个月，那就连一个能喘气的人都没有啦！恳望诸公不要再说啦，太妃言是，一切都听从太妃的处理决定。”
最后接受了王淑妃的意见，放弃抵抗，迎接刘知远。
不贪财货的枢机大官
投降刘知远，涉及一个名分问题，李从益，怎么称呼？原来萧翰安排的是“知南朝军国事”，这个“南朝”指的就是“中原”，“知”就是代理、执掌，那就等于是个“代理皇帝”的称谓，王淑妃觉得不妥，毕竟“天无二日”。臣僚中的翟光邺奏上一策：称“梁王，知军国事”，去掉了“南朝”，确定李从益是“王”不是“帝”，这样，在迎接刘知远这位“汉帝”时，似乎名正言顺。
诸臣同意。于是，起草表章，称臣迎帝，表中恳请天子早日莅临京师。
而后，王淑妃、李从益母子搬出宫禁，出居到私人府邸，将皇宫让了出来。
翟光邺，是五代时为数不多坚持读圣贤书的人物。史称此人有“器度”，做事“慎密敦厚”，而这些行为都是出于天然，并非装出来的。他不是贪吝之徒。按照儒学原理，邦无道，发财，是一种耻辱，他知道自己在乱世，于是，坚持不发财原则。所以，他虽然做官很久，而且做到中央宣徽使、枢密使这样的枢机大官，他还是不想发财。家中有老母，他相当孝顺，兄弟很多，也很和睦，翟氏家族都能恪守本分，甘于粗茶淡饭。他一直处于家无余财之中，以至于他的住房都是租赁来的，也只不过聊避风雨而已。全家人吃的也多是粗粝之食。一般人忍受不了的贫穷，在翟光邺这里却“处之晏然”，安然自若，富贵贫穷，被他看得很淡然。有朋友来，则赊酒待客，谈说终日，没有厌倦。士大夫对他这种甘于贫困，且安然处世的君子之风，很是赞赏。
他治理政事，也主张“宽静”，不多事，能容事。后来他权知京兆尹，做汴梁市长时，前任的很多烦杂苛刻之政，全部罢免。市民对他也有赞誉。
当年他在处理安重诲事件时，也很果断；现在处理李从益“知南朝军国事”问题，也表现出了识大体，免予流血的思考。应该说，翟光邺能力不大，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但他是在乱世恪守儒家伦理，坚守“贫而乐道”颜回之风的士君子。这就非常难得。他在做汴梁市长时，病甚将死，就在卧室召来亲随，告诫他们说：“我气绝之后，马上带着我的尸体回家乡洛阳，不得在京师汴梁停留，以免叨扰军政部门。”
这样的人物，居然生在乱世五代十国！
两个无罪之人的死
且说王淑妃和李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