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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夫人从其计，几天后，她随董显光一道去阳明山别墅拜见正在那里度假的蒋介石，蒋介石亲自设宴款待，席间，董显光向蒋陈叙了赵一荻希望赴美的意思。蒋介石沉思片刻说：“其实赵四小姐的自由，我们从来就没限制过。她是个自由身，完全可以去美国看望儿子。不过，她现在不是有病吗？有病又怎么好出国呢？”
董显光见蒋介石口风有所松动，便趁热打铁地进言：“多谢总座同情赵四小姐，既然她暂且出国不宜。那么，不知她儿子儿媳是否可以到台湾来？那样就成全了四小姐和张汉卿的多年之愿啊！”
蒋介石心里虽然不悦，因有董显光夫妇的面子，只好应允下来：“我什么时候不准她们的儿子回来了？既然儿子想看母亲，这是天经地义，就让他们回来好了！”
1962年圣诞节那天，北投复兴岗张宅灯火灿烂。
赵一荻自1940年送走了她和张汉卿惟一的爱子闾琳，迄今已过去了整整22年！当年从香港离去时刚10岁的闾琳，现今已是32岁的青年了。而他与父亲张学良分别时刚刚七岁，还是个不记事的孩子。当张闾琳出现在母亲赵一荻的面前时，她简直不敢相认了。
闾琳生得很像父亲，额头过早的谢顶了。眉眼与张学良酷肖，性格却极像赵一荻。22个春秋不在一起生活，当年的闾琳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张学良和赵一荻发现闾琳已经不会说国语了，他只能以流利纯正的英语和他的父母对话，在张闾琳那纯正的英语面前，张学良和赵一荻都显得相形见绌。赵一荻感到欣慰的，她们的儿媳妇陈淑贞亭亭玉立，生得清秀而温柔，当这一家子在台北团聚的时候，戴费玛莉特别为她们在外厅点燃了五彩缤纷的灯笼，灯笼下是一个穿着大红袍的圣诞老人。见了儿子和儿媳妇，赵一荻的病情大见好转，因为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第三卷 秋第四章 沉疴多难（1）
赵四小姐说：“刘乙光，我恨他！”
1962年冬天，赵一荻最开心的事还有一件，就是监管她们多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终于离开了北投复兴岗。
从1937年至1962年，在赵一荻身边有无数特务担任过警戒和监护。在此期间，有一些特
务像走马灯般地换来换去。有些人因病故去了，有人奉命调回了“保密局”，有些特务她早已经忘记了名姓。但是，在赵一荻心里刻下印象最深的人，就是军统特务刘乙光，当然难以忘记的，还有刘的一家人！
刘乙光是赵一荻1937年春天去奉化县雪窦山时认识的。那时的刘乙光对赵还算客气。因为那时她只是偶尔上一次山，在山顶旅行社里只和张学良相聚几日便回上海。但是，当赵一荻1940年去贵州的时候，她就是长期陪伴张学良了。从那以后，刘乙光就变了另种脸色。赵一荻永远不会忘记刘乙光，她在陪张学良从贵州到台湾新竹，又从清泉、高雄辗转到台北这段最苦难日子里，在她身边始终监护的人就是刘乙光。
赵一荻初到奉化溪口镇，就感到刘乙光是个性子暴躁的湖南人，这个心地狭窄的“狱头”，常常会不顾情理地给她和张学良难堪。特别是刘乙光那个疯老婆，对赵一荻造成的精神伤害，更是难以向外界描述。
刘乙光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祖籍湖南，1933年以后他在南京蒋介石侍从室里当侍卫，1936月12月底的一天晚上，戴笠忽然把他叫到南京的军统的一间密室里，对他吩咐说：“刘乙光，明天上午，你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张学良随委座的专机从西安飞到这里来。他来了以后，你带着几个可靠的人，把他限制在北极阁宋子文先生的公馆里。任何人也不得接触他！”
“是，我懂了！”刘在戴笠面前诚惶诚恐，这是他多年来难得的一次机会。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刘乙光这个军统派往蒋介石身边的下级军官，忽然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因为他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的人物走在了一起。赵一荻因此也和从前毫不相关的刘乙光成了冤家。初时赵一荻去溪口，刘乙光对从上海来到山沟里的赵四小姐，虽然心有反感，可是他却礼遇有加，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那时刘乙光也不知道将对张学良监护多久。但是在后来那漫长无边的幽禁岁月里，这个湖南特务随着形势的变化，才越来越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1982年春天，一位名叫郭冠英的台湾专栏作家，为了撰写他的《张学良侧写》一书，通过许多友人企图接近张学良和赵一荻。然而那时条件尚未成熟，即便有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从中玉成此事，然而郭冠英仍然不能接近赵一荻，更不能直接去采访传奇人物张学良。
不久，郭冠英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已在台湾作古的国民党特务、少将刘乙光。郭冠英当然无意了解这个叫刘乙光的军统人员，他是想了解张学良和他的红粉知己赵一荻女士，所以才必须要先接触张、赵两位身边的人。而“外围人物”最理想的人选，就是特务队长刘乙光。
但是，刘乙光毕竟死去多年。于是郭冠英决定面见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
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海军退役军官刘伯涵，刚刚在医院里做完了肺癌的手术。他是躺在病榻上接受郭冠英采访的。下面的对话可以看出刘家人对赵一荻的印象。
郭冠英：你对已故父亲的印象如何？
刘伯涵：我父亲一生的精华，都花在陪伴张先生上了。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想起父亲就会想起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赵四小姐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给我心里留下的印象也极深，那时我们还小，可是，已经感受到她们的爱情。一个没有爱情的女人，是决不会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生存下去的。
郭冠英：能谈谈你们一家和张先生的关系吗？
刘伯涵：我八岁就和张先生、赵四小姐生活在一起。张先生、赵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的子女一样，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躺在书房的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我二弟学有所成，出国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还送了路费，后来他成为了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和赵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张先生开朗幽默，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了个大西瓜，叫我们回家来吃。我那时已经在巡逻舰上服务了，有时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以望见院宅中的大西瓜。
郭冠英：你父亲对张先生和赵四小姐到底怎么样？
刘伯涵：有许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断，甚至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
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把我父亲写成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的寡情牢头。把张先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的身体一直健壮，张严佛和我父亲非常熟稔，但他在大陆写的东西却不甚公正。话一讲偏了常常真相就扭曲了。……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和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陪张先生与四小姐。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没有见到张先生面露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当然，张先生识事明理，知道我父亲是奉命执行任务。有其职责和立场。在相处的时光中，我父亲有时会因为限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的行动，加上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圆滑，引起争执不悦是难免的。
第三卷 秋第四章 沉疴多难（2）
…………
刘伯涵这样为他那已经死去了的父亲刘乙光作辩解，当然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在那秘密幽禁与辗转迁徙的岁月里，刘乙光究竟对张学良和赵一荻伉俪怎样履行职责的呢？
赵一荻在张学良恢复自由以后，在公开的场合极少谈到刘乙光。
即便在新闻记者主动向这位历经人生坎坷的赵四小姐询问起此人此事时，她也大多一言以蔽之。张学良对这位看守更极少露出微词。
但是，赵四小姐对这位故去的第一任看守长，不是没有明确态度的。她对刘乙光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刘乙光，我恨他！”
赵四小姐的话虽不多，可是含意深刻。当然，赵四小姐对这个国民党“牢头”的许多意见，则是1947年在台湾井上温泉，通过张学良的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那一年，刘乙光外出，他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患上了精神病，急需刘乙光去南京医院里担任护理。这样，国民党保密局局长郑介民，便委派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的特务张严佛，前去台湾新竹井上温泉担任张、赵两人的临时看守。
事后，据张严佛回忆说：“刘乙光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张学良的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的面，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倾吐了。他谈到了十年的刑期届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了十多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报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是一字一泪，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
当时，张学良曾经激愤地对张严佛说：“当初宋子文和戴笠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派刘乙光来保护你们。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边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们。但是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看成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份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的面对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要我找好的。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张汉卿住。刘乙光当时满口答应了，但是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们夫妻儿女们竟占住了我现在住的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忍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那几间房子让给我住，唉。”
张学良和赵一荻那时老泪纵横，张学良继续向张严佛倾述苦恼：“我们初到台湾来的时候，身边有几位下女。那是陈仪让雇来照顾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让刘乙光给打发走了。十几年来，蒋夫人和亲友们不时会给我和四小姐送来一些东西，可是也让刘乙光夫妇给苛扣了。他们有的时候只截留了一部分，有时候会全部截留，与来信上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闹翻了，更加受罪。所以只好默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刘乙光一家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