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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线是由名义上主持国体决定和选举事务的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等十人出面，向各省将军、巡按使发出密电，传示“主座”（当时对袁由总统选任皇帝时的过渡尊称）命令，按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当时，先由十人发出一个密电，向各省当权者郑重说明“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完全是一套表面文章，但所有该局指示的官样文章，一定要在各方面进行宣传，并相应地在表面上要有些表演，也只限于表演。重要的是万万不可按照那些官样文章假戏真做，因为那里面没有一件是合乎实际要求的。在这个说明密电以外，另有一封密电详细指示一套实际的做法，要求各省今后一切行动，必须遵照这一密电所指示的原则办理，并必须严守秘密。另外还密示只要能达到密电的目的，尽可以不按国家法律办事。也就是说：尽可不择手段，不妨违法乱纪，便宜行事；但叮嘱如果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的时候，却万勿以电报向事务局请示，以为一经请示，局方就不得不以打官腔复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如此表里便难于分清，反而弄得枝节横生，事情就难以顺利办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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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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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投票之前，首先要在全国各省区“选举”参加国体投票的“国民代表”。选举“国民代表”，先由北京政府拟订各省代表候选人的名单。这个名单里的人绝大多数是袁自己和他的亲信所提出的在京任职的军政官员，按他们的籍贯分别提到本省去。名单中也包括些各省附袁的著名人士。这个候选名单是基本的。在这以外，留出一些名额，由各省官绅提出补充名单，补充名单授权给各省将军、巡按使决定。如此便合成了一个整个的候选名单，责成各省照单把“代表”选出，非经批准不得遗漏或更改。
选举的方法是，指定每县由该县县官推荐选举人一人，在所指定之日到达本省指定的处所—将军衙门，去谒见指定的选举监督，也就是本省的将军、巡按使。选举监督在一定期限内，在衙门内厅随时准备着对来谒的选举人进行午宴招待。宴后，由招待人员召集选举人个别谈话，介绍本省拟选代表的名单，形式上似乎是征求选举人的同意。一般选举人都是县里的绅士，当然总是惟恐不及地唯唯从命，表示一切遵办决不贻误，接着就由招待人请选举人把名单抄写清楚，立即陪同选举人到前面大堂里特设的选举厅里面进行“堂而皇之”的投票。偶有个别莫名其妙的“代表”支支吾吾，或竟有独具意见反对照办的，那么招待人就对他不提名单和“大堂选举”的事，只是含糊地表示将来进行选举时再当奉约。捧起茶杯，下个逐客令了事。事后，还由省里把这个选举人的行动，密示其本县县官，申斥他办事不力，限令重新妥为推荐适当的选举人，以免贻误，致干未便。县官接到这般密示，当然紧张万分，诚惶诚恐地克期遵办。43
经过上述这番布置安排，10月25日终于选出了“国民代表”，10月28日即进行“决定国体”的投票。这个投票仍是分散在各省举行，由各省的将军、巡按使监督，由“国民代表”进行记名投票。“方法是在票上预先印好‘君主立宪’四个大字，由代表自己在选票上签名，再于自己名下写‘赞成’或‘反对’字样，进行投票。在参加决定国体投票之前，每个国民代表‘赠给’大洋五百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代表们拿到这笔‘川资’，当然心中有数；投票既是记名式的，谁投什么票都不难查明，所以投票结果，全体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44”随即又进行了皇帝的选举，其程序与国体投票完全相同。选票上印有“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由“国民代表”在选票上亲自签名，投票，结果自然也是全票当选。这个结果汇总到中央后，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即于12月11日正式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据说，推戴书草成、誊写及上呈，是在上午11时半，午后即得到了袁氏的书面答复，说是国体改革既经国民代表一致同意，“自无可讨论之余地”，而推戴他为皇帝，则“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年），忧患纷乘，衍尤丛进，救过不瞻，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由此，他要求“熟筹审虑，另行推戴45”。
收到这份答复咨文后，代行立法院即于当日午后5时再次开会，宣读完袁的咨文后，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全体通过，于是休会15分钟后，通过了秘书厅起草的第二份推戴书。这次对袁氏的功德备极颂扬，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第）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督促他“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46。”这些当然都是事先预备好了的，用的是传统上“劝进”的那一套路数，否则，代行立法院也不可能在短短15分钟的休息时间内，连拟稿带誊写地完成二千多字的推戴书呀。反而是从袁世凯的答复书中，可以看出他并非不知道此时称帝不合时宜：“于道德不能无惭”，“于信义无可自解”。但问题是，明知不宜，为何还要硬做？这是本章开头就提出过，后面还要探讨的一个问题，这里暂且按下不提。
袁世凯一手操纵、导演的这幕喜剧至此已经收不住脚了，但幕落的也十分仓促。本来按照古代的规矩，“劝进”或“禅让”应该进行三推三让的程序，世凯不知急的个什么，省去了中间那一道，在第二次推戴书呈上的次日，即宣布接受“帝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这是12日的事，13日，即演出了本章开头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的那一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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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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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自为这件事上，最能反映出袁氏的枭雄本质，整台戏都是他一手操纵的，在幕后出谋划策的是徐世昌，在前台导演的则是梁士诒。梁士诒其人，我们在“北洋新政”那一章已有所介绍。进入民国以后，梁的地位更形重要，“辛亥之秋，项城再起，京师以内之事，先生（指梁士诒）主之；休战息兵，调停和议，如何派代表南下之步骤，如何促清廷退位之机宜，统一南北，联合各省，改革政制，措集财用，千端万绪皆先生一人任之。适统一政府成立，先生任公府（总统府）秘书长，掌握中枢，赞襄密勿（参与机密），凡入谒项城禀商事件者，（袁）辄说：‘问梁秘书长去！’先生也不问事之大小，酌情审势以处理之47。”梁因此又被称为“二总统”。梁在北洋属于后进，如此权势，大遭他人嫉妒。他与唐绍仪交好，又同是广东同乡，在唐与袁生嫌辞职后，杨士琦等（杨、周学熙等为安徽人，与梁不和，被称为‘皖系’；梁被称为‘粤系’）遂通过袁克定向袁世凯进言，说梁与唐绍仪、孙中山等同为粤人，心怀叵测，勾结军人，觊觎总统的位置。袁世凯是个雄猜之主，有驾驭属下的一套办法。梁是北洋“交通系”的首脑，脑子活，办法多，又是搞钱能手，有“梁财神”之称。他在国会大搞金钱政治，组织“公民党”、“公民请愿团”，为袁当选正式大总统出了大力，也展现了其操纵“民意”的手段，对这种“暗箱政治”不可或缺的人才，袁是既倚重，又防备，“常以极困难繁重之事交给他来办。表面上示以倚重，暗地里实为羁縻，而且使之费力而不易讨好48。”据说，梁起初对帝制一事并不积极，而帝制活动又亟需梁这样的高手，恰逢“五路大参案”发生，袁遂使出去年迫使熊希龄赞同他解散国民党时的那套做法，迫梁就范。
津浦路局为“交通系”筹款之源，收入巨大，用人众多，借以培植势力，弊端日益明显，舆论哗然。遂由肃政使王瑚、蔡宝善等赴津浦路密查，罗列十大罪状，由都肃政使庄蕴宽具呈严参。当时王瑚以廉劲著称，所列应当不虚。因此更涉及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四路，即是所谓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了。当时众议沸腾，袁世凯迫于舆论，遂将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49撤职，京汉路局局长关赓麟、京绥路局局长关冕钧均离职听候审讯，交通部次长叶恭绰50也暂时停职听候查办。……一时粤系惶急，密议对策，思所以转移局势，非出奇不能制胜，因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相结纳，迎合袁的意图，创为帝制之议。51
袁的亲信幕僚张一？也认为，梁之积极参与帝制活动，乃是迫于“五路大参案”：“梁病疟，有人探访他时说：你若要缓解五路大参案，只须为帝制出力。梁于是起而组织请愿团，本案即在无形中打消。人们方知五路案即帝制的反笔文章也52。”以梁自己的说法，当时的所谓“三次长案”、“五路大参案”等，全都是袁为了胁迫不赞成帝制的官员刻意策划而成：“于是有为之策划者，主张胁迫陆军次长徐树铮以迫段（祺瑞）；胁迫交通次长叶恭绰以迫梁（士诒）；胁迫财政次长张弧以迫熊（希龄），大概因当时张与熊接近的缘故吧。于是分头办理，结果，段祺瑞辞职，以王士珍代之；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免职，交通次长叶恭绰停职候传，当时称之为‘三次长案’53。”梁士诒在《年谱》中说自己对帝制“始终无所表示”，是事后的涂饰。在实际上，“五路大参案”发生后，袁世凯曾当面告诉他，参案中本来也有他的名字，是自己下令去掉的。梁当然明白袁的意思，此后，梁即成为帝制活动的中坚分子了。
梁士诒参与后，帝制活动果然大有起色，而筹安会的发起，据说也是梁运动的结果。前面说到，袁世凯曾派杨士琦到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布宣言书，认为由该院讨论国体问题不合时宜，应诉诸“多数国民之公意”。一时间，热中帝制运动如杨度者，颇感摸不着头脑，遂前往请教张一？：
此宣言书发表后，杨度忽然夜间来访，说：“我与总统的关系不如你们之间的交情那么久，今天忽然有‘不合时宜’的谕令，究竟总统的性情如何，请告诉我。”我说：“这样的话，你必须将此事主动告诉我，才可以讨论。”杨说：“我本来打算回湖南的，士诒说，总统有大事须要你出头。实际上我也是被动的，并非主动，但我向来主张君主立宪之说，所以愿意做这件事，今天为何有这样不同的言论呢？”我说：“我告诉你两件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