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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他出示的是黎巴嫩护照，名字是拉菲——如果这是我们在找的同一个人的话。不过，就像我方才所说的，我不是很确定。总之，一个叫做拉菲的人，二月六号到八号之间住在那里。尼黑文那边的人不太喜欢警察。”
“结论是，”马丁·贝克说，“他们到哥本哈根，准备除掉奥洛夫松。他们七日会面，晚上动身去马尔默，然后……你不是说你还调查了别的事吗？ ”
“派人去查了，”蒙松懒懒地说，“是的，又去检查了一下那辆车，我是说，那辆Prefect 车，看它是怎样入水的。你们也知道，先明白自己要找什么再去调查，总是比较容易找到答案。”
“什么？ ”梅兰德问。
“痕迹啊。刚才我说了，那辆Prefect 车无法发动。那它是怎么入水的？ 好，放空挡，然后另一辆车高速从后面把它撞进水里，不然它入水的地方不可能离码头那么远。从后面撞，保险杆撞保险杆，撞痕就留在上面。另一辆车上的痕迹也完全吻合。”
“但是谁把Prefect 车运到那个叫什么名字的悲惨码头的？ ”
贡瓦尔问道。
“一定是用拖车拖过去的，从某个废车场。我个人认为是马尔姆做的。他二月四日就到了，待在马尔默西边他平常住的地方。”
“耶也有可能是马尔姆……”哈马尔说了一半就住口了。
“不会，”蒙松说，“马尔姆比奥洛夫松知道自我保护。他七号早上就火速离开马尔默，仓皇逃回斯德哥尔摩。这点已经获得证实了。我想马尔姆接到命令，把一辆无法辨认的车运到某个特定的地方去。命令是在哥本哈根通过电话下达的。打电话的就是那个叫克拉瓦纳或拉菲的人。马尔姆照办了，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他们捅了漏子，惹上杀身之祸。对了，七号半夜，有个讲一口烂瑞典话的人打电话到旅馆找马尔姆，旅馆的人告诉他马尔姆已经走了。你们现在要不要听听关于那人外表的描述？ 我录了一段摘要在这里，什么都包括在内了。”
他换了一卷录音带，按下开始的按钮。
“克拉瓦纳或拉菲看来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
身高至少五英尺八英寸，最多五英尺十英寸，体重显然比一般那种高度的人重很多，因为他壮壮的，很结实的样子。不过他并不胖。头发是黑色的，眉毛也是，眼睛则是暗褐色。牙齿洁白健康。前额很低，发线跟眉毛成两条平行线。他的鼻子是鹰勾鼻，一边的鼻翼好像有疤痕或抓伤，但现在可能已经看不见了。他有个习惯，就是一直拿食指去摸那个疤痕或抓伤。他穿得很得体，很稳重：西装、黑皮鞋、白衬衫、领带，举止安静有礼。他的声音低沉，至少会说三种语言：法语，这很可能是他的母语；英文说得很好，但带点法国腔；还有瑞典语也相当不错，但是带口音。”
录音带停止转动。
“嗯哼，”蒙松很沉稳地说，“这说得够清楚了吧？ ”
大家都仿佛见了鬼似的瞪着他。
“好了，”蒙松说，“事情目前就是这样了。你们有没有为我准备房间？天哪，真热，我失陪一下。”
他走出走廊。
勒恩起身跟着出去。因为除了奥洛夫松和他的共犯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儿想另一件事，那也就是——这个蒙松是找东西的专家。他追上蒙松，跟他说：
“嗨，佩尔，你今晚能不能到我家吃饭？ ”
“当然好啊，”蒙松说，“好极了。”
他看来很高兴也很意外。
“很好。”勒恩说。
他给马茨买的四岁生日礼物，那辆消防车，已经消失有三个多月了，虽然马茨已不再问起，勒恩却念念不忘，常想着为什么它会消失得那么彻底。他还是不时这边找找那边找找，但他也知道其实整个公寓他都翻过了。
不久前勒恩第五十次掀开马桶水箱的盖子时，他想到一句蒙松说过的话。那是大约六个月前的事，当时有一份报告中很重要的一页不见了，马丁·贝克问有没有人是找东西的专家。当时蒙松从斯科讷省过来参与一桩集体谋杀案的调查，他回答说：“我很会找东西。有任何东西不见了，我都能把它找出来。”
他果然找到了那页报告。
所以，蒙松真该感谢自己有这样的才能，才有机会享受温达·勒恩一流的烹饪，而不是在外头便宜的饭店孤单一人吃些很烂的食物。蒙松很爱吃，但他对食物也很挑剔，知道如何享受用心准备的食物。
在吃过香脆炸肉片搭配手艺不次于他的松软炒蛋后，他心满意足地叹口气，接着，一盘金黄色的鸟肉端上桌，他身体前倾，深深吸进一口香气。
“这个实在太棒了，”他叹道，“现在这个季节哪儿来这么棒的食物？ ”
“那是我住在卡列苏安多的哥哥给的，”温达说，“他常去打猎。刚才那肉也是他打猎得来的。”
勒恩把野黄莓果冻传过来，说道：
“我们的冻箱里还有一整只鹿呢，是去年秋天打猎的成果。”
“该不会连角一起煮吧？ ”蒙松说。
马茨听了大笑，这小孩儿事先一直拜托，他爸妈才同意让他上桌跟客人吃饭，这时他笑着说：
“哈哈，角是不能吃的，你得先把角剁掉。”
蒙松用手搅乱小男孩儿的头发，说：
“真聪明。你长大要干什么？ ”
“当消防队员。”男孩儿回答。他从椅子跳下来，边学消防车尖叫边跑出房间，然后消失不见。
勒恩抓住这个机会跟蒙松说起消防车不见的事。
“你有没有到那只鹿的下面找过？ ”蒙松问他。
“我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找不着。”
蒙松擦擦嘴说：
“不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找出来。”
吃过晚餐后，温达把他们赶出厨房，将咖啡拿到客厅里。勒恩拿出一瓶白兰地。
马茨穿着睡衣躺在电视前的地上，兴致勃勃地看电视中一群表情严肃的人坐在半圆形的沙发上讨论什么事情。一个脸上透着慎重的年轻人说：
“我认为有小孩儿的夫妻应该避免离婚，不然离婚的条件也应该要订得很严格，因为单亲带大的孩子会比别的小孩子少安全感，而且容易酗酒和吸毒——”
他话还没说完就随着荧光幕一起消失了，是勒恩关的电视。
“全是狗屎，”蒙松说，“看看我的例子。我一直到四十多岁才见到我父亲，从一岁起就由我妈妈独力抚养，我可是没什么毛病，至少没什么大毛病。”
“这么多年来，你找过你父亲没有？ ”勒恩问他。
“我的天，没有，”蒙松回道，“找他干吗？ 没有，我们倒是很意外地在戴维斯广场的酒店碰了头。我当时还是个小队长。”
“当时你有什么感觉，”勒恩问道，“和你父亲这样见面？ ”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站在那里排队，旁边的队伍里有个大个子男人，头发都白了，跟我一样高。他过来跟我说：‘你好，先生，我是你父亲。先生，我好几次在城里看到你，都想跟你说话，但是都没有。’接着他说：‘我听说你一切都很顺利，先生。”
“那你怎么说？ ”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那老头伸出手说：‘我是扬松。’我则说：‘我是蒙松。’然后我们就握握手。”
“后来你们有没有再见面？ ”勒恩问道。
“有，我们偶尔会碰到，碰到时他总是同样客气地跟我打招呼。”
温达过来抱马茨，他在勒恩膝上睡着了。一会儿后，她回来说：
“他要你去跟他道晚安。”
他们进房间时，小男孩儿已经睡着了。蒙松在蹑手蹑脚走出房问并带上房门前，以专业的眼光审视了房内一遍。
“我猜这里你都看过了？ ”他问。
“看了，”勒恩说，“把整个房间都翻过来了，其他房间也是。
不过你可以再看看，搞不好我哪里看漏了。”
但是他没有遗漏任何地方。他们两人把屋子全找过一遍，没有哪个地方是勒恩没搜过数遍的。他们回到咖啡、白兰地和温达身边。
“是很奇怪，对不对？ ”她说，“那消防车还挺大的呢。”
“约一英尺长。”勒恩说。
“你说他收到消防车后很多天都没出门，”蒙松说，“那会不会是扔出窗外了？ ”
“不会，”温达说，“你也看到了，我们的每个窗户都有防小孩儿打开的安全链，他没办法自己打开，何况马茨在场时我们从来不开窗户。”
“就是打开了，因为安全链还在，开口很小，消防车也还是过不去。”勒恩说。
蒙松在双掌之间搓动着酒杯，问道：“那垃圾袋呢？ 会不会放到里面去了？ ”
温达摇摇头头。
“不会的，垃圾袋跟肥皂粉之类的东西放在同一个橱柜里，门用栓子拴住，他打不开。”
“嗯哼。”
蒙松边思索边啜饮白兰地。
“你这里有阁楼当做贮藏室吗？ ”他问。
“没有，只有地下室有贮藏室。”勒恩回答。
“消防车不见后，你有没有往地下室放过东西？ ”
勒恩看着他老婆问道，她则摇摇头。
“我也没有。”勒恩说，“想想有没有拿出去什么东西？ 譬如送出去修理什么的？ 脏衣服呢？ 会不会混在送洗的脏衣服里？ ”
“都我自己洗的，”温达说，“我们地下室有洗衣房。”
“会不会被他的朋友拿回家了？ ”
“不会，他感冒了很久，那段时间完全没人上门。”温达说。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有没有任何人来过，把它带走了？ ”蒙松又问。
“我的一些朋友来过一两次，”温达说，“但是他们不会偷玩具的。而且，东西在他们来访之前就不见了。”
勒恩沮丧地点点头。
“这跟被警察讯问一样惨。”温达笑出声来。
“等他拿出棍棒开始拷问你，你才知道厉害。”勒恩说。
“想一想，”蒙松说，“有没有任何其他人来过？ 来取东西的？ 查电表、煤气表的？ 铅管工或是其他工人？ ”
“没有，”勒恩说，“就我所知，没有。你是说可能有人把它偷走吗？ ”
“对，不是没有可能啊，”蒙松说，“人会偷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马尔默，我们曾抓到一个伪装成除虫工人的贼，从他家里一个箱子里搜出一百一十三条女人的内裤。他只单偷那样东西。不过我倒觉得消防车应该是被人误拿了。”
“温达，你应该知道的，”勒恩说，“你白天都在家。”
“对，我就是在想这件事。我想不起有什么工人来过。那个来装新窗框的工人是在那之前就来过了，不是吗？ ”
“对，”勒恩说，“那是二月的事。”
“对啊。”温达说，咬着食指的关节沉思着。
“对了，”她说，“管理员来过，让暖气机通气。那是在马茨生日过后几天的事，我肯定。”
“让暖气机通气？ ”勒恩说，“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可能忘了跟你说。”温达说。
“他有没有带工具？ ”蒙松问，“他应该带了钳子。你记不记得他有没有带工具箱？ ”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