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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怎么回事，冯道答：“契丹多诈谋。我如急着回国，他们要是看出什么端倪来，按照他们的骑兵那脚力，想追上我们，就是一个晚上的事，咱怎么走得脱？我不急，慢慢走，他们就无法测度了。”
后晋与契丹联盟，这事，不是冯道做的，却是冯道遭遇的。这话的意思是说，中原帝国勾结草原帝国形成一种屈辱的联盟，是冯道见证的“实然”世界。他只能在这个“实然”世界中做事。他可以不到契丹去，但必须有人到契丹去。在这个“实然”世界中，如果打破平衡，也即与契丹诉诸战争，按照中原当时所有的国力准备，有否胜算不论，兵戎相见中，民生的苦难就会以“浩劫”的局面而出现。契丹的“打谷草”，后晋的“括率”，已经有例在先。
“传国宝万岁杯”
“实然”的军政格局条件下，冯道选择的是平衡。
若干年后，到了后晋出帝石重贵时，冯道位居宰辅，但遇到决策，他往往“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办事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模棱两可，不拿大主意。于是有人对石重贵说：“冯道这人，可以是和平时期的好宰辅，现在正是国家艰难时期，他当宰相，就好比让参禅的和尚去飞鹰抓兔子，那可不是他擅长的。”石重贵认为是这么回事，就让冯道去做节度使，兼侍中，等于不再让冯道做朝官。
在此之前若干年，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时代，做秘书。李存勖刚刚拥有了河北三镇，麾下有一位中门使认为平时陪着晋王吃吃喝喝的人太多，这几乎就等于腐败，于是请求减少一些陪吃人数。李存勖大怒，他说：“我这是为勇士们准备的饭菜，他们都是保卫国家而不怕牺牲的人。这事我也不能做主？那就让军中另外选择河北的藩帅，我自己回太原去！”于是马上召见冯道，让他起草文书诏告诸军。冯道拿起笔，但就是不下笔，做出迟疑徘徊的姿态，一个字不写。李存勖催他，他就说：“大王您刚刚平定河南河北，算是安定了天下，中门使所请求的也不是多大的过错啦！大王您不听也就算了，何必这样惊动远近呢！如果让敌人知道这事，就会说大王君臣不和，这可不利于提高威望啊！”
在后来，柴荣时代，冯道又曾严厉劝谏柴荣不能亲征河东。
诸如此类，可以看出，冯道不是“依违两可，无所操决”的人物。
那为何面对后晋太祖石敬瑭，他会主动承担责任；面对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周世宗柴荣，他会恳切劝谏；而面对后晋出帝石重贵，则做不负责任的姿态呢？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呢？
此即儒学所称道的“权变”。根据不同的情势做出不同的决断。石重贵时代已经将一个邦国做到了“无道”之境，在那个时候，任何正确的谏言都不会被采纳。景延广和冯玉等人的专权，甚至连老臣桑维翰都被排挤在外，冯道于是只好尽量将自己蜷缩起来，不再挥发能量。他能做的只有明哲保身——无道邦国中的明哲保身，是儒学肯认的重要价值观。
石重贵王朝付出的代价已经知道了：景延广大言“十万横磨剑”，导致石重贵对契丹宣战，最后国破家亡。
当然，按照儒学正道，他应该向石重贵提出至少三次谏议，不被采纳，可以辞职。这是“贞道”所在，“明哲保身”，按照程序，应该有这样一个环节。冯道欠缺的是这一步程序中的环节。
后唐明宗李嗣源得到一只玉杯，上镌刻文字“传国宝万岁杯”。明宗不认识汉字，问冯道这是怎么回事。冯道说：“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故曰：‘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这一番话，李嗣源不懂，等冯道走了之后，他又问左右侍臣，侍臣为他讲述其中的含义：仁义，是帝王真正的宝物。所以儒学有话说，“皇上的位子是大宝，如何守住这个位子要靠仁义。”
这个故实证明：冯道在辅佐帝王生涯中，推崇的是儒学之道：《大学》论“止于至善”，说帝王之“至善”“止于仁”。
当冯道以儒学最高价值理念“仁义”来教诲皇上时，他有了“帝王之师”的身份。他正在以传统儒学的圣贤理念一点一滴地影响着这位沙陀人。传统中国，就这样在血雨腥风中，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民族融合”。
狼虎丛中立身
冯道最大的功绩是在乱世中积数十年之功，与名相李愚一起，主持校定了儒家“九经”文字，并雕版印书，史称“五代监本”。这是与后蜀刻经几乎同时的中国最早的刻印书籍，对传播儒学价值，有功。这件事在儒学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它预示着即使在乱世，也有特立独行之人为传播儒学做功德。而且越是乱世，越是道义沦丧之际，传播儒学的价值也就越为显豁。就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将冯道视为五代十国那个乱世弘道第一人。
当他积数十年之功，在做这同一件事时，必有起心发愿的逻辑起点。如果将“乱世”“儒学”“刻经”“弘道”这几个主题词推演开来，得出的结论性意见几乎有可能是震撼性的，也许会对冯道有一种颠覆性的评价。
“乱世”之中，冯道如何发心？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干吗？
“儒学”在乱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是“儒学”而不是“法家”“墨家”“道家”？乱世中的选择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刻经”工程浩大，几代人时间滔滔不绝，这样的发心且从不中辍，改朝换代也不移易最初的发心，这一切，究竟指向何方？
“弘道”是期望中的愿景吗？他以一种近乎隐秘的方式在乱世中传播圣贤价值观，这是留给谁的思想资源？
当我把这些主题词连缀起来，统合考察时，我倾向于认为：冯道很可能在为中原文明的未来播下一枚道种，在乱世中埋下善因。
如果熟悉《周易》中的“明夷”之卦，也许会惊异于冯道的努力。
“明夷”在《周易》中，指称的是智慧的痛苦，也指智者于患难之际的处境。但正是这样的处境，所有的沉潜就有了蓄势的含义，它等义于“希望”。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者要有“明夷待访”之说：在智慧坎陷之际等待海岳明主来访。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这样具有了“希望”与“等待”的含义。冯道，也在“希望”与“等待”中，沉潜于地狱之中，在道德沉沦的世界里，不放弃道德，做着属于自我的拯救。
“事当务实”一句话，确如船山王夫之先生所论，给天下无数准备道义沦丧的小人带来借口。世道人心之渐坏，确实与省略了圣贤之心，一味“务实”，关联甚大。后世的道义沦丧虽然不是冯道一句话可以决定的，但这个理念所导致的人间道德水平——政治道德、伦理道德——放量下跌也是事实。
但是假如愿意考察发生在冯道身上的那些故实，就会发现，即使承认“事当务实”的卑劣或邪痞，纳入人性中，再审视，也是矛盾重重的。
他以一个男人罕见的定力，不去占有可以轻松占有的美女；他将家财散发给贫苦乡邻、劝谏皇上爱惜民力、鼓励契丹救助天下百姓；别人都不愿意出使契丹，而他不顾年老体衰，冒着天寒地冻，主动要求出使，以求天下平安；他以帝王之师的身份教诲当代帝王行“仁义”之道；他穷数十年之力，完成一部“九经”的刻板……这样的“务实”，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
我愿意在历史的后面为冯道说一句自以为算是公道的褒贬：
冯道所谓的“事当务实”之“务实”，乃是历史现场已经给定条件下的“务实”，当历史现场已经演绎为“实然”状态时，他需要为此做出一个判断，而后做出一个决断。而这个历史现场给定的条件，往往是无道邦国的惯性条件。冯道环顾四周，都是虎狼一般的“兵强马壮者”。冯道，不值得在“明主”来临之前为“虎狼”效忠。当此之际，特别需要的是管好自己的方寸之地。在“明夷”之境中，期待未来。于是，他在工作，而他的工作实质是指向未来的。
他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名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他就是“虎狼丛中”立身的儒家人物。
所谓“九经”，指的是“十三经”之前的九部儒学经典，它们是《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冯道在“虎狼丛中”刻罢“九经”，为“赵匡胤时代”留下了传播儒学价值的广阔性。在未来的日子里，赵匡胤奄有天下，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在“九经”的基础上，推演出来一个灿烂的文明天下，冯道“明夷”之境中的努力，有了回报。我相信，这是冯道期望中的愿景，尽管，他在世时，可能很孤独。
世宗北征无功而返
柴荣在潞州休整后，又开始了北上晋阳（今太原）之举。
史称世宗柴荣“遣符彦卿等北征，但欲耀兵于晋阳城下，未议攻取”。柴荣初期并没有一定要攻下晋阳的决心。此次御驾亲征，有高平大捷，已经足以教训北汉。他知道晋阳城乃是天下最难攻取的大城，历史上似乎就没有被外敌攻陷过。但高平战后，他在往北推进时，多处州郡传来归附后周的消息，更遇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动人场面。各地士庶纷纷遮在军前自愿充当向导，并反复向周师讲述北汉的盘剥之重、残虐之深。柴荣陶醉在“汤武革命”般的自豪中，觉得既然如此得民心，也许我大周义师可以攻克那个晋阳大城。至于粮草问题嘛，也许可以“因粮于敌”，在敌人这方面搞到后勤补给。种种迹象表明，似乎可以打一场“计划外”的战争。
这年三月底，柴荣以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即郭崇威，郭威称帝后，因为郭威的名讳，他改名郭崇）副之，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都虞候，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将步骑二万发潞州；仍诏王彦超、韩通自阴地关（山西灵石县西南）入，与符彦卿合军而进，又以刘词为随驾部署，保大（今陕西富县）节度使白重赞副之。调兵遣将，做出了攻克晋阳的态势。不几日，数万大军包围了晋阳。
与此同时，原属北汉的更多州郡开始请降。
宪州（今山西静乐）主动降！
岚州（今山西岚县）主动降！
石州（今山西离石）主动降！
辽州（今山西左权）被周师克降！
沁州（今山西沁县）被周师克降！
……
契丹主耶律璟得到刘崇派来王得中的求援信，当即回复：近期即发兵来救晋阳。
但王得中一来一回要走多日，等到他回来时，并没有进入晋阳——晋阳已经被世宗柴荣包围了，他只好进入代州暂时安身。
柴荣的大军在晋阳城下环绕为近四十里的大营。
一时间，后周大军出现了粮草不继的困难。数万大军有了五代时期的劣习：剽掠。大兵们开始四出抢劫粮草。晋中大地的士庶们，一开始还以为来了“王师”，可以“救民于水火”，不料“王师”反将当地置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士庶，成为啸聚山林打劫散兵游勇和周师辎重的盗贼。柴荣知道这个局面后，果断下诏禁绝军士剽掠，同时开始安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