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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穿过橄榄球场，越过门柱和两个带着小孩慢跑的女人，大约100码开外的街道上。我的心沉了下去。站在人行道上、回头看着我、双手插在衣袋里的那个男人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和黑色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扬基帽。
我不能保证是同一个人。红黑相间的法兰绒很难说是不同寻常的打扮。也许是我的想像——我离他相当远——但我认为他正在对着我笑。我感到整个身体在抽搐。
埃德加问：“马克？”
我几乎没有听到他的话。我站起来，眼睛一直盯着。起初那个穿法兰绒的男人一动不动地站着。我朝他跑过去，
“马克？”但是我知道我没有搞错。我不会忘记，闭上眼就会看到他。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希望的就是这样的时机。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希望会带来什么。我径直朝他跑过去。因为不会搞错。我知道他是谁。
当我离他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时，那个男人举起手，朝我挥了挥。我一直向前，但我已经看出来这是徒劳的。我只是刚刚穿过公园的一半，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飞驰而至。那个穿法兰绒衬衫的男人朝我的方向敬了个礼，之后就钻进汽车后座。
我跑到大街时，面包车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三
时间与我玩起了游戏。进进出出，时快时慢，似乎触手可及，转眼却又朦朦胧胧。但这都只是转瞬即逝。我使自己外科医生的一面占据上风。他——马克医生懂得如何区别对待。我一直发现，在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容易，而在个人生活中做到这一点却难。区别对待的技巧从来没能转化过。在工作中，我能够处理好多余的情感，进行疏导，使之汇聚到一个积极的焦点上。但在家里，却从来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场危机迫使我发生了改变。正如幸存一样，区别对待并非一个主观愿望的问题。变得感情化一些，使自己沉湎于疑惑中，或者考虑一个孩子失踪18个月的含意……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这就是绑匪们所希望的。他们盼着我倒下，但是我顶着压力照常顺利工作。我处于最佳状态，这我知道。我现在只能这样。我能理智地看待形势。
当务之急是：不，这次我不会报警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只能坐以待毙。
埃德加塞满钱的行李袋递给我时，我有了主意。
我把电话打到谢里尔和伦尼的家里。没有人接。我看了看表，上午8点15分。我没有谢里尔的手机号，不过找她面谈此事更好。
我开车前往威拉德小学，8点25分赶到。我把车停在一排多功能运动车和面包车的后面，下了车。与其他很多学校一样，这所小学由建筑师设计的一层砖瓦建筑（有水泥后楼梯）由于四周林立的扩建物而失去了原来的造型。有的扩建物试图与原来融为一体，但是还有一些建筑物——一般都是建于1968年至1975年期间，镶嵌着蓝色玻璃和零零碎碎的瓷砖——看起来就像世界末日之后的温室。
孩子们跟往常一样，散乱地散布在操场四周。眼下父母们还待在这里，看着他们。他们聊着天。铃声响起时，直到看着自己的孩子安全地进入那栋砖房或明亮的蓝色玻璃建筑时，他们才放心地离开。尽管我讨厌看到父母们眼中流露出的担心，但我对此颇为理解。等到你为人父母时，担心会成为你挥之不去的伴侣。它永远也不会离开你，至于原因，我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例证。
谢里尔的蓝色雪佛兰汽车开进了减速线。我转向她。她正把贾斯汀从他坐位里解下来，这时她发现了我。贾斯汀例行性地与她吻别——一个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举动——接着就跑开了。谢里尔看着他，好像担心他会在这么短的一段路上消失一样。孩子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担心，但这也正常。
“嘿，”谢里尔对我说。
我应了声嘿。接着说：“我需要点东西。”
“什么东西？”
“雷切尔的电话号码。”
谢里尔已经冋到了驾驶室门旁。“上车。”
“我的车停在那边。”
“我会送你回来的。游泳训练耽误了时间。我得把玛丽安娜送到学校。”
她已经发动了汽车。我跳进她旁边的客座，转过头向玛丽安娜笑了笑。她戴着耳机，正用手指飞快地玩着她的高级版掌上游戏机。她心不在焉地朝我挥挥手，眼珠抬都不抬一下。头发还是湿的。康纳坐在她旁边的婴儿座上。汽车里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氯气味，但我却鬼使神差般地觉得闻起来很舒服。我知道，伦尼把车子精心打扫了一遍，但你不可能老是保持得干干净净。坐位之间的空隙里散落着一些法式炸土豆。不知哪来的面包屑粘在座位上。我的脚下到处都是遭到雨靴袭击的学校通知和孩子们的艺术作品。我屁股下有个小机器人，就是麦当劳的快乐套餐派送的那种。我们之间是一个盛CD片的匣子，上面显着《这才叫音乐14》，布兰妮、克里斯蒂娜和男孩乐队的最新歌曲应有尽有。后面的车窗上脏兮兮的，到处都是油污的指纹。
谢里尔的眼睛盯着公路。“我天生不愿刨根问底。”
“但是你想知道我的意图。”
“我想也是。”
“如果我不告诉你呢？”
“也许，”她说。“你不告诉反倒好一些。”
“相信我，谢里尔。我需要这个号码。”
她摁下开关，打开信号灯。“雷切尔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好啊。”
“她花了好长时间才忘掉你。”她犹豫着。
“我不也是吗？”
“一点不错。我不是说这样就对。只是……有些事你得知道。”
“比如说？”
她的眼睛盯着公路，两只手握住方向盘。“你问过伦尼我们为什么从来不把她离婚这事告诉你。”
“是的。”
谢里尔扫了一眼反光镜，不是看公路，而是看她女儿。玛丽安娜似乎沉浸在游戏中。“她没离婚，而是丈夫死了。”
谢里尔在中学前面停下车。玛丽安娜取下耳机，下了车。她没有啰里啰嗦地作例行的吻别，而是说了声再见。谢里尔把车倒回车道。
“我很难过，”我说，因为人们在这种场合都要这么说。因为此时的思维方式非常奇异，甚至令人毛骨悚然，我差点加上一句：嘿，雷切尔和我另外还有些共同之处。
这时，谢里尔好像读懂了这些想法似的。她说：“他是被枪杀的。”
有好几秒钟我们的心头被这一不可思议的类似事件压得沉甸甸的。我一言不发。
“具体细节我不知道，”她迅速加了一句。“他也是联邦调查局的。当时雷切尔是联邦调查局级别最高的女性之一。他死后她就退休了。她不再给我打电话，从那之后她的境况就不大好。”谢里尔将车开到我的车旁，停了下来。“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从大学时算起，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雷切尔现在不是多年前你爱着的那个人了。”
我保持着语调的平稳。“我只是需要她的电话号码。”
谢里尔二话没说，从汽车遮阳板上抓过一只钢笔，用牙齿咬下笔帽，草草地在一个炸面圈盒子上写下了号码。
“谢谢，”我说。
我下车时她几乎没有点头。
我没有犹豫。我身上带着手机。我钻进我的汽车，拨下了这个号码。雷切尔试探性地说了声喂。我的话简单明了。
“我需要你帮忙。”
十四
五小时后，雷切尔乘坐的火车驶进了纽瓦克车站。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些老电影中情人们在火车站分手的情景：滚滚蒸汽从车底冒出来，列车员喊着最后一遍提醒，哨子响了，车轮启动了，咔嚓咔嚓地响着，一个情人身子伸出车窗挥着手，另一个人沿着站台向前跑着。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起了这派情景。纽瓦克火车站浪漫得就像一群满脑袋都是令人作呕的虱子的河马。火车一声不吭地进站了。飘荡在空气中的气味让人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闻。
但是当雷切尔走下火车时，我依然感到内心在激荡。她穿着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和红色的高翻领毛衣。肩膀上挎着一个小行李包，下车时她把它向上提了提。好一会儿，我只是怔怔地盯着。我刚满36岁，雷切尔35岁。自打20岁出头时，我们就再也没有在一起过。我们整个成年时代都是天各一方，各过各的日子。回想起这些事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前面我已谈过我们分手的事。我试图查找出原因，但也许事情就那么简单。我们是孩子，孩子总是干蠢事，孩子意识不到后果，考虑得不够长远3孩子不会明白这种激荡永远不会真正离开你的内心。
时至今日，当我意识到我需要帮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雷切尔。并且她已经来了。
她朝我走过来，没有一丝犹豫。“你好吗？”
“还好。”
“他们打电话了吗？”
“还没有。”
她点点头，沿着站台走着。她的话开门见山，人也迅速进人职业角色。“给我仔细解释一下DNA化验的事。”
“我其他事一概不知。”
“那就是说还不确定？”
雷切尔把包从右肩换到左肩。我尽量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必须作出一些艰难的决定，马克，你对此有准备吗？”
“有。”
“首先，你肯定不想与警方或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吗？”
“那张便条说他们有内线。”
“也许是吹牛，”她说。
我们又走了几步。
“上次我与当局联系了，”我说。
“那并不意味着是错误的举动。”
“但肯定不是正确的。”
她的脑袋做了个不置可否的动作。“你并不知道上次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他们发现了尾巴，也许他们监视着你的房子。但最有可能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打算把她放回来。你明白吗？”
“明白。”
“但是你还对他们抱有希望。”
“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
她点点头，最后停了下来，等着我指明走哪条路。我向右指了指。她又迈开步子。“还有件事，”她说。
“什么事？”
“这次我们不能让他们主宰节奏。我们必须坚持让他们保证塔拉还活着。”
“他们会说头发就是证明。”
“那我们就说化验并不能令人信服。”
“你认为他们会接受吗？”
“不知道，也许不会她步子一直不停。”不过我所谓的强硬决定就是这个意思。那个穿法兰绒衬衫的家伙会在公园里？这可能是个精神游戏。他们想恐吓你，削弱你的意志。他们想让你再次盲从。塔拉是你的孩子。如果你只是想再次交钱，这由你自己决定。但我不会建议你这么做。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销声匿迹。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会故伎重演。
我们进了车库。我把票据交给管理员。“那你的建议呢？”我问。
“这么几条。首先，我们必须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是‘给你钱，以后给我们打电话。’他们得到钱，我们得到你女儿。”
“如果他们不同意呢？”
她看着。“强硬的决定。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我还想要个电子侦察装置，这样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可能的话，我想安上一部光纤照相机，看看这家伙的模样。我们没有人手，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
“要是他们发现了呢？”
“要是他们再次逃跑呢？”她反驳说。“只要能抓住机会，我们干什么都行。我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