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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房子里再无其他私人物件，尤其是没有任何透露屋主现在身处何处的线索。
马丁·贝克去按隔壁邻居的门铃。有个女人来开门。他们问了些问题。
“呃，你也知道这种公寓是什么样的情形，”她说，“你不会去想其他住户是些什么人。我见过他几次，但我想他应该还没在这里住很久。”
“你记得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吗？ ”科里贝尔问。
那女人摇摇头。
“毫无印象，”她说，“已经很久了。圣诞节吧？ 还是那前后？ 不过，真的不记得了。”
同一层楼的另两家住户没人。至少，是没人来应门。这公寓好像也没有管理员，只有大门入口贴了一张通知，说住户若有东西要修理就与某个修理工联络，留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住址。
他们从大门出来后，马丁·贝克穿过马路到对面一家超市去，科里贝尔则坐在车里等他。马丁·贝克找到经理，给他看那张特价广告单。
“我无法告诉你那是什么时候派出去的，”他说，“我们通常在星期五派送这类的单子。嗯，等一等。”他消失在超市的尽头。过一会儿他回来了。
“二月九日，星期五。”他说道。
马丁·贝克点点头，回到科里贝尔那儿。
“他二月九日以后就不曾回来。”马丁·贝克告诉他。
科里贝尔没精打采地耸耸肩。
他们沿着索肯街和尼纳斯街，穿过哈马比工业区，然后进入瓦恩德路。到古斯塔夫堡后，他们就去了警察局，跟在奥洛夫松那栋别墅后院发现赃车的两位员警之一谈话。他告诉他们去那栋别墅的路怎么走。
他们开了十五分钟抵达那里。那栋别墅十分隐秘。通往那儿的道路崎岖不平，只能称得上是林中小径。木屋周围的土地曾经受到良好的照顾，种有草皮，辟有岩石花园，而且铺了砂石小径，但现在都只剩下依稀可见的残迹而已。房子左近，铺了碎石子的地方，雪已几乎全部融化，但那离房子很近的林子里，仍有灰蒙蒙的积雪。在花园最远端，就在树林边上，有一间新建的车库。车库是空的，从地上碎石残留的痕迹可以看出曾有三辆车并排停放在这里，那些车已经不在了。
“他们真笨，竟把车子移走了，”科里贝尔说，“要是他回来了，马上就会知道警察来过。”
马丁·贝克研究木屋的门，除了安全锁之外，还用一个大的铜锁。唯一能把钥匙给他们的只有奥洛夫松本人，所以看来他们只好自己动手了。他们从车子的手套箱里取出螺丝起子及一些其他工具，搞了几分钟后，把门打开。
木屋里有个大房间，充满乡村风格的摆设，两张床是钉到墙壁上的，此外还有一间厨房以及浴室。屋里的空气阴冷潮湿，闻起来有霉味，并混有煤油昧。大房间里有个壁炉，厨房里则有个烧木材的炉子，除此之外，屋里主要的取暖设备全仰赖一个放在睡觉区的煤油炉。地板上覆盖着沙和泥土，大房间里的家具又脏又破。厨房里，从餐桌、板凳到架子，无不堆满了垃圾、空瓶、油腻的盘予、有咖啡渣的杯子以及脏玻璃杯。两张床中，有一张铺着脏床单及污秽破烂的拼布被子。
房子里没有一点儿人气。
小小的门廊处有一扇门，门后是一个储物柜，架子上摆满偷来的东西——或许都是赃车里头的东西。有晶体管收音机、照相机、望远镜、手电筒、工具、几根钓竿、一把猎枪，以及一台手提式打字机。马丁·贝克拿过一张凳子，站上去审视最上层的架子。那儿有一套旧的棒球球具、一面退色的瑞典国旗，以及一张装在相框里的相片。他把相片拿到大房间里，给科里贝尔看。
里面是一位金发的年轻女人和一个穿着短袖衬衫和短裤的小男孩儿。那个女人很漂亮，她和小男孩儿两个都面对着相机笑得很开心。女人的衣着及发型显示当时是三十年代末期，相片的背景就是马丁·贝克和科里贝尔目前所在的别墅。
“我猜，这应该是他父亲去世前一两年照的，”马丁·贝克说，“这地方当时看来不太一样。”
“他母亲长得很漂亮，”科里贝尔说，“不知道勒恩进行得怎么样？ ”
埃纳尔·勒恩开着车在西洁特绕了许久，才找到贝蒂尔·奥洛夫松的母亲居住的地方。她现在姓伦德贝里，勒恩发现她丈夫是一家大商店的部门主管。
来开门的女人满头白发．但她的脸看起来不会超过五十五岁。她瘦削，皮肤晒成麦色，虽然春天才刚刚开始。当她疑惑地扬起双眉时，美丽的灰色眼睛周围可见些许的细纹，在阳光照耀下，尤其映衬着她麦色的皮肤，显得甚是惨白。
“你好，”她问道，“有什么事吗？ ”
勒恩将帽子换到另一只手，拿出证件。
“你是伦德贝里太太？ ”他说。
她点点头，等他继续往下说，同时眼中浮出一丝焦虑。
“是关于你儿子，”勒恩说，“贝蒂尔·奥洛夫松。可以的话，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她皱起眉头。
“他又做了什么事？ ”她说。
“我希望是没事，”勒恩回道，“我能进去一会儿吗？ ”
女人犹豫地把手从门把手上移开。
“好——的，”她缓缓地说，“请进。”
勒恩挂好大衣，帽子放在门廊桌上，然后跟她进入客厅。客厅布置得很舒服，家具都很有品位。女主人指着火炉旁的扶手椅示意他坐下，自己则坐在沙发上。
“好，”她简洁地说，“请直接说。贝蒂尔的事已经不太能打击我了，你不如直截了当告诉我实话吧。他干了什么？ ”
“我们在找他，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帮我们查清一个案子，”
勒恩说，“伦德贝里太太，我只是想问你，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
“他不在家吗？ ”她问道，“渥斯塔那边？ ”
“没有，他似乎有好一阵子没回那里了。”
“那别墅呢？ 我们……他在瓦恩德有间别墅。那是贝蒂尔的父亲，我的第一任丈夫建造的，现在是贝蒂尔的。也许他会在那里？ ”
勒恩摇摇头。
“他有没有跟你提到他要去哪里？ ”
贝蒂尔·奥洛夫松的母亲双手一摊。
“没有。我们现在几乎很少说话了。我从不知他在哪儿、在干什么。比如说吧，他已经超过一年没上这里来了，来的话也只是想借钱。”
“那他近来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
“没有。当然啦，我们才去西班牙度假三个星期，但即使没去，我也不认为他打过电话来找我。我们之间再没任何关系了。”她叹口气，说，“我丈夫和我很久以前就对他死心了。现在听起来，他一点儿也没变好。”
勒恩无语地坐了一会儿，审视着这个女人。她的嘴角浮现出苦涩的线条。
“你知道有谁可能知道他的下落吗？ ”他问道，“固定的女友？ 明友？ 或别什么的人？ ”
她短促地笑了一下，声音冷峻而不带笑意，听起来很假。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她说，“他曾是很乖的孩子，但后来交了坏朋友，被人家牵着走，跟我、我丈夫和他弟弟对着干，呃，其实是跟所有的人对着干。然后他进了感化院，但是情况并未因此好转。在那里，他只学到更加憎恨这个社会，他还在那里学会成为专业罪犯以及如何吸毒。”
她生气地看着勒恩。
“不过我想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我们的少年感化院和类似的机关，已变成犯罪和吸毒的中介机构。你们所谓的行为矫正根本是一文不值。”
她说的，勒恩大致都同意，因此委实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呃，”最后他终于说，“也许看来是这个样子。”然后他打起精神说：“我无意引你不快。我能不能再问你一个问题？ ”
她点点头。
“你这两个儿子的感情怎样？ 他们见面或用任何方式保持联络吗？ ”
“不再有联络了，”她说，“杰特现在是合格的牙医，在哥德堡开业。不过，当他还在这里的牙医学院上学时，他曾说服贝蒂尔让他修补牙齿。杰特是很善良的好孩子。他们有一阵了感情很好。但后来出了事，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但他们从此不再往来。所以我想你问杰特也没用，因为他现在根本对贝蒂尔一无所知。这点我很确定。”
“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目？ ”勒恩问。
“不知道，”她边说，边把头转开。“一点儿都不知道。反正是出了什么事。贝蒂尔总是不断出事，对不对？ ”
她直视勒恩，勒恩不安地清清喉咙。
也许是该告辞的时候了？ 他站起来，伸出手。
“谢谢你的帮忙，伦德贝里太太。”他说道。
她跟他握手，但没说话。他拿出名片，放在桌上。
“假如有他的消息，也许你愿意打电话来通知我一声？ ”
她仍旧保持缄默，只是陪他走出客厅，为他开门。
“那么，再见了。”勒恩说。
他走向前院大门，半路上回头，看到她纹丝不动地站在家门口，身体挺得笔直，看着他。她比他刚到时明显苍老了许多。
第十七章
关于贝蒂尔·奥洛夫松的种种，他们多少有了较为清晰的眉目，但也不能算多。他经手赃车那是原本就知道的。他在转手卖出前，或者把车子重新喷漆，或者换了车牌。他很可能也卖毒品，或许不是大经销商，仅是维持生活所需。
但这些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因为警方知道奥洛夫松这人也有好几年了，他们对他的所作所为至少有些了解。
马尔姆所知道的一定是更重要的事，要不然奥洛夫松不会冒险除掉他。
当然，前提是马尔姆床垫里那个精巧的装置是奥洛夫松弄的。虽然这样的怀疑全是出自揣测，但目前在总部里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
梅兰德在黑社会的调查，起先进行得并不顺利。首先，他最可靠的线民，一个以前专门开保险箱的窃贼，本来已经洗手很多年，却又再度犯案，被判刑三年，目前已在贺兰达监狱服刑八个月。然后他又发现南区那家老板娘跟他很熟的啤酒屋，因为所在的大楼整个拆掉，已经不见了，不然在那里应该会有人认得马尔姆和奥洛夫松。那位老板娘已经搬离斯德哥尔摩，据说她在卡姆拉开了一家雪茄店。遇到这些挫折后，梅兰德去一家同在南区的三级咖啡厅，它的常客里有几个惯偷，他们情绪好的时候，也许愿意拿一些有用的情报来交换一两杯酒。但连在那里，梅兰德都运气不佳。那地方已经改了店名，入口上方的告示板写着“今夜跳舞”。橱窗里摆着乐团的彩色大相片，一群黑发男子手里拿着奇怪的乐器，这些乐器几乎都被他们袖口的褶子遮住了。门旁的展示柜上原先放的是用很小的字体写的菜单，提供高丽菜、肉丸、豆汤等，现在则被一张西班牙文的彩色菜单取代。
梅兰德走进去，在门内站着，打量这个地方。天花板的高度降低了，灯光比以前昏暗，摆的桌子比以前多，上面铺着格子臬布。墙上挂着斗牛及吉卜赛舞者的海报。此时是星期五晚上，一半的桌子坐的都是年轻、喧闹的客人，完全没人注意到他。过了好一会儿，他看到一位他认得的女招待，她打扮得像是要去参加化装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