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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丽夜里两点回来时他仍未入睡。那或许是他老婆给她的宵禁时间。但是洛夫则没有特别的回家时间要遵守，尽管他比姐姐小四岁，只有她一半聪明，连她百分之一的自我保护的直觉和自我照顾的能力都没有。不过，当然，他是男的。
英格丽蹑手蹑脚走进客厅，弯下腰，在他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她身上有油漆味和汗味。
太荒谬了，他想。
又过了一小时他才终于睡着。
五月二号早上马丁·贝克抵达国王岛街的警察局时，科里贝尔跟梅兰德正在说话。
“太荒谬了！ ”科里贝尔一拳击在桌上，除了梅兰德外，每样东西都跳起来了。
“没错，是很奇怪。”梅兰德沉重地说。
科里贝尔穿着衬衫，领带放松，领口敞开。他探过桌面，说：
“奇怪？ 也许奇怪的是我们。有人在马尔姆的床垫里放了一颗定时炸弹。我们以为是奥洛夫松放的。但奥洛夫松一个月前就死了，因为有人敲碎了他的头骨，把他的尸体塞到一辆报废的旧车里，然后连车带人全部沉到海里去。我们则坐在这里像野地里的鸟群一样，漫无头绪。”
说完他静下来喘口气。梅兰德没说话，只是心不在焉地对马丁·贝克点点头，仿佛他并不在那里似的。
“如果我们假设马尔姆的死亡与奥洛夫松之死有关系的话……”
“但这纯粹只是揣测，”梅兰德说，“虽然这两个事件看来不可能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可以把两起案子连在一起。”
“完全正确，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件里的第三种要素与另两件是脱不了干系的。”
“你是指自杀？ 马尔姆自杀的事？ ”
“当然了。”
“没错，”梅兰德说，“他或许知道时间到了。”
“正是如此。而且他大概觉得自己开煤气解决会比另一种死法痛快些。”
“事实上，他害怕得要命。”
“他是有理由害怕。”
“结论是，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活下去，”梅兰德说，“他害怕被杀，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杀手是谁？ ”
科里贝尔思索着，突然很突兀地冒出一句：
“也许是马尔姆杀了奥洛夫松。”
梅兰德从抽屉里拿出半个苹果，用裁纸刀切下一小片，放到他的烟袋里。
“听起来不太可能，”他说，眼睛抬都不抬一下。“像马尔姆那种蹩脚人物，不可能有能力犯下这么大的案子。他可能不会有道德良心上的顾虑，但他也得有能力处理技术上的问题。”
“棒极了，弗雷德里克，你的逻辑一点儿也没错。那么，你推断出什么结论呢？ ”
梅兰德没说话。
“你那漂亮的逻辑推论是什么？ ”科里贝尔不放过他。
“结论是马尔姆和奥洛夫松都是被灭口的。”梅兰德略带勉强地说。
“被谁？ ”
“我们不知道。”
“对，确实如此。但我们一定可以查出来。”
“是的，”梅兰德说，“或许你说得对。”
“专业手法。”马丁·贝克自言自语。
“完全正确，”科里贝尔说，“职业杀手。只有职业杀手会使用装在袜子里的石头，以及炸弹之类的东西。”
“我同意。”梅兰德说，“就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坐在这里摇头瞪眼，以为见到什么神迹了。因为我们处理的一直都是外行人犯的案子。时间一长，我们自己多少也都成了外行人了。”
“百分之九十八的刑事案件都是外行人犯下的，即使在美匡也是如此。”
“那不能当做借口。”
“没错，”梅兰德说，“我只是在解释原因。”
“等等，”马丁·贝克说，“这跟别件事也能联系起来。自从贡瓦尔写了那个备忘录什么的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
“对啊，”科里贝尔说，“那个在马尔姆的床垫里放定时炸弹的人，干吗要打电话给消防队？ ”
三十秒后他自己回答了问题。
“因为他是专业人士，是职业杀手。他的工作是除掉马尔姆，他对于同时杀掉十个人毫无兴趣。”
“唔，”梅兰德说，“这样的说法挺有点儿道理的。我听说职业杀手其实不像业余的那么嗜血。”
“昨天我刚读过类似的东西，”科里贝尔说，“如果我们换一个相反的角度，举一个完全外行人的例子，譬如我们一度受人尊敬的同事欧丁，十七年前他在斯科讷省杀了九个人时，可完全没有这些顾虑。只因为他的未婚妻取消婚约，他就放火把整个老人之家烧了。”
“可是他是精神不正常才会那样。”马丁·贝克说，“所有犯下杀人罪的外行人都是精神不正常的，即使只是在作案时不正常。但是职业杀手就不一样了。”
“可是瑞典现在并没有职业杀手啊。”梅兰德沉思着说。
科里贝尔看了他眼，说：
“谁说他是瑞典人？ ”
“如果他是外国人的话，那跟贡瓦尔的推论就很吻合了。”
马丁·贝克说。
“最重要的是，那跟我们所猜测的吻合，”科里贝尔说，“既然在讨论，就干脆猜个够。比方说，你们认为那个在马尔姆床垫里装炸弹、又把奥洛夫松头骨砸破的家伙现在还在瑞典吗？ 你们以为他作案后还会留到第二天吗？ ”
“不，”梅兰德说，“他干吗要这样？ ”
“当然，没有证据证明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凶手。”科里贝尔思索着。
“有的，”梅兰德说，“有一件小事。”
“对，”马丁·贝克同意。“有一件事使这个假设变得很可能。
要在马尔默杀人并在盾牌街纵火，这人得要对当地有某种程度的熟悉才行。”
“嗯，”科里贝尔噘起嘴。“一个以前来过瑞典的人。”
“瑞典语说得还可以。”梅兰德说。
“对斯德哥尔摩和马尔默都挺了解的人。”
说话的是科里贝尔。
“但是知道的还不够多，所以会搞错对象，打电话去河岸村城而不是斯德哥尔摩报火警。”
发言的是马丁·贝克。
“话说回来，谁会想到把盾牌街上的房子说成是环路三十七号？ ”科里贝尔突然问道，“我是说，除了交通管理局和一些警察之外。行政部门有谁会这样？ ”
“有人替他把地址写下来，但没有在地图上指给他看。”梅兰德边说边点燃他的烟斗。
“一个对本市街道所知有限的人。”马丁·贝克说。
“一个外国人，”科里贝尔说，“外国的职业杀手。在两个案、件中，他使用的都是以前不曾在瑞典使用过的凶器。耶尔默说那种定时炸弹是在法国发明的，在阿尔及利亚很流行。如果有个瑞典的帮派人士突然想杀奥洛夫松的话，他一定是用铁管或单车的链条。”
“把石块塞在袜子里当凶器在大战期间常用，”马丁·贝克说，“间谍和情报员之类的人等常用这个来除掉通敌者或碍事的人。一些不想被搜出身怀枪械或刀子的人也用这个。”
“挪威也有这样的案件。”梅兰德说。
科里贝尔抓抓他的一头金发。
“这些消息都不错，”他说，“但是，总该有杀人的动机吧。”
“应该是的，”马丁·贝克说，“事实上这更强化了马尔姆与奥洛夫松两案之间的关联。一个人会被职业杀手杀死的原因是什么？ ”
“因为他们令人不安，”梅兰德说，“我们可以猜测奥洛夫松和马尔姆之间的关系。两人应该都是偷车贼。反正，是跟偷车行业有关。”
“对偷车贼而言，车子值不了很多钱，”马丁·贝克说，“他是只要有人买就贱价卖出。”
“奥洛夫松和马尔姆把车子重新喷漆，配上假的车牌和证照，然后开过边境，到某个国家，不是自己卖掉车子，就是把车子交给别人。”
“后者最有可能，对不对？ ”科里贝尔说。
他生气地摇摇头，继续往下说：
“他们跟别人，或者别的一群人，替某个涵盖许多其他行业的大企业集团，打点他们在瑞典这边的事业。但他们出了状况，所以公司决定将他们灭口。”
“没错，应该就是这个方向。”梅兰德说。
科里贝尔沮丧地摇摇头，说：
“你想，我们把这个假设说出去的话，这里他妈的有谁会相信？ ”
没人回答，约三十秒钟后，他拉过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等接通后说：
“埃纳尔吗？ 我在梅兰德的办公室，你能过来一下吗？ ”
不到三十秒，勒恩就在门口出现了。科里贝尔严肃地看着他，说：
“我们得出结论了，马尔姆和奥洛夫松都是替一个国际犯罪组织——某种黑手党吧——做事的。我们也认为他们是被这个组织从国外派来的杀手灭口了。”
勒恩的眼睛从他们身上一个个看过去。最后，他终于说：“是谁想出这么荒谬的事？ 这种事只有在电影和小说里才会发生。
你们是故意串通好来骗我的吧？ ”
科里贝尔耸耸肩，一切不言而喻。
第二十四章
本尼·斯卡基在河岸村城地图上的第八个电话亭上画个黑色的x 。他以每个x为中心，用圆规画出一个圆。有几个电话亭集中在城中心，所以有几个圆重叠在一起，但是所有的圆圈加起来，大约涵盖了超过半平方英里的范围。贡瓦尔派斯卡基去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寻找那个三月七日打电话给消防队的人时，其实根本没抱多少期望。说那人是从这八个电话亭里的其中一个打出去给消防队的看法，不过是种臆测，而即使猜对了，要找到一个除了“说瑞典话带着外国腔”外毫无其他线索的男人，仍是困难重重。
然而斯卡基以无比的热情挑起这个工作，刚开始几个星期，索尔纳一河岸村城的警察还勉强帮他一点儿忙，现在他则是完全独自作业了。他的工作包括拜访在圆圈范围内的每一栋建筑物的居民，即使他仍年轻，双腿肌肉发达，这个工作还是相当累人。但斯卡基非常执著，即使贡瓦尔和马丁·贝克早已放弃任何希望，也懒得再问他事情进行得如何，他还是一有空就去河岸村城敲门。他每晚都累得倒头便睡，有几个星期完全忘记了他的体能训练课程及法律研习。更糟的是，他也忽略了莫妮卡。
斯卡基八个月前在游泳赛时遇到莫妮卡。从那时开始，他们的会面越来越频繁，虽然他们从未真正谈到结婚，但彼此都有默契，一等他们找到一间还过得去的公寓就要同居。斯卡基目前寄宿在一位女房东家，而年方二十的莫妮卡正在受训，想成为物理治疗师，她仍跟父母住在一起。
当莫妮卡五月十六日傍晚打电话给他时，已是一个星期里她第七次打电话约他见面约不成了，她非常不高兴。
“难道你们那混蛋警察局里所有的工作都必须由你来做吗？ ”
她生气地说，“难道除了你之外没有别的警察？ ”
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斯卡基这个问题，但显然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大部分的长官，不仅仅是马丁·贝克，常常听到他们的老婆问这个问题，而他们早已放弃回应了。但是斯卡基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说：
“当然有啊。可是我决心要找出这个从河岸村域某个电话亭打电话出来的人，不幸的是，光做这件事就没时间做别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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