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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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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袁世凯废督，以“军民分治，军人不能干政”为号召，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军头尽管不情愿，但说不出反对的理由，事出有名，却也无人敢于反对。各省都督，无论是北洋系还是非北洋系的，不仅其既得利益被剥夺了很大一块，而且在名义上也落到了二把手的地位上，心情是愉快不了的，这也使各地军事当局心生不满和怨恨，一旦师出有名，有人倡议，反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再如，设立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原陆军部的权力被削弱，段虽不满，亦没有反对的充足理由。因为“责任内阁制”既已改为“总统制”，原属内阁的权力转移到总统这里，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建立模范军官团，培养新的军事骨干，对暮气已深的军队更新改造，提高军队素质，在外侮严重，亟需自强之际，是没人能够提出反对的。但北洋和非北洋的军头们仍不免于担心和不满，不满的原因是袁氏此举挟有私心，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儿子（即袁克定）名正言顺地进入军界培植势力，为将来的事业打基础。我们看后来的蒋介石办军官训练团，让蒋经国以组建青年军的方式插足军队，师法的就是袁世凯的这个法子呢。担心的原因是，此举不仅对小站、北洋时期的军界老人，而且对于全国各地非北洋系的督军们，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新的军事指挥人才，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取他们而代之。但办模范团的理由冠冕堂皇，现有军队暮气重，是不争的事实，军头们尽管不愿，也难以反对。
凡此种种，对袁氏的阵营（北洋集团及其盟友）产生了一系列的离心分化作用。袁在形式上一切如意，其统治呈现空前强大、一统的面貌，但在内里已陷入离心状态，蕴涵着空前的危机，他的统治基础正在瓦解。在外部，则还有处心积虑要推倒他的日本人和与之不共戴天的革命党人，他貌似强大，其实正处在最为脆弱的时期。袁世凯此时已是终身大总统，而且继承其位置的候选人也由自己推荐，没有不许传子的限制，在这种状态下，他就是实际上的皇帝。而若再向前一步，由不满和积怨所酿成的危机，势必借其称帝爆发出来。可叹袁世凯见不及此，在这一点上，他比起曹操来，可就差得远了。
袁世凯有曹操的绰号，也具有同样的枭雄素质，在称帝这件事上，他所处的地位优越于曹操。曹操当时仍旧是丞相，上面还有一位名义上的“天子”，而袁世凯此时已经是名至实归的“第一人”了。但操作起来，曹操要便利得多，而袁世凯则有一定的难度。具体而言，曹操没有体制上的麻烦，都是帝制，“禅让”就可以了，而袁世凯则须将“共和”重新变回“帝制”。就算度和自知之明来说，袁世凯就远不如他那位一千多年前的前辈了。
曹操自建安十三年扫灭袁绍父子，平定三郡乌丸，混一中原后，被朝廷封为丞相，此后又进爵为魏公、魏王；他独揽朝政十二年，朝廷内部的反对派早已被他剪刈净尽。地方上除东吴孙权、西蜀刘备而外，其他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也已基本荡平，他若称帝，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他执意不为。孙权曾上书称臣，劝他代汉称帝，他将孙权的书信示于臣下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烤啊！”大臣们也纷纷劝进，认为天命不可违，他应该顺天应人，早即大位。曹操的回答是：“若是天命在我，我愿作周文王呀。”当然，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而是想等到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后再当皇帝，如果不能及身实现这个目标，就由自己的儿子去完成大业，而他则甘愿起周文王的作用，为子孙奠定事业的基础37。所以，做皇帝这种大事是急不得的，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能少。曹操独揽朝纲十几年，有条件做，但一直拖着不做，为什么？就是天下没有归于一统，他有所担心，担心一招出错，满盘皆输，所以他能做而不做。
袁世凯是熟读史书的人，曹操的故事及其他相关故事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称帝这种大事，必须稳步慢行，时机不成熟绝不能硬做，他心里也应该很清楚。所以，他请自己的头号高参、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出山，为他主持筹划此事。徐世昌走的是稳妥一路，1914年5月，徐就任政事堂国务卿后，像以参政院取代“政治会议”并代行立法院职能，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以使袁成为终身总统，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1915年3月）等等，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程序上全依“法制”而行，以确立“合法性”为第一。但这种循序渐进的作业方式所需时间较长，显然并不很对袁的胃口，于是，一派更为积极和急进的“帝制派”走上了前台。
当时在袁周围主要有三个包围圈：一是朱启钤、梁士诒、杨度、顾鳌、夏寿田等；二是袁克定、段芝贵、袁乃宽、张士钰（在最初期张不在内，而我是在内的）等；三是官邸中袁的妻妾及儿女等。这三重包围圈的组成分子，除官邸内与前两者不大通气外，前两者既各起作用，又密切联系的。两者之中，朱等在最初实为主力，而且背后有徐世昌指挥，有时直接由朱向袁请示。后来朱等逐渐不如以前那样重要，重心转移到袁克定这一群。直到筹备将近结束阶段，朱等除办些事务外，实已不起什么作用。而袁克定的一群中又新加了黄开文。朱等先是日夜集结在一起，初无定处，亦有时在筹安会里，没几时重心就移到公府秘书厅梁士诒处来了。他们这些人多是着重在策划和布置方面。文电多由杨等起草，经朱、梁等点头之后，再由朱和袁克定、段芝贵商量，同意即发出去。重要的文件一定要经袁自己看过。朱、梁、段等人尤其是段（芝贵）个人，与各省军政大员函电很频繁。梁每天起身很早，上午八时前已开始办公，中午在公府包饭，与张仲仁（即张一）形影不离，很晚才回家，办事很紧张。袁克定等主要是围住袁，因为重大事务必须经袁亲自决定。他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和朱、梁等密切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密筹打动袁的办法。到张士钰加入这方面时，他只不过充当袁、段等人的“小跑腿儿”而已。……由于他们围住袁，所以后来相形之下朱、梁的作用就小了，就是袁（世凯）也不复是全部操纵，这时实际决定权基本上掌握在袁克定、段芝贵、袁乃宽之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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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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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后，关于何种国体适用于中国的讨论，忽然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和焦点，舆论先行，这是帝制发动的第一步。先是，8月3日，总统府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JGoodnow）39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国情不适用于共和制。14日，即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君子”发起成立“筹安会”，杨度并于26日发表题为《君宪救国论》的长文，全面阐述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理由。30日，袁的亲信段芝贵等密电各省长官，要求各地以公民的名义向参政院上书请愿更改国体。9月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沈云沛、周家彦、马安良、蔡锷等请愿改变国体。9月6日，袁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答复立法院称，改变国体须听之于国民。于是，开始“制造民意”，这是帝制发动的第二步。
这事的具体做法是，袁先叫梁士诒等领起头来，把所有袁的亲信拉在一起，于1915年9月19日，在北京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叫沈云沛40做会长，那彦图、张镇芳做副会长，积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他们所联系的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请愿变更国体，拥护袁做皇帝。他们发动的对象，上自王公遗老、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各种行业的把头，三教九流，行行俱全，多多益善。拉到的人，列入了请愿名单，就被请去吃饭、看戏，此外还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地送钱。这样，当然轰动起来了，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造成了诸色人等“无所不包”的所谓全国性请愿的大局面。41
沈云沛的请愿团于9月24日向参政院发起了总请愿，反对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次日，袁世凯即咨复参政院，主张提前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袁为何一再坚持要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呢？读者还记得四年多前，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向全国申明的“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吧，这个誓言尽人皆知，他现在要想回过头去搞帝制，这个誓言就成了他的沉重政治负担，为了避免被国人视为出尔反尔，毫无道德信义可言的小人，他必须把自己的背誓归结为“民意”的要求。据说，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坚决主张中国搞帝制的，当袁谈及自己当年的誓言时，朱即以“民意”为说，劝其打消顾虑。商务印书馆30年代在日本访书时，曾见到过二人密谈的记录，据亲见者回忆，其谈话内容如下：
朱尔典首先提出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制，非实行帝制不能治理图强，只有袁的威望才能担此重任。袁初则装腔作势，坚持不可。朱再三劝进，袁最后说他就任总统时，曾经在参议院宣誓，现在怎能背约。朱笑着说：“时势变迁，前后情形不同，当时公从人民公意出任总统，今日人民公认国体应该变更，请愿公为皇帝，公应时势要求，名正言顺，何必顾虑。”朱告退时又对袁说，他今日一番谈话，是为着中国人民福利，为着英中两国交谊着想，完全出于诚心。至于就他个人而言，则有莫大的损失。袁问此话怎么说？朱笑着回答说：“我和总统多年交谊，谒见谈话都极为自由，何等畅适愉快。他日公登大宝，非国家大事，不易得见龙颜；殿前拜谒，礼仪何等繁重，不能畅所欲言，对我说来，不是一个大损失吗？”42
袁既下决心以“民意”涂饰自己的背誓无信，徐世昌即提出由“国民代表”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为了加速这个进程，就有了“十人密电”的发生，上演了中国成为共和政体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操纵民意的闹剧。这十个人是：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由袁世凯“钦点”，专门负责主持这件大事。其手法，据参与其事的唐在礼回忆，事情由表里两条线进行，具体过程如下：
一条线是专门做一套与实际选举完全不相干的表面宣传，做法是以命令指定“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为全国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事务的总机关，奉大总统命令办理一切决定国体和选举的事务。然后，用该局的名义按时期、有步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