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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是怎么回事?”我问。
“你给我们的那个号码并不存在。”
“那怎么可能?”
“他们用的是两个旧车牌,”里甘解释说。“瞧,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把两个车牌锯成两半,然后把一个车牌左边的一半和另一个右边的一半焊到一起。”
我怔怔地盯着他。
“这事也有好的一面,”里甘补充说。
“噢?”
“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一伙职业罪犯。他们知道,如果你报警的话,我们就会在那个购物中心布下埋伏。因此他们找到一个秘密地点,这地方只要我们过去就会被人发现。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去追查假标志和焊起来的车牌这样没用的线索。就像我说的,他们是职业罪犯。”
“有好的一面是因为……?”
“职业罪犯通常不那么残忍好杀。”
“那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的推测是,”里甘说,“他们正在软化你,这样他们就能向你索要更多的钱。”
软化我。已经起作用了。
赎金这事办砸后,岳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从埃德加的声音里听得出来他很失望。这个时候我不想说不友好的话——是埃德加提供的钱,他还明确表示会继续这样做——比起最终的结果,听得出来他对我更失望,失望我没有接受他不要报警的建议。
当然,他在这事上是对的。我错过了一个良机。
虽然我试图参加调查,但警察们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电影里的这些人总是与受害者合作,并分享信息。我自然会向蒂克纳和里甘问及此案的很多问题,但他们拒不回答。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讨论具体的案情。他们以近于轻蔑的态度对待我的质询。比如,我想了解我妻子是怎么被发现的,了解她为什么会赤身裸体。他们守口如瓶。
伦尼经常来我家。他回避我的目光,因为他也为鼓励我报警而自责不已。(里甘和蒂克纳的脸色也在两种负罪感之间游离不定,一种负罪感是因为事情办砸了,另一种负罪感是因为:也许就像我这个悲痛的丈夫和父亲,从一开始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他们想了解我和莫妮卡之间摇摇欲坠的婚姻状况。他们想了解我失踪的手枪。伦尼当初估计得一点不差。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局的视线越来越集中在惟一一个现成的嫌疑人身上。
就是在下。
刚过一周,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撤走了。蒂克纳和里甘也不经常来了。他们频频地看着手表。他们说声抱歉后用电话联系其他案件的有关情况。对此我当然理解。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事态慢慢平息下来了。能缓口气我还是有点欢迎的。接下来的第九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0点钟时,我正在脱衣服,准备上床睡觉。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我爱我的家人和朋友,但他们开始意识到得给我留出自己的时间。晚饭前他们就都离开了。我从湖南花园订了份外卖餐,根据妈咪以前的指示,吃饭才能有力气。
我看了看床边的闹钟,所以我知道当时的精确时间是晚上10点18分。我瞅了一眼窗户,只不过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黑暗中,我差点没有看到——不过没有什么显眼的东西——但是什么东西闯进了我的视线。我停下来,又看了一眼。
那里,如一尊石像站在我外面的人行路上、凝视着我家的是个女人。我断定她正在凝视着,但我不敢肯定,因为她的脸被阴影罩住了。她一头长发——我从身体轮廓就能清楚地看出来——穿着一件长外套。双手插在衣兜里。
她只是站在那里。
我对此不敢妄加推断。当然,我们是新闻人物。记者们一天24小时光顾这里。我把街道的上上下下都看了一遍。没有汽车,也没有新闻采访车,什么也没有。她是走过来的,不过这也很反常。我住在一个郊区住宅区。不论什么时候都有人出来散步,通常是牵着一只狗或夫妻两人,或者夫妻一起牵着一只狗。但是一个女人单独在外散步就近乎匪夷所思了。
那她为什么停在那里?
我估计是出于病态的好奇。
从这个角度看,她是个高个子,但这很大程度上是猜测而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种不安的感觉沿着我的脊梁骨上升。我抓起一件汗衫,飞快地套到睡衣外面(刚套到脖颈),又如法炮制套上一套宽松运动服和睡裤。我又向窗外看去,那个女人僵立着。
她看到我了。
那个女人转身匆匆离去。我感到胸膛绷得紧紧的,我使劲想打开窗。窗被钉住了。我撞了撞窗的四周,想使它松动,又试了一下。它很不情愿地给我让开了一英寸。我放低嘴巴,凑到开口处。
“等一下!”
她加快了步伐。
“请稍等。”
她撒腿跑了起来。该死的,我转身就追。我不知道拖鞋哪去了,也没工夫穿鞋了。我跑到屋外,小草搔着脚底。我朝她离去的方向狂奔过去。我努力想追上她,但她不见踪影了。
我回到屋里,给里甘打了个电话,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甚至在说这事时,我的话听起来蠢得很。一个女人一直站在我的房前。了不得的大事。里甘呢,听起来也是毫不在意。我说服自己这不算什么,不过是个爱管闲事的邻居而已。我爬回床上,浏览着电视节目,最后合上了眼睛。
然而,这一夜还没有结束。
凌晨4点钟,我的电话响了。我现在只是自称睡觉,其实根本就没有睡着。我眼睛闭着,话筒悬在眼睛上方。夜晚跟白天一样难熬。二者之间只隔着一层薄得不能再薄的窗帘。夜里,我的身体总算是休息了,但思维却拒绝停止。
我闭着眼睛,无数次重温着遭到袭击那天早晨的情形,希望能激活一点新的回忆就是从我现在的地方开始的:在卧室里。我记得闹钟响起来了。伦尼和我那天上午准备去打短网拍墙球。大概从一年前开始,我们每个星期三都要打球,而且一年来,我们的球技也从“差劲”提高到“尚可救药”的水平。莫妮卡已经醒了,正在淋浴。上午11点我还要去做手术。我起床后,看了看塔拉,转身回到卧室。莫妮卡淋浴完了,正在穿牛仔裤。我下楼来到厨房,身上还穿着睡衣,打开西屋冰箱右面的贮藏橱,挑了些紫莓格兰诺拉麦片棒和黑莓(其实我最近已经把这个细节告诉里甘了,好像与案情有关),一边吃着,一边在冼涤槽前弯下腰……
嘭,就这样。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之后便是医院。
电话又响了一遍,我的眼睛睁开了。
我的手找到电话,拿起来说了声,“喂?”
“我是里甘侦探。现在和蒂克纳特丁在一起。两分钟之内我们赶过去。”
我倒抽一口冷气。“多少?”
“两分钟。”他挂断电话。
我下了床,向窗外望去,有点盼着能再次看到那个女人。那地方一个人也没有。我的牛仔裤从昨天起就一直堆在地板上。我匆匆穿上。拉过一件衬衣套到头上就下了楼梯。我打开前门,仔细打量着外面。一辆警车出现在街角处,里甘开车,蒂克纳坐在客座上。我从未见过他们同坐一辆车。
我知道,这次不会是好消息。
两个人钻出汽车。一股憎恶感顿时传遍我全身。因为赎金这件事办砸了,我自己对他们这次来访也作了准备。我甚至对将要发生的事在脑子里彩排了一遍——他们会怎样向我发难,我会怎样点着头,谢谢他们,检讨自己。我练了练反应。我清楚地知道下面的一切都会如法炮制。
但是现在,当我看着里甘和蒂克纳向我走来时,那些辩护词荡然无存。恐惧感向我袭来。我的身体发抖起来,几乎要站不住了。膝盖颤栗着,我只好倚靠在门框上。这两人步调一致,这使我想起了以前的一部战争影片里的情景:军官们表情严肃地来到母亲的房前。我摇着头,驱走这些镜头。
他们来到门口,长驱直人。
“我们有件东西给你看看,”里甘说。
我转身尾随着。里甘啪的一声打开一盏灯,但是灯光并不明亮。蒂克纳走到长沙发边,坐下来,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显示器一下子亮了,他浸浴在液晶显示器蓝色的光芒中。
“我们有了一点突破,”里甘解释说。我靠近了些。
“你岳父给了我们赎金钞票系列编号的单子,记得吗?”
“记得。”
“昨天下午有人在一家银行使用其中的一张。蒂克纳特工现在带来了一部录像资料。”
“从银行吗?”我问。
“是的。我们把录像下载到他的笔记本电脑里了。12小时前,有人拿着一张百元钞票到这家银行兑换零钞。我想让你看看这部录像。”
我坐到蒂克纳身边。他按下一个键。录像马上就播放了。我原以为是黑白的,或者是些粗糙模糊的画面,这部录像却不是这样。拍摄角度在正上方,色彩非常明亮。一个秃头男人正在跟一名出纳员说话。没有声音。
“我不认识他,”我说。
“等等。”
那个秃头男人跟出纳员说了些什么。他们似乎都在和善地暗笑着。他拿起一张纸条,挥着说了声再见。出纳员轻轻挥着表示回敬。队伍中的下一个人靠近柜台。我听见了自己的呻吟。
是我妹妹斯泰西。
我一直渴望的麻木感霎时间汹涌而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两种极端的情感同时攫住了我。一是恐惧,是我自己的妹妹干的。我挚爱的妹妹背叛了我。不过,二是希望一我们现在有希望了。我们有了一条线索。如果是斯泰西的话,我不相信她会伤害塔拉。
“是你妹妹吗?”里甘指着她的照片问。
“是的。”我看着他。“这是在哪儿拍的?”
“卡特斯基斯,”他说,“一个小镇,名叫——”
“蒙塔格,”我接过他的话。
蒂克纳和里甘互相看着对方。“你怎么知道?”
但是我已经朝门口走去。“我知道她在哪里。”
七
我的祖父以前酷爱狩猎。我对这一点总是感到奇怪,因为他是那样一个温文尔雅、声音柔和的人。他从来不谈自己的感情。他不会把鹿头吊在壁炉架的上方。其他猎人喜欢把猎物制成战利品图片或者把鹿角留做纪念品,或者做些诸如此类的事,而他却从来不这样。他不会与朋友或家人一起打猎。对我祖父而言,狩猎是一项孤独的活动;他并不解释、辩护或与他人分享。
1956年,爷爷在纽约州蒙塔格狩猎的树林中买下了一座小木屋。我听说花了不到3000美元。我怀疑要是现在出手的话,价钱会高得多。木屋里只有一间卧室,乡村风格的结构,没有那个时代的迷人特征。一条几乎认不出来的泥土路只延伸到离木屋200码远的地方,剩下的就是一条满地树根的小径,只能徒步行进。
四年前他去世时,我祖母继承了它。至少我是这么臆断的。对此没有人真正在意。大概10年前,我的祖父母退休后去佛罗里达了。现在祖母正饱受病因不明的老年痴呆症的痛苦。那座古老的小木屋据我估计是她的一部分财产。就税收和其他任何花费而论,恐怕已经欠了不少账。
小时候,每年夏天妹妹和我都要与祖父母在那座小木屋里度过一个周末。我不喜欢它。除了偶尔有蚊子叮我几口,我感到非常无聊。没有电视,我们很早就得上床睡觉,四周漆黑一片。白天的幽寂经常会被猎枪那迷人的回响打碎。多数时间我们花在了散步上,那时候我觉得这种活动真没劲。有一年,母亲只给我带了土黄色的卡叽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