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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一切都被毁灭了。我决定追踪克林顿·福布斯，然后像杀死一条狗一样杀死他。
“我用了10个月时间才找到他。当时我发现他住在米尔帕斯路，化名克林顿·弗利。我了解到与他毗邻的一套房子已备好家具正待出租，便搬了进去。我有意雇了一名耳聋的管家，她什么也听不见，所以不可能和邻居搅在一起说三道四。在杀死克林顿·弗利之前，我想了解一下他的生活习惯，我也想知道他待波拉怎么样，她是否幸福。为此，我花了大量时间用双筒望远镜观察那套房子。
“这是一项漫长而乏味的工作。有时，我可以偷偷地窥视到我暗中监视的那个男人的家庭生活。有时一连几天什么也看不到。最后，我彻底搞清楚了，我的妻子波拉·卡特赖特生活的一点也不幸福。
“然而，尽管我制定了很多计划，但还是没有达到目的。我一直等待机会，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越过庭院来到了我情敌的家中，我一心一意要杀死他并夺回自己的妻子。我把自己写给律师的信交给了我的管家，信里还有一份我的遗嘱，我想把自己的事安排好以防万一。
“我发现那间房子的后门没锁。克林顿·弗利有一条警犬，名叫王子，是一条看家狗，但它认识我，因为在圣巴巴拉时我与克林顿·弗利一直是好朋友，所以一看见我它非常高兴，不仅没有朝我叫，还扑到我身上舔我的手。我摸摸它的头，悄悄地穿过后院来到书房。这时正好碰上我的妻子，她一看见我便尖叫起来。我一把抓住她，威胁说如果她不安静就掐死她。
“她吓得差点昏死过去。我让她坐下来并跟她谈了谈。她告诉我，克林顿·福布斯和他的女管家西尔马·本顿早就有私情，他们之间的隐情比福布斯和她自己还要早。福布斯和西尔马·本顿一起出去了，留下她一人独守空房。厨师阿王也出去看他的中国朋友去了。
“我告诉她我打算杀死福布斯，希望她能和我一起走。她劝我千万不能那么做，说她已不爱我了，和我在一起永远也不可能幸福。她威胁我说要打电话告诉警方，说着就要去打电话，我死死拉住她不放，她便大喊大叫，于是我便掐死了她。
“我永远也无法解释自己当时的心情。我虽然热烈地爱着她，但我知道她已不再爱我。她跟我挣扎着，为的是拯救那个背叛了我并让我深恶痛绝的男人。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死死地掐住她的脖子，当我清醒过来意识自己正在干什么时，她已断了气。是我活活掐死了她。
“克林顿·福布斯正在扩建他的车库，水泥浇注工作正在进行，马上就是铺地板。我走进车库，找来了铲子和锄头挖开即将浇注的地板，将她的尸体埋在地下，把多余的土推到房后倒了。我想等克林顿·福布斯回来，可又不敢这么做，我所做的事已使我彻底丧失了勇气。我全身颤抖着，就像被狂风吹动的树叶一样。我知道自己是一时冲动才杀死了自己所爱的女人。不过我知道不会有人发现我。承包商就要浇注车库增建部分的水泥地板，这样就可以掩盖我的犯罪事实，我到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地方用假名租了间房，给自己重新伪造了一个身份并一直住在那里。
“我之所以写这份坦白书是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是公平的。我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但并没有杀死克林顿·福布斯——尽管我是多么希望当初能杀死他。他这个人早就该死，但他确实不是我杀死的。
“我现在很安全，不会被人发现，也永远不会有人识破我现在的伪装。”
停了一会儿，梅森补充道：“属名——你忠实的朋友。”
梅森等斯特里特打完字后，从打字机上取下那张纸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说：“就这样啦。”
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问：
“你准备把它怎么办？”
“参照阿瑟·卡特赖特在遗嘱上的签名，在这份坦白书上伪造一个签名。”
她看着他没有说话，然后走到办公室对面一张放有笔墨的桌子跟前，将笔在墨水盒里蘸了一下递给他，又走到保险柜跟前，拨动转盘打开柜门，取出阿瑟·卡特赖特的遗嘱交给他。
梅森坐在桌子跟前，在纸上认真地练了几次签名后在坦白书上费劲地伪造了一个阿瑟·卡特赖特的签名。他将文件叠起来，然后将那个贴着邮票的信封递给斯特里特，说：“写上《编年史》本地新闻栏目编辑的地址。”
他重新盖上打字机的罩子。
“你现在准备干什么？”她问。
“把它寄出去，”他说，“再将这台打字机藏到警方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的地方，然后坐车回家。”
她目不转睛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前。
她手抓住旋钮正要开门，却又停住了，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到他身边，说：
“头儿，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这样。”
“不要怎样？”
“不要冒险。”
“我也是迫不得已。”
“你这样做不对。”
“只要结果是对的就行啦。”
“你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他说：“我想让他们砸开车库扩建部分的水泥地板，仔细地把那下面搜查一遍。”
“那么为什么不去找当局请求他们这样呢？”
“他们才不会理我呢。他们对我的胆识恨之入骨。他们只想判决贝西·福布斯，所以不会在陪审团面前停止诉讼。他们认定她有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他们不愿听其他任何情况。不管我请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想欺骗他们。”
“把这封信寄给《编年史》编辑后会怎样呢？”
“毫无疑问，他们会砸开地板。”
“他们需要得到许可吗？”
“别傻啦，福布斯已买下了那个地方，他是财产的主人。现在他死了，而贝西·福布斯又是他的妻子，如果她能够得到释放，她就可以继承他的财产。”
“如果她没有被释放呢？”斯特里特问。
“她会的。”
“你怎么认为那下面有具尸体？”
“听着，我们应该抛弃那些无关紧要的枝节，理智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个问题。你还记得阿瑟·卡特赖特初次找我们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
“还记得他说的话吗？他想立一份遗嘱，并在遗嘱中写明财产将由现在以克林顿·弗利妻子的身份在米尔帕斯路那套房子里的那个女人继承。”
“记得。”
“接着他便写了份遗嘱寄给我，但是那份遗嘱并没有按他说的那样写。”
“为什么没有那样写呢？”她问。
“因为将财产留给一位已经死了的女人已毫无意义，他可能通过某些方式发现她已不在人世了。”
“这么说他并没有杀死她？”
“我虽没有这么写，但我是这么想的。”
“那么伪造这样的坦白书难道不是犯罪吗？”
“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
“我不明白在什么情况下不是。”
“放心吧，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认为阿瑟·卡特赖特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
“是的，他对她一直很忠诚，找她找了10个月，又在她隔壁住了两个月暗中监视他憎恶的那个男人，他想搞清楚自己的妻子过得是否幸福。他一心想杀死克林顿·福布斯，但他知道杀人是要被判处死刑的，所以想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他的妻子，波拉·卡特赖特，而不是福布斯的妻子。但是，他又不想在杀人之前立一份以波拉·卡特赖特为受益人的遗嘱，因为那样会引起别人的调查，所以他想立一份能够将财产转给那个名叫伊夫林·弗利的女人的遗嘱。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不想听到任何流言蜚语。他想杀死弗利后自己走上断头台服罪。他想立一份遗嘱将自己的财产转给那个表面上是他杀死的那个男人遗孀的女人，他想把事情做得很巧妙，这样没有人会对这份遗嘱产生怀疑，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遗嘱受益人的真实身份。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不让她在公众面前失面子。”
斯特里特静静地站着，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说：
“噢，我明白啦！”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致使卡特赖特改变了主意。他知道将财产留给自己的妻子已毫无意义，但他还是希望将财产留给某个人，因为他已经不想继续活下去了。毫无疑问，他与贝西·福布斯有联系，知道她就在本市，所以就把财产留给了她。”
“你怎么知道他与贝西·福布斯有联系？”斯特里特问。
“因为出租汽车司机说贝西·福布斯让他给帕克莱斯特62945打个电话告诉阿瑟到邻居克林顿家去，而这个电话号码就是阿瑟·卡特赖特的电话号码。这表明她知道卡特赖特在哪儿，卡特赖特也知道她知道。”
“我明白了。”她沉默了片刻，问：
“你敢肯定卡特赖特夫人没有丢下克林顿·福布斯跟阿瑟·卡特赖特一起私奔吗？”
“是的，完全可以肯定。”
“根据什么？”
“根据那张纸条。那上面根本就不是波拉·卡特赖特的笔迹。”
“你敢肯定吗？”
“当然敢肯定。”他说，“上面的笔迹与从米德威克发来的那份电报上出现的笔迹几乎完全相同。我手上有他们从圣巴巴拉给我寄来的卡特赖特夫人手迹的样品，它与那张纸条上的笔迹明显不符。”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知道这事吗？”
“恐怕不知道。”
斯特里特若有所思地看着梅森，问：
“是西尔马·本顿的笔迹吗？”
“我有几份她笔迹的样品，那些样品与纸条上及电报上的笔迹也截然不同。”
“是福布斯夫人的笔迹？”
“不是。我有一份她从监狱里写给我的信件。”
“《编年史》上有篇评论文章你看过没有？”
“没有，”他说，“都写了些什么？”
“文章评述说，鉴于出租汽车司机的证言出人意料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你应该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让你的当事人站在证人席上说明她与本案的关系。对于一个罪行昭然若揭却又百般抵赖不知悔改的罪犯来说，采取这种神秘的态度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像福布斯夫人这样的女人来说，就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我没有看到这篇评论。”梅森说。
“它对你的计划有没有影响？”
“当然没有，”梅森说，“我审理的是这个案子，我要让他们做出对我的当事人最有利的判决，我才不会理睬报社评论员说些什么。”
“所以报纸都在评论你娴熟的办案技巧，你今天白天使审讯的最后一幕出现了戏剧性的结局，并且在检查当局尚未证实诉讼理由之前就驳倒了出租汽车司机的证言。”斯特里特说。
“我并没有使用任何特别的技巧，是德鲁姆自己硬要往里钻。他开始对我的证人采取强硬的手段，我忍无可忍带她到法官办公室提出了抗议，我早就知道他会指控我犯有违反职业道德罪，所以想当场跟他辩个明白。”
“马卡姆法官是怎么想的？”她问。
“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我要坚持这些权利为保护我的当事人而战斗到底。”
她突然走到他跟前，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说：
“头儿，我曾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