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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大部分人在成为更正教徒以先，都未曾对不同宗教做过认真而清晰的选择，多数是基於某种机缘巧合的因素，才碰上这个信仰；而在我们决志信主的一刻，也很少会问这家地方堂会是否适合自己，更遑论挑选甚麽宗派了。许多人是在决志以後，才发觉原来自己属於基督教中的更正教，并且是所谓福音派（evangelicals）的某个宗派的某家堂会。但不管怎样，亦无论喜欢与否，我们已成为基督教这个大传统里某个小传统的一部分。这些大小传统已成为我们的集体历史与回忆，它们不再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故事，却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信仰身分。
当我们自称为更正教徒时，我们得问：为甚麽我们不是天主教徒？不要误会，我绝不是鼓励要继承上一代对天主教非理性的排斥，也不是鼓吹将更正教与天主教视作＇汉贼不两立＇ 的二分对立。我个人从未视天主教为异端。无疑天主教教义中有不少错谬处，但这些并不属於异端的层次。不过，就算我们不认为天主教是全无可取之处，刚才的问题仍然存在——为甚麽我们不是天主教徒？为甚麽我们选择继续站在更正教的阵营里？过去纵使我们是基於各种偶然的因素才成为更正教徒，今天也须为这个历史上的偶然赋予一个理性上（神学上）的必然解释，为这身分提供客观的理据。
由於受某些书本或教导所误导，许多更正教徒对天主教有不少片面、甚至是错谬的论断，这些论断对天主教殊不公道，亦不符历史真相。譬如说，有人以为天主教仍是非常腐败，每个教皇均是惟权是尚、品格卑劣、贪财好色，他们现今仍不断在推销赎罪券呢！。
这里先谈一谈赎罪券的问题。纵使反对售卖赎罪券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诱因，我们总不能说售卖赎罪券在今天仍然是天主教与更正教的分别所在吧！售卖赎罪券不过是天主教会一个历史上的错误而已，在天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1545－63）後停止发售赎罪券，迄今已有数个世纪了，那为甚麽天主教与更正教还未能破镜重圆呢？我们不会为配偶五年前一个错误，至今仍坚拒与他／她来往吧？是甚麽因素造成更正教与天主教至今仍各树一帜？答案一定不会是售卖赎罪券。天主教过往在历史上任何的错失，并不足以构成更正教与它分立——难道更正教在历史中便毫无错误吗？它在五百年来都只是一部正义的历史吗？今天的罗马教廷仍然是黑暗腐败吗？就我们所知，现任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非常敬虔，并且是一位出色的属灵领袖。那末，我们还是要问：为甚么我们仍然是更正教徒？。
我相信，我们必须确立更正教徒的属灵身分，并识别与天主教徒的异同；不可妄信那些主张泯除所有宗教或宗派差异、鼓吹「宗教调和主义（Religious Syncretism）的说法，亦不可听从某些以宽容、妥协、破除门户之见等貌似冠冕堂皇的藉口，而把一切理论上的严重分歧都搞模糊了。（不少如今推动属灵操练运动、崇拜更新运动的人，正在兜售这种廉价神学——其实是＇反神学＇的思想。）
正如在讨论灵修神学时，我曾强烈反对接受冥想作为祈祷的方法之—。这不是说我对鼓吹冥想的中世纪神学家有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或简单地把他们打入异端的行列去；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相信人的本性与上帝相通（在神学上的说法是本体的类比（analogy of being）〕。我不接受本体类比的观念，因为这是更正教与非更正教的本质区别所在，是无通融余地的。
宗教信仰是关乎人类最深层的问题，与个人的认信（Conviction）及委身不可分割。所以，从社会的层面说，我们尽可接纳多元主义的原则，与不同信仰者和平共处，彼此欣赏，寻求合作，毋须要置其他宗教人士於死地，在对话过程中得采取较柔和、谦卑的语调。但从个人信仰层面说宗教信仰却一定不能是多元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我们不能同时肯定一种以上的宗教信仰否则信与不信便再无差异。後现代其中一个特徵是多元主义在鼓吹後现代思想的群体中，多元主义成了他们的最高律令；但个人的宗教态度却绝不能变成多元主义，因为它本身是反信仰的，至终会落到虚无主义的境地去。一旦有人对信仰采取一种无所谓？兼容并蓄的态度，那肯定再无任何信仰对象或内容是与他们的生死祸福攸关了；对他们而言，信仰也者，充其量不过是某种人生观或生活取向罢了。当有人跟你说＇宗教不过是导人向善＇，故信基麽都是一样时（中国人持此宗教态度者甚多），你会知道，他不是任何宗教的虔诚信徒，他笃信的是某种＇世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的思想。只有後者才是他不动摇的信念。
信仰本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身为更正教徒的我们，不能不问：为甚麽我们不是天主教徒？
II．改教运动概论。
A．甚么是宗教改革？
这一课的核心问题是：甚麽是宗教改革？这个问题牵引两个更核心的问题：甚么东西构成更正教与天主教的差异？我们要领受甚么属灵遗产，才使我们配成为宗教改革的继承人？
在未曾论述这些问题以先；让我们掌握一些关於宗教改革的基本资料。
1．一场伟大的属灵觉醒运动
宗教改革是一场属灵觉醒运动、神学思想运动。
无可否认，支持及参与宗教改革的人，不少怀有政治［如民族主义（Nationalism）＇ 、经济（反教皇赋税）、社会（中产阶级寻求更大的社会参与）或文化（如人文主义）的动机：若无政治等世俗因素，宗教改革亦不会获致成功。但是我们仍得强调，至少从其肇端而言，宗教改革是由一个属灵及神学的觉醒所引发的。它在本质上是宗教而非政治运动。
我们承认马丁路德及其他改教者对大公教会的腐败深恶痛绝并且也有革除教会向罪恶的决心、然而，宗教改革却不是一场道德重整运动，它的要旨不在乎扫除教会罪恶。教会倘若只有若干成员在行为上存在著若干偏差，实不足以构成个别成员与它分裂的合法理据：即使是短暂性的划清界线，也不能造成长期或永久的分裂。惟有教义上出现错谬，背离了基本真理才使我们无法维持合一的要求（令一肯定是信仰的要求），不能与他们同负一轭吧。所以大公教会不是在道德上出现问题，乃是教义上出现严重偏差，才促成宗教改革的发生。
2。一场基督教人文主义运动。
宗教改革又可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运动＇（ChristianHumanism）。不过我们对人文主义一词要小心下定义。这里所指的是十五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它与西方现今所谓的世俗人本主义、人本中心思想，并不一样。狭义地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指当时的人对古典希腊文化产生浓厚兴趣，重新兴起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热潮；广义地说，人文主义则是指因著受到希腊罗马的经典及其思想的薰陶，人们开始摆脱中世纪时期压倒性的宗教关怀，对现世人生有较多的肯定与关注。
宗教改革者有著相类似的看法。他们主张教会要返回原始的宗教经典去，主要就是圣经，另外还有对初期教父学的研究。马丁路德用了十四年时间研究圣经，从而确定赎罪券及补赎制度不符合圣经。其後他又耗上多年时间，才判定炼狱观点是不合法、缺乏圣经根据的。事实上，天主教在教义上的种种错谬，不仅在於它对某些圣经章节的解释出了问题，更在於它把教会的教导权威与历史传统凌驾於圣经之上，宣称教皇有权任意解释圣经，而非全然受圣经权威所制约。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改革可以说是一场『圣经神学运动』，返回圣经，以圣经的答案为基准。
B．改革的时间与地点。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改革始於十六世纪德国中部一个小城。开始时仅为一个思想运动，肇始自一间小型大学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神学家：马丁路德。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神学家，在一家小规模的大学里，在一个地位不高的欧洲中部小城，推展出一场伟大的、影响普世的属灵运动。
C．改革的得失与影响。
宗教改革对欧洲之政治、社会、经济均影响至钜。所以不仅在教会历史中我们才会读到有关宗教改革的种种，即使在西洋历史科的课程里，宗教改革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而它对基督教会的发展带来划时代的转变，便更不用多言了。
针对著中世纪大公教会在教义上的偏差，宗教改革的主要改革有三：重视信徒的属灵恩赐、反对修道主义的灵修模式、反对教会在信仰上的压倒性地位。这三点都具划时代的重要性。
第一，宗教改革强调信徒的属灵恩赐。他们重新肯定信徒的地位，赋予他们与传道人完全平等的神圣地位，即所谓＇信徒皆祭司＇。当然，身分与使命是无法分割的，信徒若拥有与传道人同等的神圣身分，那在福音广传的使命上，他们亦应当与传道人肩负同等的责任了。
第二，宗教改革者反对修道主义那种抽离世界的灵修模式。他们不是要将修道主义精神全盘推翻，而是主张一切属灵的追求，都得处在这个尘世中，并且不能是纯粹示范式或独善其身式，却须连著福音使命履践出来。有人说加尔文反对修道院，因为他看整个世界为一家修道院，他要信徒实践＇在世而不属世＇ 的精神。事实上，更正教并没有放弃修道精神，只是反对出世的主张，而相信基督徒要在俗世中作圣徒，要成为＇俗世圣徒＇ 。在道德或信仰的要求上，更正教并没有作任何删减，改变的只是实践信仰的场景而已。从此，圣俗不能从外在的世界划分，只能在信仰、行为及心态上区别。正如马丁路德精辟的说法：一个世俗的人，即使在教会工作，也可以继续世俗下去，相反一个圣洁的人，在再世俗的环境中，也同样可以活得与众不同；关键处不在於环境与工作，而在於工作的心态与方式。一个基督徒绝对可以在竞争剧烈的商业世界中，活出美好的信徒样式来。
第三，宗教改革反对教会在信仰上占压倒性位责。他们认为教会不是上帝救恩的总代理，更不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更正教派鼓励信徒平日灵修读经、阅读属灵书籍、修读部分时间神学课程，乃因为他们不能只听传道人的教导，不能将信与不信、信些甚麽等应由他们自行解答的原则问题，单单诉诸传道人的权威便打发过去。每个基督徒都得独自面对上帝，信仰纵然不是个人主义式的，其根本也是在人与上帝的个人关系之上；因此，他要建立一己的信仰，也要活出那仅仅属於他的信仰。教会不能垄断上帝的教导，也不承包信徒的信仰责任；传道人所担当的不过是资源供应者（resourcePerson）的角色，他们将圣经、神学等知识教导信徒，供应他们的需要；但传道人却不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mediator）。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宗教改革的主要教导，也是它对基督教所作的最大贡献。
不过，宗教改革也有它的限制和缺失。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整个运动的国家主义味道过於浓厚，导致更正教足有三百年的时间，缺少宣教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