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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藩帅们的财富“转移”给杜重威，而杜重威积累起来的如山财富，最后便宜了后汉刘知远和他的儿子刘承祐。
汴梁城中那么多官员的财富“转移”给张彦泽，而张彦泽积累起来的如山财富，最后便宜了契丹耶律德光和他的侄子耶律兀欲。
更有一个逻辑链条非常清晰的“现世报应”故实，可以概见乱世中积蓄财富、掠夺财富的藩帅们有多么凶妄、多么愚蠢。
这事可以从董温琪说起。
董温琪，原来是成德节度使，曾经做过后唐时期的东北面副招讨使，与当时的卢龙节度使赵德钧构成一个宽大正面，抗击契丹。但在后来的战役中，赵德钧投降契丹，董温琪也跟着一起成为俘虏，史称“没于契丹”，最后在契丹终老。
董温琪为人贪婪暴虐，在任期间积聚了令贪人眼红不已的巨额财富。当时跟着他的得力助手名叫秘琼，董温琪很欣赏秘琼，将他倚为心腹。但董温琪“没于契丹”之后，他的财富却留在了成德军的节度使府邸。秘琼甚至都没有犹豫，就将自己的贵人、恩人董温琪全家老少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后将这一家族的人口埋葬在一个大坑里，同时将董家所有的财富据为己有。
秘琼还给已经称帝的石敬瑭上表，自称成德军“留后”，也即临时管理者。这个职称的实际含义是：现在，我就是这儿的爷！跟你朝廷打声招呼，同意这个“留后”做“节度使”，爷就可以临时效忠，不同意，爷就改换门庭——天下不是你后晋一家。他跟朝廷解释原节度使之死，说这件事是军人动乱，杀掉董温琪全家，跟我秘琼没关系。
但成德军，在河北中部，与北部的范阳也即幽州、南部的魏博也即天雄，史称“河朔三镇”，是当时仅次于河东的大藩，政治地位、地理位置均极为重要，这三地的节度使，都是中原元帅级的人物。秘琼作恶前不过是董温琪麾下的牙内都虞候，一个小小的省军区办公室主任，无资格无业绩，就来做如此大藩的节度使，嫩了点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如果他这么干，很可能导致更多人效法，也会引发莫测的权力风险。
石敬瑭权衡利弊，做出了一个折中处理：派出更凶悍的人物安重荣去做节度使，转秘琼为齐州（今山东济南）防御使，但不追究他杀害董温琪、霸占董氏财产的罪恶。秘琼本来格局就不大，接受了这个处理意见，收拾了昧心而来的财富，准备到济南上任去了。
但是秘琼遇到了范延光。
范延光时任天雄节度使，在今河北大名、邯郸一带驻防。
秘琼要到济南，就要借道此地。范延光闻听秘琼来，当即动了杀心。
二人以前曾经就有矛盾，现在秘琼将要去齐州就任，路过天雄境内，正好可以杀人灭口啦——何况，秘琼的车队该有多少董温琪家的财富啊！范延光于是派兵在半路拦截了车队，杀死秘琼，全部财产掠为己有。然后给石敬瑭上一个奏章，说在魏博境内捕捉强盗，秘琼在混乱中被士兵误杀。
石敬瑭对此不作究问——他也没法究问。整个五代时期，法治紊乱。
范延光“投水而死”
后来范延光又反石敬瑭，最后总算“和平解决”，范延光移镇天平军（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但范延光觉得出任天平节度使，虽然还有“东平郡王”之类朝官名誉，但实际上毕竟是一种明升暗降式的使用。天平军与天雄军比，其规制不在一个档次上，天平军远不及天雄军地理位置重要。对于藩帅来说，移镇就意味着不信任。当初石敬瑭镇守河东，就是因为李从珂要其移镇到天平军，这才有了后来晋阳大战。范延光年事已高，军政失势，东山再起无望，于是准备告老还乡，守着积年掠夺的不义之财度过悠悠岁月。
石敬瑭正巴不得有这样好结局，当下应允。
于是，范延光带上他的所有财货，准备向家乡河阳（今属河南孟县）开拔，史称“重载而行”。但杨光远早就觊觎他的财富，史称“利其货，且虑为子孙之患”，贪图他的财货，并且担心他以后会成为杨氏子孙的祸害，决计施出毒辣手段，杀掉范延光。
后晋首都迁移到汴梁，洛阳成为后晋西京，杨光远当时正做着西京留守，但兼领河阳军镇。于是上奏道：“范延光是个叛臣，他养老不把家放在汴梁或洛阳，而放归都城之外，恐怕他还会勾结敌国。说不定哪天就跑到敌国去了，成为我晋国之患！不如早一点除掉他！”
但石敬瑭认为既然已经赦免他的罪，且颁发了“铁券”，许他不死，如果再杀他，会失信于天下，就没有答应杨光远的奏章。杨光远不死心，又上奏要求敕令范延光留居西京洛阳，不能去河阳。石敬瑭答应了这个要求。范延光只好转赴洛阳。
杨光远派出自己的儿子带领甲士包围了范延光下榻的府邸，逼他自杀。范延光不服，质问杨子道：“天子在上，赐我铁券，许我不死！尔父子怎能如此待我？嗯？”这一番话透露了这位昔日藩帅的“不达时务”。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无道邦国，试图讨论规则，实在是昏妄愚蠢至极。“铁券”背后的规则没有成为他的挡箭牌。杨子抽出白晃晃的钢刀，找个理由逼迫着他上马，向黄河渡口走去。上了浮桥以后，杨子将其连人带马挤到水里，看着这位曾经梦想得到赭黄袍的人物，一点一点地，沉了。
杨光远上奏说：“范延光自杀，投水而死。”然后堂而皇之地将范氏家财全部据为己有。石敬瑭明知个中缘由，但是惧怕杨光远的彪悍，也不敢深究诘问，只追赠了范延光一个“太子太师”的荣誉职衔，为他“辍朝”三日，三天哀悼，不上朝，完事。
很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实：董温琪遇到秘琼，秘琼遇到范延光，范延光遇到杨光远，各自一世经营、掠夺的财富转瞬间成为他人囊中之物。而杨光远也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后来试图谋取更大利益，勾结契丹，终于让石敬瑭下了狠心，派出大将李守贞围死了他。再以后，李守贞的死相也很惨。
他们无人如愿得到并享用那件梦想中的赭黄袍。
他们也无人平安地得到并享用一世用之不尽的金山银山。
玖 从刘知远到郭威
安史之后，拥戴新主案例屡见不鲜。所以，纵容士卒将帅，演成骄兵悍将之局面。郭威立威，严格执行军法军令，有刘知远的传统，但比刘知远更公正——刘知远是滥杀，郭威是按法诛杀。这是二人威权正当性的不同处。
深藏不露的刘知远
后梁已矣，后唐已矣，后晋已矣，现在轮到了后汉。
后汉的建国者刘知远，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野心勃勃又极具战略构想的人物。船山先生对他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图度深密”，“有志略而几于豪杰者”，图谋规划深藏不露，志向远大又有谋略，近似于“豪杰”的人物。“几于豪杰”，这四个字有春秋笔法，意思是说他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豪杰”，只不过在乱世之中，从朱温以来，矬子里头拔大个，刘知远算是“比较”能耐，捍御契丹，又“比较”坚定的一位近似“豪杰”的人物而已。
史称刘知远“弱不好弄，严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凛如也”。小的时候不好玩耍，庄重沉稳，少言寡语，紫色脸膛，眼白多于眼珠，望上去有威风凛凛的样子。
后唐明宗李嗣源时，他与石敬瑭在一起，算是一员偏将。有一次跟后梁的军队作战，石敬瑭战马的装束出了问题，马甲折断，后梁兵马上就要追及。危急中刘知远将自己的战马换给石敬瑭，自己骑着没有马甲的战马殿后，竟然平安返回大营。从此以后，石敬瑭开始信任刘知远，任命他为帐下押衙，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这类故实可以看出，刘知远确有大将风度，关键时刻可将生死置之度外，有春秋以来的士风，不是凡夫俗子。
他的野心应该是逐渐形成的。
随着年岁越长，乱世人物一个个看过来，心里有数了：原来不过尔尔。他也许会有想法：我可能未必天下第一，但天下确无第一之人。正所谓：朱砂没有，红土为贵；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也是将军。
当石重贵等人对他有所猜忌的时候，他在心理上有了独立坐大的念头。而他的资本，就是河东。这样，契丹，在刘知远那里也不过成为一粒棋子，就像石重贵也不过是一粒棋子一样。他也开始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杜重威、赵延寿、杨光远之流是以勾结并投靠契丹的方式下棋，刘知远则是以羁縻、抗击契丹的方式下棋。
当初安重荣也是以抗击契丹的方式“下一盘很大的棋”，但他与刘知远比，少了“羁縻”契丹的智慧。
“羁”是用军事和政治压力与手段，控制对方；“縻”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与诱惑，抚慰对方。这是秦始皇以来中央政权对边远地区或异族地区的一种管理模式，是以大管小。但刘知远虽然并不大于契丹，却有这种襟怀和战略，控制契丹、抚慰契丹。
“羁縻”契丹
刘知远不去招惹契丹，有时还会示好契丹，在晋阳大战中，他就奉石敬瑭之命去夹击后唐，斩获千余人。他不去与契丹打仗，但契丹一旦袭击河东，他也不客气，即刻派军出击。而在与契丹大大小小的几次战役中，他都是胜利者，但又不是“辉煌胜利”者——他会将契丹打痛，但不会打得太苦，他只要契丹懂得他不好惹，即随时收手。
后晋开运元年（944），耶律德光南下时，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相当于北方幽州一带前敌总司令）的刘知远，就在忻口大破契丹，之后又在朔州阳武谷再破契丹。一次战役，甚至将契丹来犯者斩首七千级。但他从来不去追歼穷寇，也不按照后晋的安排发起协同破袭。他既不拼命树敌，又有效保留元气。就用这种“羁縻”政策，契丹没有成为他称帝之路的障碍。
他在等待时机。
他相信这个时机，他能等到。
当初景延广吹嘘“十万横磨剑”时，刘知远即完成一个判断：此举必然招致敌寇来侵！但景延广当时正在风头上，刘知远知道劝谏无用，更知道后晋出帝石重贵对自己也并不信任，于是，干脆不以后晋社稷为社稷，只管经营河东。当然，他也知道此举风险较大，等于在契丹与后晋两重压力下玩三国杀。过去将坐骑换给石敬瑭那样“忠心救主”的一点士风，他是没有了；他有的是：韬晦、待时、他年敢笑石氏不丈夫的帝王之“远猷”。
当年石敬瑭向后唐末帝李从珂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赵德钧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当年杜重威也向后晋出帝石重贵上表，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刘知远也曾如法炮制：上表石重贵，要求扩大编制，经营本部，以备契丹。
刘知远与那几位不同的是：他不待朝廷降诏，上表后即开始在河东诸险要地区建城，设立军事要塞，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