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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后汉时与郭威友善，郭威称帝后，王景加兼侍中。他本来没有什么智略，但在临政处理问题时，尽量宽大。士民有案子，他一定要当面询问，不被府中的官吏左右，如果两者间没有大恶，他都会劝导一番，让他们回去，尽量调解民事纠纷，很得沧州人爱戴。以至于他要入朝做官时，人们拦住他的马车不让走。他后来一直到大宋王朝还在做官，对待朝廷命官越来越有礼节，史称“性谦退，折节下士”，性情谦和懂得退让之礼，能够降低自己的身份对待士大夫。这样一个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的人，到了大宋王朝，几乎变了一个人。
向训也是个人物。他后来因为后周恭帝柴宗训的名讳，改名为向拱。
此人年轻时一表人才，有倜傥之气。他听说后汉刘知远在太原招兵，就骑了一头驴子，前往投效。走到半路，被强盗盯上。强盗们看他状貌雄伟，以为他应该是个富二代，囊中应该有银子，就一路跟着他，找机会下手。向训看出这个意思，到了一个略大点的村子，就让这几个人把自己乘坐的驴子杀了，说是要跟几位豪杰吃顿酒。酒中，跟这几个人说了自己投军的志向，强盗们一听，说这一路上都是盗贼，干脆就护送着他到了太原。
向训有战略头脑，将自己的想法向刘知远做了报告，但刘知远没有瞧得上他，他就转投在郭威的门下。郭威领节镇之后，让他主管自己的办公室工作。
在后来的日子里，向训战功卓著，为后周的建国立下功劳。
但他到了大宋王朝后，有了变化。
太祖赵匡胤令他做河南尹，他的时间大多用来修建自家园林庭院，广纳声伎、纵酒为乐，以至于政事都被荒废，以至于河南府出现了群盗白日抢劫的现象。赵匡胤大怒，给他换了个小地方做官，算是惩罚。
王景、向训的案例证明：不同的政治生态之下，人之表现会有不同；但同样的政治生态之下，人之表现也有不同。制度，不是决定性的“迁善”力量。人之向善迁移，有多种因素，个人志趣，在有些时刻比制度可能更重要。
败蜀军连下数州
且说柴荣接纳老赵意见之后，继续支持王景、向训在秦州的用兵。后来战场形势出现变化，周师在一次战役中击败蜀军，俘获三百余人。
蜀主闻讯急忙派遣朝中官员赴前线慰抚，并督战。
蜀军北路行营都统李廷珪派遣先锋进据马岭寨，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涧，又分兵出凤州北的唐仓镇和黄花谷，以此断绝周师粮道。
周师派兵趋黄花谷，又遣一千人赴唐仓镇，扼守蜀军归路。
这样，就等于险中弄险，很像围棋中，你围我，我也围你的战局。此际，棋手间最重要的战术优势是“比气”。谁的气口长，谁占优。这一轮手筋中，周师渐渐取得优势。
蜀军部署本来符合兵法，但偷安已久，战无能。蜀兵出唐仓，与周师战于黄花，蜀兵败，奔回唐仓；路上再遇周兵，又败。周师俘虏其将士三千人。随后，蜀军马岭、白涧兵皆溃，李廷珪等退保青泥岭。镇守秦州的后蜀节度使放弃秦州，逃回成都。蜀军刚刚到达的斜谷增援部队也一溃而散。
成州、阶州二州闻风而降。
后蜀迭接败报，震惊恐慌。
向训等围凤州，柴荣又派出韩通分兵修筑固镇（今属陕西），以此绝蜀军援兵。不久，克凤州，擒蜀威武节度使王环及都监赵崇溥等五千人。在押往京师的路上，赵崇溥绝食而死。柴荣任命王环为右骁卫大将军，以此来奖赏他守凤州不投降的气节。
后周得到捷报，文武百官入朝祝贺，世宗举杯向王溥敬酒道：“这一番边功，实是爱卿择帅得当之力啊！”
世宗下诏说，秦州、凤州、阶州、成州境内实行特赦，所有俘获蜀军将士，愿留者给予优厚俸赐，愿去者给予盘缠上路。诏书还说，要慰抚民众情绪，不要违背万物本性。这四州的百姓，除了夏税、秋税的征收之外，凡是蜀人所设各种赋税徭役，全部取消。
蜀主孟昶以为柴荣接着会大军南下攻取三川，吓得给柴荣写信求和，但书信中自称“大蜀皇帝”，柴荣认为他这是“抗礼”，没有回信。
蜀主更加恐慌，在通往成都的咽喉要道剑门、白帝等处聚集粮草，以备周师。但招募兵士越来越多，国防用度也就越来越紧张。于是开始铸造铁钱，对境内铁器施行专卖。史称“民甚苦之”。
周师连下后蜀北边秦凤诸州，已经达成阶段性战略目标，决计暂停攻伐，按最初的战略设想，转战江淮，实现王朴《平边策》提出的次第战略和先手战略第一步。于是，有世宗征淮南。
陆 征淮南
南唐与契丹勾结时，当时的中原也都清楚个中底细，但朝代更替间，军政事务太繁太乱，中原诸朝没有时间来经营江淮之事，这样就让南唐偷安了多年，但后周建国后，南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后周倾斜。
谋中原南唐结契丹
后周征淮南，借口之一是：南唐勾结契丹。
事实上，围绕着契丹问题，中原与南唐都曾做过细密的间谍活动。后周郭威时，正在兖州征讨慕容彦超，他得到了一个消息。
原来，太子宾客李涛的兄弟李浣，在契丹做官多年，是契丹勤政殿大学士，他与当时契丹的幽州太守，也即节度使萧海真很友善。萧海真是契丹主耶律兀欲妻子的兄弟。李浣劝导他“内附”中原，也即带着幽州归附后周。
萧海真虽然是契丹人，但是一直仰慕中华，欣然答应了此事，并自称归附中原之志，“心如铁石”。
李浣就利用中原帝国安插在定州的职业间谍田重霸，将事情原委写在绢上，报告给郭威。
李浣还给哥哥李涛写了一封信，大意说：“现在的契丹主，很幼稚很愚昧，每日只知道闲逛游戏，毫无志向可言，没法同前任相比。此际，朝廷若能用兵，必定取胜。即使不用兵，与契丹讲和，也是比较好的时机。无论战、和，都应尽快进行。但可以肯定的是：契丹这边的情况形势，将来不会有能力帮助河东的北汉。”
不久，间谍田重霸到达大梁；来斡旋这件事。结果遇上国内事情繁杂，又是王峻案，又是王殷案，郭威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结果，这个事情居然不了了之。李浣辛苦经营的一场间谍活动，消弭于无形。
读史至此，可以知道：这是中原失去的一次重大机会。
定州田重霸事件证明：中原一直在注意搜集契丹的情报。
南唐却一直在试图“勾结”契丹。
南唐与契丹的联络，从第一代君王先主李昪时代就开始了，但在第二代君王中主李璟时代，双方联系最为频繁。
李璟好脾气，史称“性和柔”，是才子，写得好文章，填得好词。但他特别喜欢听奉承话。这样就失去了辨人识物的能力，因此，那些善于谄谀的佞臣大多得到晋升，政事日坏。
李璟即位以来，未曾亲祭天地宗庙，礼官请求他参加一次大典。李璟说：“待天下成为一家，然后告谢天地祖宗。”
“天下一家”的理念，在南唐，最初是李昪的基本国策。
李昪这个理念的战略核心是：“不对邻邦用兵，待中原有变，北上争天下。”
李昪当年曾咬着儿子李璟的手指头告诫他不要轻易在吴越、荆湖、闽国大动干戈，但李璟没有守住这个战略理念，刚刚做了南唐国主，就多次在境外用兵，一举夺取南楚之地时，他就认为其他各国也可指麾而定。以至于佞臣魏岑陪从他消磨闲暇时说：“我年轻时游历过河北元城，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待陛下平定中原，我请求当个魏博（今河北大名）节度使。”这是很巧妙的恭维术，没有明言的台词是：吾主早晚会平定中原！所以李璟听了很高兴，当即答应了他的请求。魏岑就赶忙快步走到堂下稽颡再拜。史称“其主骄臣佞如此”。
南唐在李璟时代曾经攻灭楚国、闽国、殷国，虽然没有得到战争红利，反而损失巨大，但在虚骄中也有“吞天下之志”。
石敬瑭时，中原名将如皇甫晖等人不愿意臣服契丹，于是来投南唐，更多士子也厌倦中原战乱，纷纷来南唐安身立命，这就更让李璟有了“吞天下”的幻觉。
李璟开始勾结契丹与北汉，多次派遣使者从海道出发，或从静海（今江苏泰州东南），或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出东海北上到契丹镇东关（今辽宁大连），由此走北路，蜿蜿蜒蜒进入契丹幽燕之地；如果联系北汉，就从契丹再翻太行，到河东。这一条海道，从契丹天显十二年（937）李昪第一次与契丹来往，到应历七年（957），李璟最后一次与契丹来往，两国断断续续走了二十年。最初两国试探着以大宗贸易为主，后来则是商讨“密事”，互相勾连，主旨则是：共同谋取中原。
《辽史》中留下了南唐与契丹来往的记录。耶律德光时期，契丹共出使南唐四次，南唐则出使契丹十一次。在南唐出使的十一次中，有五次携带“蜡丸”也即密信。其中有一条记录道：辽太宗三年“十一月己巳，南唐遣使奉蜡丸书言晋密事”。这是明确说南唐在与契丹秘密谋划中原晋国，而且是南唐李璟的主动动作。后来南唐大臣宋齐丘谋杀契丹使者燕人高霸，嫁祸后晋，也应该就是这类动作的策略组合。
所以，我相信契丹与后晋石重贵交恶，其原因，除了“十万横磨剑”事件之外，“高霸事件”也不可忽略。
刺杀使者彼此离间
“高霸事件”是“赵匡胤时代”精彩的谍情故实。
在南唐，最能体会先主李昪战略思想的是谋士宋齐丘，可惜此人在中主李璟时代没有得到重用。尽管史上对宋齐丘的说法毁誉参半，且有若干细细密密的故实难于厘清也难于坐实，但宋齐丘对南唐的重要，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大多明白的。陆游《南唐书》甚至引用一个说法：“世言江南精兵十万，而长江天堑，可当十万，国老宋齐丘，机变如神，可当十万。”
契丹长期与南国有联络，南国也对契丹有寄托。当五代之际，这种隔着中原，南北联络的做法，可以看作是一种“远交近攻”战略。但宋齐丘在这个战略中又套进了一个迷局，为南唐赢来了多年的平安。
说契丹主耶律德光派遣使者与南唐做生意。他们带着羊、马，一部分“入贡”，但更多的——有一次带了三万只羊、二百匹马——是到南唐来卖，用卖得的钱购买布帛药品。南唐大臣们虚骄地将这种商业往来视为“四夷来服”，是“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吉兆，于是公卿大臣们，都来朝堂称贺，认为这是自有南唐以来，“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
来而不往非礼，南唐就派出了使者借道后晋去见契丹，但后晋不允。南唐只好走海道。
后晋对南唐不友好，契丹与南唐两家交往多了，宋齐丘就动了心计。
有一次，契丹派遣燕人高霸来南唐，秘密交好。契丹慑于大唐昔日的威名，一直在主动讨好南唐——南唐自认为是大唐的继承者。中原挤在北边的契丹和南边的南唐、吴越、荆南、西蜀之间，常有南征北战开疆拓土的异动。而中原后晋石敬瑭时代正在与辽国友好中，这样就让南国感到了恐惧。长江以北的江淮之地，乃是南唐最重要的北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