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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向我们述说了上述情况，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可是已经晚了一步。但是，从各种迹象判断，我们非常肯定地认为村田就是杀人的犯人，所以当天就办好了指名通缉的手续。”
“是那天傍晚时分在蒲田车站附近发现了村田的汽车吧？当时的情况怎样？”
“汽油还有很多，发动机和其他部件都很正常，就这样完全可以继续行车。只是在后来利用露明诺萤光反应进行检查的结果，发现了不少的血迹。”
“是什么血型？”
“Ｏ型。”
“东条宪司利康子是什么血型？”
“他们俩都是Ｏ型。”
“后来证人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在附近布置了通宵的警戒岗哨，做好了若是犯人回到汽车这里来立即加以逮捕的一切准备。当然，也做好了在他万一回他家去的时候也能够立即加以逮捕的准备。”
“但是，被告逃到热海去了，第二天就在那里被捕了，是吧？”
“是的。因为从热海警察署来了通知，我们搜查总部派了两位刑警去热海接领犯人，二十二日下午五点钟左右把犯人押回了搜查总部。”
“以后的调查进行得怎样？”
“几次的调查报告，一点投有遗漏，全都作为证据材料提交法院了。其中，被告只承认了与康子有肉体关系和受康子的请求帮助遗弃了东条宪司尸体的事实；除此以外，被告对其他各点，始终矢口否认。但是，从所有的情况来判断，我们认为嫌疑犯村田和彦是两次杀人和两次尸体遗弃事件的真正犯人，所以尽管被告对一部分罪行矢口否认，我们还是提交给检察厅了。”
“那么，证人对被告怀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在调查过程中，他的态度始终是傲慢不逊，毫无悔改之意。当然，行使沉默权或对罪行加以否认，是被告享有的权利。但尽管证据如此确凿，例如事情暴露后立即逃跑等，使被告在心理上也增加了不利的因素，但他却顽固地坚持他那种使第三者难以相信的神话，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对于这种态度，我是非常气愤的。我敢断定他就是罕见的恶劣的杀人凶犯。”
“询问完了。”天野检察官满怀信心地说完就坐下了。
“辩护人有什么话要询问证人的吗？”
百谷泉一郎站起身来，但完全和我的预料相反，他只说了一声：“没有”，就坐下了。
旁听席上一阵骚动，这时我也大吃一惊。
假如他坚决认为被告无罪，而且相信能够用事实加以证明的话，这次法庭斗争理应集中在带着重要事实出庭作证的伊藤吉郎身上。
若是不能从某些方面推翻这个警察方面的证言，他就不可能获得胜利。假定他手里即使攥着象定时炸弹那样有力的王牌，为了有效地使用它，这时也必须给警部的证言打进一个楔子，埋下一根伏线。
他为什么眼看着白白地放过这一机会呢？
他的态度，好象和上午变了一个人，真使我捉摸不透。我甚至想到这样多余的事：早知这样，真不该打赌说被告无罪。
接着，用了大约三十分钟的时间，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物证。检察官大概是考虑到辩护人的反询问肯定会要—些时间，所以才叫下一个证人晚一会儿出庭，可是百谷律师对警察方面提出的文件、照片等物，一概没有出异议，使人感到他是想赶快结束这一间隙时间。
“同意。”当审判长征求他意的时候，他立即这样回答。
要说“可以吧”是消极的同意的话，那么，这种回答可以说是积极的同意了。
百谷律师的意图，我变得不能理解了。
下一个证人井沼镜子来到法庭走上证人台，是在下午两点二十分。
刚才警部的证言已经提到，井沼是一位大约有二十二岁的现代美人。她一出庭，连法庭都好象忽然变得明朗起来了……
①1贯=3。75公斤。——译者注
第十章
现代的妇女，的确是把恋爱和结婚截然分开来考虑的。在结婚以前有情人，甚至把身体许给对方，好象都不觉得是什么罪过。即使如此，一个正派的女职员为这类案件登上证人台说出自己是被害人的情人，恐怕还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检察官一般都避免这种事情，宣读一下调查记录就算了。可是现在，大概是有什么特别的用心。
证人按照通例宣读完宣誓书以后，天野拉察官站起身来，开始进行直接询问。
“你以前认识被告吗？”
“人也不认识，名字也不知道。”
“认识被害人东条宪司吧？”
“认识。”
“东条康子呢？”
“没见过面。”
“你和东条宪司——有肉体关系吗？”
“有。”
“你们的这种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的。”
“你最切是怎么和东条宪司认识的呢？”
“因为公司只白天上班，工资又少，我就想是不是能在业余时间找点较好的工作。正好这时候有一位在叫‘毬藻’的一家酒吧工作的朋友请我临时帮帮忙，我就去了。我在那里只干了十天，和东条就是在那里开始认识的。”
“开始是在有温泉标志的旅馆吧？”
“是的，当时我有点醉了。神志恍恍惚惚，就象有点想去冒险的味道。他要我进去的时候，我还说了声‘只是参观一下呀’就进去了。”
“怎么说好呢，一男一女一块到那种地方去，你想还能够白白的回来吗？”
“我的心大概已经被他吸引住了，我想我是有一种‘随他去吧’的心情。”
“于是，那天夜里并没有只是‘参观一下’了事罗。”
“是的……”
“那时候，有没有金钱的投受呢？”
“没有。”镜子摆出一副不愿叫人把她看做娼妇的面孔，愤然回答。
“从那以后，你们一个星期在一起搞几次呀？”
“两三次。”
“你是后来搬到现在这个公寓来的吗？”
“是的……”
“押金和房租，是被害人付的吗？”
“是的。”
“那时候，东条宪司说什么来着吗？”
“他笑着说：‘这儿倒便宜呀。’”
“你们有这么深的关系以后，你的生活有了保证了吧？”
“那不就是爱情的证据吗？”
“他给你多少钱呀？”
“说好了每月五万元，可是房租就得两万元，所以我并得不了那么多。”
“你就甘心情愿过这种生活吗？”
“不是这样，我们决定要结婚的。”
检察官的两只眼睛，在眼镜里边闪闪发光。
“我这样说也许有点那个……，男人想引诱女人的时候，说什么‘咱们结婚吧’，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手腕。你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吗？”
“知道。”
“那么，你说你们要结婚，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他准备和他的妻子离婚。开始也许只是男人常说的一种套话，但后来他的态度逐渐变得认真起来，在去年十一月他对我说：‘请你再等我两个月。’”“那是怎么回事呢？”
“他好象已经觉察到他妻子另有情人了。要是抓到确凿的证据，当然就成为离婚的理由。他还说，若是对方有错误，连生活费也可不必给她了。”
“与此同时，你这方面不是也有需要做出决定的事情吗？比方说，象另外还有人向你求婚什么的。”
“这事的确是有的，对方是一个住在仙台的人。他到我们公司来的时候，好象一眼就看上了我。他好象还委托侦探调查过我的品德呢。他第二次来东京的时候，就向我提出了求婚。”
“他是在知道你和东条宪司有那种关系的情况下向你求婚的吗？”
“是的，据说我和他死去的妻子长的很相象。我要是别人的正式结婚的妻子，也就干脆吹了……可是若是现在这种关系，他还不死心呢。他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我什么也不说，今后和他一刀两断和我结婚吧。’”“那么，你的态度呢？”
“当然，我是动过心的。我和他是从心里相爱的。咳，我毕竟是个女人呀！一说结婚，无论如何是要动心的。”
“这件事你向东条挑明了吗？”
“是的……”
“结果怎样呢？”
“他正在委托私人侦探刺探康子的情人的情况，但就是抓不到对方的把柄，叫我再等一等。”
“这期间，仙台的求婚者是怎样说的呢？”
“他说因工作关系，必须到美国和法国去一趟，大约要去两个月，预定一月底回来。叫我在这期间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再答复他。”
“那么说，东条宪司也认为自己若不进一步采取积极态度，就有失去你的危险吗？”
“我想他是有这种担心的，他曾经屡次叮问我；‘这样下去，你真的要离开我和他结婚吧？’”“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说实在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记得我回答他说：‘假如你不和我结婚的话……’”“就是说，你是爱东条宪司的，所以借此机会激励他一下子，促使他下决心和你正式结婚。但是，若是办不到这一点，就和他分开，和仙台的求婚者结婚。你那时的心情是这样吧？”
“是的……”
“这么说来，东条宪司越是爱你，就越是焦急罗。他对他妻子的品性有某种怀疑，但还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从他急切的心情来说，无论如何，在一月底以前也要抓到，是吧？”
“我想是这样。”
“你没有问过他，那个私人侦探为什么调查不出来吗？”
“那个侦探是个笨蛋吧？要不然就是个财迷，故意拖拖拉拉地把调查工作一味拖延下去吧？——我这样问过他。”
“东条宪司怎样回答你呢？”
“他说他也有这种想法，而且还质问过侦探。可是那个侦探苦笑着说：‘你的夫人好象对这点也非常敏感，好象意识到了有人跟踪她，每逢外出的时候，一定到百货商店，上上下下地坐几次电梯。这样一来，一般的尾巴都要被她甩掉的。”
这个证言若是属实的话，的确有一种微妙的暗流在东条夫妻之间流动着。某种形式的破裂，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了。可是，无疑他们夫妻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要为此而双双丧命的……在我沉缅于这种感慨之中的当儿，检察官仍在毫不停顿地继续他的询问。
“东条宪司在被害之前，告诉过你池要去大阪出差吗？”
“是的。”
“你问过他详细的日程吗？”
“他说坐十六日的夜车动身。我本想到车站去送他的，但被他制止了。他说坐哪趟车还不一定，而且在这种时候万一叫别人看见就糟了。”
“在这种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正在设法把责任推到妻子身上进而提出离婚诉讼的时候，自己反而露出破绽，那就糟了。”
“那么，你和他最后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那天的前一天，他大约在七点钟来到我这里，九点半前后回去的。看样子他好象有什么心事，可是他对我说他大概是太累了。”
“第二天，就是出事的那天晚上，他没到你这里来吗？”
“没有……”
“你干什么来着？”
“一晚上都在看电视。”
“除了每月的生活费和零化钱以外，他没给过你一笔使你感到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