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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说：“问题只在于联系费鲁齐和安德烈．菲力普两位律师。你得重新研究案情文件，把真相弄明白。”
最后一次会晤以后，斯蒂加交给我一本护照，冒充一位卢森堡商人。他又问我说：“你服装什么的，都齐备了么？”
“没有。”
“服装可挺要紧。我们有几个情报员，就是在衣服上出了毛病。因为华沙的裁缝，习惯在衣领正中留一条褶纹。”
“我在安特卫普有朋友。到了那儿先停两天，找一家好点的成衣铺，做他一套法国式的便服。”
“很好，现在掌柜的要见见你。”
我被带进一问宽敞的办公室，屋角放一张很长的办公桌。一张世界地图，占了整整一堵墙。柏尔青让了坐，开始谈谈巴黎，然后转入正题。他对我说：“法院的档案卷有一吨重，你得在里头找出真情来。我；给你出什么主意，反正事情并不棘手。只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巴黎旅馆里，肯定会碰见熟人。你知道，来去西班牙的人可不少。”
我以为谈话已经结束，便想站起身来。谁知他打个手势，叫我别动。他说：“如果你有点时间，咱还有话说。”他接着就开门见山说：“那末，照你看起来，还要多久才打仗？”
他对我的信任，叫我吃了一惊。他这么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念念不忘的问题。我便同样直率地回答说：“咱们的命运捏在外交官手里。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还要向希特勒卑躬屈节。”
柏尔青把嘴一堵，意思说，在他看来，外交官的选择不成问题，仗非打不可。
他又问我：“在你看来，仗在哪儿打？”
柏尔青真肯信任我，但也使我觉得古怪，因为当时莫斯科的气氛，却并不利于这样的交谈。我稍一迟疑便说：“请您听我说，柏尔青同志，我认为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西面打，还是东面打。战争将是一场世界大战。就算在西方开始，结果仍然谁也跑不了，因为谁也挡不住德国军队。
希特勒有两个目标，任何阻力也没法叫他后退。我说的是打苏联，并吞乌克兰，以及消灭犹太人……”
“但愿我们的政工人员都象你这样推理。”柏尔青说得很有分量，语调带些遗憾，“我们这儿，大家经常谈论纳粹的威胁，但是总觉得事情还远。这样盲目，可能叫我们吃大苦头。”
我半真半假地说：“不管怎么样，你们总有一个情报系统吧。我不相信你们的情报员得不到德国备战的消息。备战的结果怎样，不用什么先知先觉，也能够料想得到呀！”
“你说我们的情报人员吗？你知道他们怎样搞工作吗？
他们先熟读《真理报》打出的电报，先把可能不讨上级喜欢的东西一概划掉。我们占了很大的下风，因为党组织决定禁止我们派情报员去德国。正好，你路过德国。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尽量考察一番那儿的情况。你完成了任务，再来瞧我，咱们再谈谈……啊，对啦，你观在干什么呀？”
“我在犹太文《真理报》当记者。”
“啊，明白了，没关系，若有必要，可以给你找个替工。”
谈话到此结束。我走出办公室，心里还留着很深的印象：柏尔青那种冷静，清醒的头脑，十分难得。我当时还意识不到，我已经为投身终生事业，走出了第一步。
起程的日子接近了。但是发生了一件完全预料得到的事情，稍微引起了一点耽搁。我们第二个儿子埃德加出世了。
1936年12月26日，我乘火车到芬兰，转道瑞典，到安特卫普，缝了一套新便服，1937年1 月上日，到达巴黎，第二天使去找费鲁齐律师。
他接待我非常热情，为我放了一次红军合唱的唱片。
我告诉他说：“我是来调查魔侠案件的。〃 “你知道，这件案子疑窦很多，不过，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利季埃肯定是无辜的。这是转移目标的传统手法：要开脱叛徒，便诬告良民。〃 “我能看档案么？〃 “可以，不过要等一个月。我只能调挡卷出来看一天。”
我闲下无事，便去瑞士一趟，以游客的身分，徜徉湖山胜地，饱尝可口点心。一个搞革命工作的人毕生难逢这样的良机，哪能不充分享受一番。我精神饱满，回到巴黎，费鲁齐跟菲力普便把档卷交给了我。我埋头审查，偶然发现二十三封信，都是审讯时从未提起的。这是一个卧底特务和美国武官的往来信件。这是一个荷兰人，名叫斯维茨。显然是他向法国警察出首了那个集团。经过强有力者斡旋，居然获释。我看了这些信，无可争辩地证明这案件纯粹是一次挑衅活动。
斯维茨过去所作所为，说明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他先前当过苏联特务，派去美国活动后，很快就被发现，并被收买了过去。在巴拿马，美国的反间谍组织，发现他的护照是假的。非法混进美国在当时没什么了不起，十年徒刑而已。他当然没有什么迟疑的余地，马上答应为美国效劳，同时仍和苏特保持联系。他打个报告给莫斯科，忍笑自称一帆风顺，打进了美国。过了两年，莫斯科对这位卧底特务的工作十分满意，决定派他两口子双双去巴黎当寓公。这样，他便跟比尔发生联系。
魔侠案爆发，斯维茨报告莫斯科，他已经脱身事外，准备销声匿迹一个时期。他退隐得那末彻底，从此踪影全无。
法国警察责在抓住罪犯，当然求之不得，来他一个一箭双雕，既能牵累法共，又能破案。所以利季埃这个人选，再妙不过。妙处就在他是《人道报》工人专栏的编辑。”
1937年春天，我回到莫斯科，柏尔青的部下不太相信我的解释，认为缺乏正式的证据，足以证实利季埃无罪。于是决定再让我去巴黎。我第二次去法国，疏通法院档案保管员，给他报酬，让我把原件拍成照片。这位仁兄十分愿意，因为池再过一两个月，即将退休，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风险可冒。
我既然不可能随身携带文件出入边境，只好交给苏联大使馆，用外交途径递送。约会定在蒙索公园附近一个咖啡馆里，跟大使馆派的人会面。
到了那一天，我走进咖啡馆，只见桌旁坐着一个人，模样跟告诉我的一点不差。四十来岁年纪，鼻戴眼镜，正读着《时代报》。我一面走过去，一面发现那人手指上没有预定的纱布包扎。我结巴了几句话，赶忙逃之天天，心下十分纳闷。过了一个星期，我再去一次补救约会，果然来人手指上有了约定的包扎。我便把夹在报纸里的文件交了给他，接着便交谈起来。他问我在巴黎还呆不呆一个时期。我说还得呆一阵子。他就说，“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如果有需要，我好给你打电话。”
我把号码告诉了他，叮嘱他，不到紧急关头，不要使用。谁知道这位“外交特务”拿起笔来便往小本儿上写，一字不改，连最起码的警惕也没有。
这件事使我瞧清楚苏联情报组织的功效如何。简直不能想象，大使馆派出来的人竟能幼稚到这步田地。我当时还想不到：战争爆发以后，这样的作风引起了些什么后果。
1937年6 月，我回到莫斯科。柏尔青已经去西班牙，担任共和政府的军事顾问。我由斯蒂加接见，汇报了出差的经过。他肯定说，魔侠案已经完全解决。我后来屡次会见他。
在这些接触的过程中，我原则上同意了从事情报工作。我当“特工〃 并不是出于爱好或天赋，我也不是军人，唯一的雄心只是跟法西斯势不两立。所以，能说服我的道理是：苏联军队不需要机器人，也不需要“官油子”，而需要是确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党员积极分子。
骰子已经抛了出去。我已经定了终生。
第十二章 传说的来源
大家传说：“特雷伯是苏联特务”。这个传说到底从哪几来的呢？有必要加以说明。
从1930年起，甚至还要早一些，说我坏话的人就说我给苏联搞情报。
正如随便什么传说，事实根据总有一些，不过是经过歪曲和夸大，以便引为证据。法国保安局和盖世太保的档案里，都确有“证据”，证明我参加过魔侠集团。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在1942年遭盖世太保逮捕的时候，德国人只知道我的绰号叫做让·吉尔伯。后来在比国搜出了我的真护照，姓名列着利奥波德·特雷伯。可是，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使用“董伯”这个别名。认识我的人都只知道我叫董伯，特别是警察机关。而盖世太保却不知道董伯。我呢，也就尽我所能，不让董伯和特雷伯对上口。因为，好几十位党员积极分子，都在1930年被列入档案，作为董伯的联系人。
如果一对上号，这些人马上就会受连累。
幸而在1932年，法国保安局工作出了纰漏，档案里也没有把董伯跟特雷伯对上号。一方面，保安局监视着“共党捣乱分子”董伯专门在犹太人中间活动。另一方面，保安局又搞到了斯特罗姆老等着的两封信，都是寄给特雷伯的。
盖世太保利用法国警方的档案，只知道“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叫做特雷伯，曾经被捕，而在1932年，便在苏联情报案子里受到牵连。不仅如此，从搜查到的护照里，还发现了特雷伯于1924到1929年在巴勒斯坦呆过。德国人需要在柏林上司的心目中夸大成绩，所以给我制造了一份了不起的履历：我从青年时期便当上了苏联的特务，先在巴勒斯坦，后来又在法国。在审讯我的时候，我很愿意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因为，越是盖世太保把我当做一尊人物，我便越发有活动余地。比方说，盖世太保认定我在莫斯科受过特工训练，我便故弄玄虚，说在波德罗夫斯基大学上过学。
直到今天，还有人写书，说我上过波德罗夫斯基军事学院，学的是特工。其实根本没有这么一个波德罗夫斯基大学。
我为了斗盖世太保，故意听凭别人传说，我从小便当苏联特务。这话至今还在传说……
第一章 乐队的诞生
柏尔青将军从西班牙回来，我去见他。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在西班牙听说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僚佐统统被处决。
他明知道那些累积起来的“证据”都是伪造的，所以心情十分沉重。柏尔青头脑十分清醒，对自己的下场不存幻想。卷走同志们的浪潮已经汹涌而来。可是，不顾安危，他毕竟还是回来了，并且主动向斯大林揭发保卫局在西班牙残杀共产党人，柏尔青将军心里明白，这样一来，等于判了自己的死刑。
可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自觉地担当责任，他不能坐视自己选拔培养的最优秀干部无辜死于非命。
时间是对他不利的，只要他一息尚存，便该尽量利用这点时间。
他接见了我，给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印象。怎么能不这样呢？这一天决定了我做人，做共产党人的前途。
他对我说：“我劝你来跟我们一道工作，因为我们需要你。并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机关里。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不是的。该让你到西欧去，建立我们行动的基地。〃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柏尔青，我便老想摘情报工作，在他身边战斗。日子越来越近，我确信，希特勒匪帮就将席卷欧洲。
在这场即将来临的血战中，苏联必然举足轻重。我眼见革命变质，真是五内撕裂。我为了革命，和千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