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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消防车 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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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贝克拿起记事簿,抽出压在下面的备忘录来看。事实上,他记忆力很好,但不久前他觉得已开始有退化的迹象,因此,他决定把自己必须做但不用立即处理的事都记下来。麻烦的是,他老是忘记有这份备忘录,因此,它已经在这隐密的地方躺了许久了。
  单子上只有两件事还没做,其余的他没有看备忘录也都已经处理过了。他拿起圆珠笔将备忘事项一一删去,同时思索着单子最上头写的那个名字——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到底是跟什么有关。单子最下面写的则是萨克里松。萨克里松是个警察,他想要问他跟踪马尔姆的详尽细节。另一个负责跟踪他的人已经做过详细的报告,但是萨克里松只在火灾刚过不久时被问过话,现在又度假去了。
  马丁·贝克点起一根佛罗里达香烟,靠在椅背上,直直地对着天花板吐烟。
  “恩斯特·西古德… 卡尔松。”他大声地自言自语。
  突然,他想起这人是谁了。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这人在举枪自杀前把马丁·贝克的名字写在一张便条纸上。马丁·贝克到现在还不知道原因。不过,他不认识的人认得他其实不足为奇。身为一个刑事组组长及命案的侦查者,他的名字常在报纸出现,有几次他还被迫在电视上现身。
  他把单子放回记事簿下面,然后起身走到门口。喝杯茶应该还是不错的。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一,萨克里松度假回来,马丁,贝克当天早上就跟他联络。
  他坐在马丁·贝克的办公室里,清清喉咙后,用单调的声音大声念着笔记簿里的资料。时间和地点都很琐碎。他不时抬起头来,补充一些他想起来的事情。
  约兰·马尔姆生命中最后的十天只能用忧郁及单调来形容。
  大半的时间他都在鹿角街的两家啤酒屋里消磨。他几乎都是独自一人在八点左右喝得半醉回家。有一两次他买了酒,并带着妓女回去。他看来非常缺钱。奥洛夫松死后,他的经济显然大受影响。
  马尔姆死前一天,萨克里松看到他在常去的一家酒吧前站了将近一个钟头,跟人乞讨,好进去喝啤酒。
  “所以他一文不名? ”马丁·贝克喃喃地问道。
  “他死的那一天也去跟人借过钱,”萨克里松说,“我是这么想的。他去找住在……”他翻到笔记本上的某页。“三月七日九点四十分,他离开盾牌街,到卡尔维街四号。”
  “卡尔维街……”马丁·贝克自语道。
  “是的,在国王岛那边。他搭电梯到四楼,过了一会儿又走出来。他的脸色看来很紧张、很奇怪,所以我才会猜他是去跟别人借钱,结果人家不是不在就是拒绝了他。”
  萨克里松看着马丁·贝克,仿佛在等他称赞,说他的推断很有道理。但是马丁·贝克的眼光越过他,说:
  “卡尔维街四号,这个住址我在哪儿听过? ”然后他看着萨克里松,问道:“你应该已经跟谁报告过了,是不是? ”
  萨克里松点点头。“至少跟科里贝尔组长报告过了,”他说,“因为他要我查出那栋建筑里的每个人的名字。”
  “结果呢? ”
  萨克里松看着他的笔记。
  “那里没住多少人,”他说,“塞韦德·布洛姆、A .斯文松、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
  卡尔维街是一条不太为人所知的短街,在北滨湖路和工匠街之间,非常靠近齐家广场。马丁·贝克开车过去花了十分钟。
  他不知道自己能期待什么,因为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已经死了四个半月了。
  上去三楼后,两扇门上果然分别有塞韦德·布洛姆和斯文松的名牌,但第三扇门上有一个新的名牌,上面的名字是斯考格。马丁·贝克按了门铃,但是没人来应门。所以他义去按隔壁的门铃。
  马丁·贝克一打发走萨克里松,就马上打电话给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自杀那天早上去他公寓的警察。由他们口中,他多知道了一些信息,其中有报警者的名字。
  塞韦德·布洛姆上尉马上请马丁·贝克进屋,并告诉他,他听到枪声时正坐着玩一人扑克。他显然非常高兴能再次叙说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所以每个细节都描述得很仔细。马丁·贝克听完后问他:
  “你对死者了解多少? 你平常跟他说话吗? ”
  “没有。我们正好碰上时会打个招呼,但仅止于此。他看来相当自闭。”
  “你有没有见过他任何朋友? ”
  布洛姆上尉摇摇头。
  “他好像一个朋友也没有。他家老是静悄悄的,也没见有人来找过他。不过,奇怪的是,同一天上午有个他认识的人来找他,就是那个早上。一个形容憔悴的小个子男人。我正要拿垃圾出去,当时救护车和警察都走了,那人就站在那里按门铃。我问他要找谁等等,当我知道他跟他是很熟的朋友时,就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并且跟他说如果他想知道更多的话,可以去找警察。”
  “你有没有告诉他卡尔松是自杀身亡的? ”
  “呃,呃……总之,我说他死了,而且警察已经来过了。”
  马丁·贝克回到瓦斯贝加后,坐着抽烟,思考良久之后,打电话给哈马尔。
  “这件事越来越混乱了,”哈马尔说,“能有一次让我们找到一个居然还活着的涉案者,那就太棒了。这么多线索到底要怎样弄清? 那人自杀前又为什么会写下你的名字? ”
  “我认为卡尔松、奥洛夫松和马尔姆都属于同一个——呃,我们就说是帮派吧,为了某种理由,卡尔松想退出,他想打电话给警察,也许他曾听说过我,因此把我的名字写下来。但是后来他改变主意。我不知道他在帮派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觉得这个推断如何? ”
  “我觉得一团糟,像是在处理小学生打架,”哈马尔说,“有三个人死掉,一个是被谋杀的,一个既是自杀也是谋杀,第三个则是单纯的自杀。你如何解释这种自杀的不正常心理? ”
  马丁·贝克叹口气。
  “我假设马尔姆开始紧张,最后终于决定去找卡尔松,问他知不知道奥洛夫松的下落。当他听到卡尔松的死讯后,他也被逼得走上绝路。”
  一阵沉默。
  “是的,”哈马尔说,“事情是有可能像你说的那样。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有这样多假使、但是、可能、或许的案子。我们能确定的事不多。我们必须尽快找个时间来开会。我会再打电话敲定时间。”
  他放下了听筒。
  马丁·贝克把手放在听筒上,坐了一会儿,努力想象科里贝尔会说些什么。但是他还没拿起听筒拨号,电话倒是自己响r 。
  “中奖了? ”是科里贝尔。
  “什么? ”马丁… 贝克问道。
  “国际刑警有消息回来。亚沙利的指纹。”
  “哦,妈的! 怎么样? ”
  “呃,他们认出那个大拇指的指纹,不过名字不叫阿方斯·亚沙利。”
  “那到底是谁的指纹? ”
  “你等一等好不好? 那个指纹的主人有很多假名。法国警察方面知道的就有:阿尔贝·科尔比耶、阿方斯·贝内特、萨米尔·里菲、阿尔弗雷德·拉菲、奥古斯特·卡森,以及奥古斯特·杜邦。他们随后还会送更多名字过来。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不过,认为他有黎巴嫩公民的身份,并且近来多在法国和北非活动。他们认为他显然是美洲国家组织的元老。他们怀疑他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一系列刑事案件。毒品走私、现金走私等等,很多很多,包括谋杀在内。”
  “他有没有被抓过? ”
  “显然没有。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恶魔。他换护照、名字以及国籍的次数,恐怕多过换内裤,迄今为止他们还找不到足以将他起诉的证据。”
  “对他个人的描述呢? ”
  “呃,不是那么清楚。他们是送了一份过来,但是又说不一定与本人吻合。真是够糟的了。让我看看。好,年纪大约三十五,身高五英尺十,体重一百六十磅,黑发,牙齿整齐,等一下……这是法文,我还没时间把它翻译过来……前额发际呈直线,双眉浓而直,鼻子略带鹰勾,左边鼻翼有一条四分之三英寸长但几乎看不出来的疤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身体缺陷或特殊标记可资辨认。”
  “对,这跟亚沙利的长相吻合。他们当然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
  “不知道。我过一会儿再打给你。我得找人把这个翻译一下。”
  马丁·贝克就这样坐着,把已经无声的听筒握在手里。他放下听筒时,想到他还没时间跟科里贝尔说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的事。
               第二十八章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二早上,蒙松动身去哥本哈根。为了争取时间,他选择搭乘一种水翼船当渡船。这种船取名叫“飞鱼”,横渡海峡只要三十五分钟。除此之外,搭乘这种船一点儿也不好玩。坐在颤动的座椅中( 水翼船可离开水面超低空飞行) ,却没有窗户,连一点儿水都看不到。
  就针对丹麦这个地方而言,蒙松的人脉是一流的。他略过一般的障碍及国与国之间的琐碎程序,直接去见一个叫莫根森的警探,说:
  “你好,我在找一个女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你也好,”莫根森说,“她长什么样子? ”
  “短短的金色卷发,蓝眼睛。五官突出,大嘴,一口好齿,下巴有个酒窝。身高大约一百六十公分,肩膀、臀部宽阔,腰很细,双腿短壮,小腿线条很好。年约三十五岁,瑞典人。应该是来自斯科讷省,也许是马尔默。”
  “听起来很可爱。”莫根森说。
  “那我倒是不确定。她通常穿暗色、长的针织毛衣,搭配长裤或短的格子裙,就目前的季节而言,应该是后者比较有可能。
  系宽皮带,在腰上束得很紧。很可能有吸毒。可能跟艺术工作有点儿关系。见过她的人说她手上老是沾着油彩什么的。”
  “很好。”莫根森说。
  事情就这样。
  蒙松跟这人的良好关系可以回溯到许久以前。他们在大战结束时就认识了,当时莫根森从德国到特利堡去。他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被盖世太保逮捕的大约两千名警察中的一个,被送往德国的集中营。
  他们从那时起就一直保持联系。他们的联络不很正式,但是很实际,并且对双方都有好处。蒙松通过正常程序需要六个月才能找到的消息,莫根森一天就能办到。而当莫根森想要一些马尔默的确切消息时,蒙松往往几小时就能找出来。双方在办事时间上的差异,是源自哥本哈根比马尔默要大上四倍。
  说瑞典与丹麦的警察合作无问,泰半是基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事实上并非如此,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语言不同。
  以为瑞典人跟丹麦人可以在语言上轻易沟通,是多年来两国高层之间共同维护、珍惜的说法。
  但这常是经过美化的,说严重一点儿就是一厢情愿或是幻觉,再严重点儿,坦白讲,就是说谎了。
  这些一厢情愿的受害者里包括了哈马尔和一位著名的丹麦犯罪学家,他们相识多年,在数不清的国际会议里并肩奋战。他们是好友,两个人常大声地跟人说他们是多么容易就掌握了彼此的语言,说完总不忘讽刺地加上一句:这是其他正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都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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