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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往台北的电报，信函和在美国报纸上所发表的声明，那么多的努力都受到台湾的冷遇。特别令张捷迁和李圣炎震惊的是，3月25日张学良通过台湾“中央社”所发出的“公开信”，更加清楚地表明张学良现在并没有什么自由。
张捷迁的胸臆间顿时燃起一股怒火，他说：“你还记得60年代初，台湾情报机关所办的一份刊物上，刊载了一篇署名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吗？勿庸讳言，从文章的语气和文笔上，一眼就看出是老校长的文笔。可是那《忏悔录》中的许多内容都不可能代表老校长的思想。也难怪后来有人评说，《西安事变忏悔录》是蒋某人的刺刀下逼出来。既然60年代老校长能违心地写出那个什么《忏悔录》，那么现在他为什么不能在台湾当局的威胁下再写出一份违心的《公开信》呢？”
李圣炎搀扶着张捷迁沿着绿草坪间的一条小路，向那座高耸的华盛顿纪念塔走来。他说：“台湾当局实在太不明智，如今已经是80年代了。谁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在1936年下的一道‘管束’圣旨，一下子耗去了老校长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现在他已是87岁的老人了，一个囚禁了整整52年的老人，莫非他还能够成为什么人的威胁吗？况且老蒋早就死去，小蒋新近也病逝，李某人有什么必要继续执行老蒋生前的意志，不将自由还给老校长和他的夫人呢？”
“这就叫国民党的民主和自由啊！”张捷迁激动地说，“我是不将张学良夫妇从幽禁中解脱出来就誓不罢休的人！圣炎，前几次我们的电报、信件，都没有发挥作用，可是我不灰心。我准备近日就给李某人、宋美龄和俞国华三人，再写一封信。不过这封信不能像以往那样偷偷地寄出，而是将它刊载在《纽约时报》这类世界有影响的报纸上。我是让世界民众去评论是非！”
李圣炎一怔：“您也是要发表公开信？您要说些什么呢？”
张捷迁从西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笺，上面写满了密麻麻的英文。他说：“我的文章标题就十分醒目，叫做《为什么怕给张学良将军以真正的自由？》。我要公开告诉台湾的李某人，老校长今年3月9日给我的电报和3月25日的公开信，都不是他的心里话。那些全是官方的代言，为什么这样说？那就是这两份文电全是通过国民党官方正式转达或发表的。而决不是张将军自己寄信，因此，我对老校长目前在台湾到底有没有通信的自由也深表怀疑。”
“好，好尖锐啊！张先生果然锋芒毕露，一针见血！”李圣炎深为张捷迁的正义感所感动，他的情绪也变得亢奋起来：“只是我们发表这类公开信要有一定的证据才行啊。否则不仅李某人不服气，还要考虑到读者。他们必须在了解先生的公开信以后更加同情张学良将军才行。”
“我说话是有根据的。”张捷迁将那信迎风一抖说：“这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老校长在台湾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自由。虽然台湾当局早在1959年就对外宣布给张学良以自由了，可是，他的身边始终都有警卫和便衣呀，这又作何解释？1981年台湾《联合报》的记者于衡所发表的《张学良访问记》，就证明老校长即便住院治病时，他的身边也有许多便衣在守候着，甚至连记者按触他一下也要受到干涉，如果他真有自由，还会这样吗？此外，许多想见老校长的人都被特务拒于门外，去年11月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傅虹霖女士，是专为写她那本《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由美国飞去台湾，她在多次申请面见老校长遭到拒绝以后，傅虹霖本人大胆地来到北投复兴岗70号张氏住宅，结果又给一个便衣给挡驾了。圣炎，从这些事情上不是可以证明老校长只有在监视范围内的自由，而没有与外界接触的自由吗？这样的自由算什么真正的自由？”
“是的是的。”李圣炎完全被张捷迁的论据所折服。他扶着张捷迁来到华盛顿碑下那巨大的青石阶上，他不住地说：“张先生所言不无道理。只是您这样充满火气的信件当真公开发表出去，不会刺痛李某人吗？”
张捷迁却说：“我就是要刺痛一下李某人。如果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学者都不敢为老校长杖义执言，那么还有谁敢于为他讲话呢？当然，我在这封公开信里也是以相当客气的口吻，规劝台湾当局的。我是告诉他们不必害怕释放出张将军后，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应该相信张将军的人品，即便准许他到美国来，我张捷迁也敢保证他不会说出有损于蒋家父子的话。而且，从人道主义出发，台湾也应该给老校长这位古稀老人通信的自由、会客的自由和外出旅行的自由。如果能允许张将军在古稀之年，回到他东北故乡去探亲的话，那么不仅对台湾的执政者没有坏处，而且对已故的蒋氏父子也有好处。因为能否给张将军以自由，确实是对台湾当局是否执行民主政策的一个检验啊！”
第四卷 冬第三章 公开平反（1）
张捷迁的话掷地有声，打动了李圣炎的心。他紧紧抓住他的手说：“您说得义正词严，真是大有道理。张先生，我支持您尽快把这封公开信发表出来，而且还要将这信的影印件分送给李某人、宋美龄和张学良将军看一看，只要我们所讲的是真理，那么就不怕台湾当局不服输。”
………
“唉，可惜可叹，我在今年5月发表的那封公开信，虽然赢得了国际上的舆论支持，可是在死水一潭的台湾，却没有激起一丝涟漪。”坐在奔驰轿车里的张捷迁教授，在回想着那些为援救张学良夫妇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而不见效果的往事时，在心里发出痛楚的感叹。
“捷迁，你不要灰心才好。”他的夫人张素坤一边驾驶着小轿车，一边劝慰他。她很快就将车由华盛顿大道拐向市区。张素坤十分理解丈夫多年为援救张学良夫妇所作的工作与拼争，每当受到挫折时她都会劝解他，安慰他：“你应该看到目前的台湾已经不是蒋介石时代的台湾了。李某人上台以后多次标榜的自由民主，有利于恢复老校长的自由。特别是有我们这些海外华人的积极声援，老校长的自由是迟早迟晚的事情。特别是昨天我们主办的‘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不是开得很成功吗？”
“是啊，昨天的会……开得很成功。我的心里很振奋，因为有那么多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在为张将军早日获得全面真正的自由而呼吁呀！”张素坤的一席话宛若一股清风，倏然间将张捷迁心中对援救张学良夫妇的前景所产生的悲观忧戚，吹得一干二净。变得心绪朗然起来。昨天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所举行的“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那热烈的动人场面仍然历历在目……
第四卷 冬第三章 公开平反（2）
张捷迁在华盛顿向记者披露内幕
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南韩馆。
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张捷迁走上了众人瞩目的讲演台，他挥手制止住台下那阵阵热烈的掌声，然后宣布研讨会开始。张捷迁说：“我们这些在美华人学者，
几乎每年都要在华盛顿或纽约集会，每年都在纪念西安事变和研讨张将军的业绩。可是，真正研讨全面恢复张将军自由的会议还是第一次。上午，我们将请几位学者用汉语来讨论张将军的爱国业绩，下午的会议则是用英语来讨论如何尽早让张将军恢复人身自由的策略和措施。”
掌声再度响起。
首先走上台来的是一位风度娴静的女学者，她就是柏克莱大学的华裔教授傅虹霖。她说：“一年前为了写成那本《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我专程到台湾去。在此之前，我虽然托尽了关系，请求面见张学良一次，可是没有实现。这一次到台湾后我设法通过友人查询张先生的户址，结果查遍了台北的所有住户也找不见张学良其人。倒在北投查到了一个赵宅，户主的名字叫赵绮霞。既然是普通的民宅，既然台湾当局说张学良已经恢复了自由，我为什么不能直叩其门呢？可是，还没有等我接近那个向往已久的大门，就看见赵宅对面的一间房子里，突然闪出一个挺胸凸肚的家伙来。他说什么也不许我挨近大门一步。诸位可以由此观之，这就是台湾当局所宣传的张将军早获自由的真相啊！”
会场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悲愤的唏嘘之声。傅虹霖的讲话叩动了人们的心弦，她娓娓地论述着张学良战斗的一生，接着又有四位学者依次登台，分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精辟地论证了张学良传奇的一生。这些讲演者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旧部、从大陆专程赴美的前中华人民共国铁道部部长郭维城、张学良的机要秘书田雨时、前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和南伊州大学教授吴天威。
上述五人的汉语讲演不断激起与会者热烈的掌声。担任大会主持的张捷迁教授被这些远在异邦的张学良旧部所作的发言深深感染。他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特别是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这些从美国各地四面八方赶来的学者们，用英语讨论张学良将军自由范围与彻底使他恢复自由的策略时，众人集思广益的发言使许久彷徨无计的张捷迁茅塞顿开。许久的苦闷、茫然都在那些关心张学良自由的人们睿智谈吐中化为乌有。但是，张捷迁的思绪随着讲演者们激动的讲演，又回到了台北复兴岗那所神秘的小院中去。
数十年来，张捷迁连做梦都希望有一天能走进那所被台湾杉、雪杉和红桧树所环绕的恬静小院。去探望心仪多年的东北大学老校长张学良！张捷迁深切地知道，自从1936年双十二事变发生以后，张学良送蒋失去自由，在漫长的幽禁生涯里，能够得以与这位与世隔绝的传奇人物见面的，也不过只有张治中、莫德惠、张严佛、邵力子等少数几个人。
在台湾宣布解除“管束”以后，能够在台北复兴岗小院里与张学良见面的人也是寥寥可数。无非是张群、张大千、王新衡、何世礼等经过蒋介石特许的国民党上层人物。惟一特殊得以走进这所小院面见张学良、并能够与少帅面对面促膝交谈的人，大概就是东北大学的另一位秘书长（西安事变时期的）周鲸文教授与前青岛市长、张作霖的旧部沈鸿烈两个人了。他们均是经过蒋经国同意，才能得以实现与张氏会面的。其余的人便再也无此殊荣与机会了。
张捷迁从傅虹霖女士在台北北投复兴岗张学良寓所门前惨遭冷拒的难堪遭遇中，更加体会到张学良在台湾仍然只有一线有限的“自由”。如若到台北去会见这位东北大学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又谈何容易？！在目前欢迎张学良到美国来出席东北大学的有关活动，那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张捷迁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感叹了一声，说：“夫人，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凡事不作则已，一旦要做的话，那就非有结果不行。虽然现在老校长的身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