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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尔特没有反应，只是冷冷地看着马丁·贝克。
“没有，我从没干过那种事。”
“你当警察多久了？ ”
“四十年。”
“认识尼曼多久了？ ”
“从三十年代中期就认识了。”
马丁·贝克耸耸肩。
“奇怪了，”他淡淡地说，“我刚才提到的事，你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尼曼应该是维持秩序的专家吧？ ”
“岂止专家而已，他是专家中的高手。”
“而且他还写了一些研究报告，指出警察在示威、罢工及暴乱中该如何对应。他在研究中推荐了一些方法，比如用骑兵队突袭，后来因为骑兵队被裁掉了，才改用木棒。他还建议骑摩托车的警员应该冲人群众里，将他们驱散。”
“我从没见过那种事。”
“当然没有，这个战术被禁用了，因为他们怕警察从车上摔下来，反而伤了自己。”
“我什么也不知道。”
“尼曼还想到如何使用催泪弹和水枪，他是以专家身份正式提出来的。”
“我只知道尼曼从来不会使用不必要的手段。”
“你是指他自己吗？ ”
“他也不会让属下胡作非为。”
“换句话说，尼曼从来没犯过错，一向安守本分？ ”
“是的。”
“也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
“是的。”
“可是还是有人控告尼曼行为失当。”马丁·贝克说道。
“他们的报告都是无中生有。”
马丁·贝克站起身，来回踱着步子。
“有一件事我还没告诉你，不过我现在跟你说吧。”
“有件事我也想告诉你。”胡尔特表示。
“什么事？ ”
胡尔特静静不动地坐着，眼神却飘向窗外。
“我下班后，通常没什么事做。”他说，“我刚才已经讲过，自从玛亚去世后，日子就变得很无聊。我常坐在窗边数着经过的车辆，会驶过这条街道的车并不多，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坐着想事情。”
他停下来，马丁·贝克静静等着。
“除了自己的一生外，我没有太多事可想，”他说，“我在本市当了四十年警察，不知被多少人唾弃憎恨过，不知有多少次被人们吐舌头，骂我是猪八戒或凶手。我处理过无数自杀案件，免费加班了无数个小时，我为了维护法律与秩序，好让善良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让良家妇女免遭强暴，让商家橱窗不至被洗劫一空，一辈子工作得跟狗一样。我清理过爬满白蛆的腐尸，晚上回家坐下来吃饭时，蛆虫还从袖口掉出来。我还帮母亲慢性酒精中毒的孩子换过尿片，帮助找失踪小猫，排解械斗纠纷——但治安只是越来越不堪，发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更多的流血冲突、更多人在诋毁我们。他们总是说警察应该保护社会，所以有时我们得镇压罢工，有时则是学生、纳粹、共产党。现在几乎没什么人要我们镇压了，但警界的士气还很高昂，如果警界里能多一些像尼曼这样的人，治安就不会是今天这种样子了。所以如果有人想听警界的八卦，根本不用跑来找我。”
他微微抬起手，然后重重往桌上一拍。
“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他表示，“能说出来真好，你自己也当过巡警，对吧？ ”
马丁·贝克点点头。
“什么时候的事？ ”
“二十多年前，二次大战结束后。”
“是的，”胡尔特说，“就是那时候。”
马丁·贝克清清喉咙，说：
“我刚才想说的是，尼曼并非死于疾病，而是被谋杀的。我们认为凶手是为了复仇，他可能还有别的仇家。”
胡尔特站起来，到走廊取下制服外套穿上，然后调整肩上的饰带和枪套。
“我来这儿是要问一个问题。”马丁·贝克说，“有谁会恨尼曼，恨到非杀他不可？ ”
“没有。我得走了。”
“去哪儿？ ”
“去工作。”胡尔特说，然后把门打开。
第十四章
勒恩双肘抵着桌面，用手撑着头，他实在太累了，眼前的字句总是缠成一团，不是飘来晃去，就是忽上忽下地乱跑，就像每次他想完美无瑕地打篇东西，那台旧打字机偏偏来捣乱一样。勒恩打着呵欠，眨眨眼，然后把眼镜擦干净，试着再从头读起。
眼前是一张烟酒专卖局的牛皮纸，纸上的内容虽然错字连篇，书法拙劣，却看得出是认真地慢慢写出来的。
致斯德哥尔摩，司法部风纪处
今年二月二日，本人因为刚领薪水，去买伏特加酒，结果喝最了。我坐在动物园渡口唱哥，然后有一辆警车开过来．三个年轻得可以做我儿子的警察——不过，我要想生，一定会生个人，而不是畜牲——走下来一把抢走我的酒瓶，我瓶子里还剩一点儿酒，他们把我拖到一亮灰色大众车巴士上，巴士里面还有一个警查，秀子上有条的。他抓住我的头法，用我的头去撞地板，我就开始流血，不过那时我没有什么敢觉。后来我就被关了。然后来了一个大个子，他在门口看我，还笑我。他叫另外一个警查把门打开，然后拖外套，拿出秀子里面的粗皮带，然后卷秀子走进牢里，大声叫我立正站好，然后我就骂他，他大概听不清楚我在骂什么，后来我清醒了，他就打我肚子和另外一个地方，我就不写是哪里了。我倒下来，他又踢我肚子和其他地方，要走前还说，现在你知道耍警查会有什么下场了吧。第二天早上，他们放我出来，我问他们那个揍我骂我、秀子上有条的警查是谁，他们叫我最好忘掉，趁他们还没改变心意把我胖揍一顿之前赶快走，不过另一个从哥德堡来的、叫维福多的人告诉我，那个打我的人是尼曼组长，他说我最好不要说出去。这件事我想了很多天，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又没做坏是，只是喝了一点儿酒唱唱哥而已，可是我要公里正意，打商喝最酒了的老老实实工作老人，真的不是警查该做的事，我发是，我说的都是真话。
工人，约翰·贝尔图松敬上
我有一个教授朋友说我应该写这封信，这样就可以“冤情召血”了。
官方评注：控诉书中所指警官斯蒂格．奥斯卡．尼曼组长，对此事毫不知情。负责拘捕控诉人贝尔图松的紧急小组指挥胡尔特副队长表示，贝尔图松是个声名狼藉的不良分子和酒鬼，贝尔图松被捕及坐牢时，都未受到暴力对待。尼曼组长当天并未值班，当天值班的三名巡警出面作证，当时并未对贝尔图松施以拳脚。贝尔图松经常酒醉闹事，神志不清，老爱对不得不拘捕他的巡警口出恶言，胡乱控告。
文件上盖了个红章子：不予起诉。
勒恩郁郁地叹口气，把控诉人的名字写到笔记上。被迫礼拜六加班的女职员将档案柜重重关上，以示不满。
到目前为止，她已经翻出七个跟尼曼有关的控诉档案了。
勒恩已看完了一份，还剩下六份。勒恩按顺序一份份读下去。
接下来的一封信措辞完好，端正地打在厚厚的布纹纸上。
信件内容如下：
本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本人跟五岁的女儿一起
在派多冈街十五号入口外的人行道上，等候探望病人的内人。为了打发时问，我们在人行道上玩“鬼抓人”，就我记忆所及，街上并没有人，因为是周六下午，商店都打烊了，因此后来我无法找到目击证人。
我抓到女儿后，把她举到空中，然后放下来，这时我发现转角停了一辆警车。两名巡警下车向我走来，其中一人立即抓住我胳膊说：“你在对那个小孩儿干什么？ 你这混蛋。”（ 我应该补充一点，那天我很休闲地穿着卡其裤、防风衣和棒球帽，衣服都非常干净整齐，不过也许信中昕提的两位巡警觉得我很邋遢吧。） 我当时惊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另一名巡警拉着我女儿的手，叫她去找她妈妈。我解释说我就是孩子的父亲，其中一人听了便把我的手扭到背后，那真的很痛，然后把我推进巡逻车后座。在去警局的途中，其中一个巡警用拳头打我胸口、侧身和肚子，同时还一直用“变态”、“下流的老头”等不堪入耳的字眼辱骂我。
到了警局，他们便把我关进牢里。一会儿牢门开了，尼曼组长走进来（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是后来才知道的） 。“你就是那个爱追着小女孩儿跑的家伙吗？看我怎么收拾你。”他说，然后重重一拳打在我肚子上，我痛得弯下腰来。我一缓过来，便表明自己是女孩儿的父亲，结果他用膝盖顶我下盘。他一直揍我，直到有人进来说我妻子和女儿来了。组长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后，便叫我滚蛋，连旬道歉或解释的话都没有。
因此我希望当局能留意以上所说的事，要求尼曼组长和两名巡警为这次凌虐无辜老百姓的事负责。
工程师，斯图雷·马格努松
官方评注：尼曼组长不记得有这件事，斯特伦和罗森奎斯特巡警表示知情，他们认为当事人当时举止
怪异，对孩子不利。但他们只要求马格努松上车，后来便放他走了。当时辖区警局里的五名巡警，均否认看到当事人受到欺凌，也没注意到尼曼组长曾走进拘留所，他们认为组长根本没去。不予起诉。
勒恩把报告放在一边，在笔记上写了点儿什么，然后继续看下一份控诉书。
斯德哥尔摩，司法部风纪处
上周五，十月十八日，我到住在厄斯特马路的好友家参加派对。晚上十点左右，我和另一位朋友叫出租车回家，我们站在门口等车，这时两名警察从马路对面走来，问我们是不是住在这栋大楼。我们说不是。
他们就说：“那就滚开，别在这边闲晃。”我们解释是在等出租车，昕以没有走。警察就粗鲁地抓住我们，把我们从门口推开．还一直叫我们走。我们说出租车已经叫了，但两名巡警还是强行推着我们走在他们前面，我们反抗时，其中一人便拿出警棍打我的朋友。我想保护朋友，结果也挨了几棍，然后他们两个都拿出棍子拼命揍我们，我一直希望出租车赶快到，这样我们就能逃走了，可是车没来，最后我朋友大喊：“我们最好快逃，要不会被他们打死。”我们跑到卡尔拉路，坐巴士回了我家。回到家时，我们两人浑身是伤，我的右手腕开始肿起来，淤血得很厉害。我们决定去那两个巡警工作的警察局控诉，便搭出租车去了。两名巡警不在，不过我们跟一个叫尼曼的组长谈了。他叫我们等巡警进来。巡警一点钟回来了。接着我们四个人——两名巡警和我们两个——一起被叫到尼曼的办公室，我们把经过重述一遍。尼曼问巡警有没有这回事，他们矢口否认，组长当然采信他们的说法，叫我们最好别污蔑两位辛苦老实的警察，如果我们再这样，就不会轻易饶过我们。然后他就叫我们滚蛋了。
我觉得尼曼组长的处理方式值得商榷，我听说的句句属实，我朋友可以作证。我们并未喝醉酒，我周一请公司医生检查我的手，他写了一份证明，附在此信中。我们并未查出两名警员的名字，不过我们可以指认他们。
奥拉夫·约翰松敬上
勒恩并不了解医生所写的术语，不过看来这位约翰松的手腕会肿起来，是因为体液渗出所致，若不自行消肿，就得刺穿皮呋引流，这样一来，从事印刷工作的患者就只好暂停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