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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这也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密约实在是必要的。我在那时候并没有对她粉沛真相。我早就告诉她，那家蜜饯铺子一定已经暴露，但是她还得呆下去。另一方面，她又得与一切抗敌战友切断联系。包利奥尔接到了我的通知，仍将随时注意她的情况。
我在会见卡茨的时候，当着伯格的面，叫他去找朱丽叶，他假装答应了。去过回来，他说朱丽叶态度不错，不过她和法共已经失掉联系，只好另行设法联系，要过一个星期才有答复。卡茨赴了第二次约会回来，说是事情成了。法共联络员答应是答应了，不过仍然顾虑重重，非要我亲自出马不可。所有这些把戏无非要逼杰林允许我去会朱丽叶这样，我就能打报告给情报中心。
可是，于吗又得搞那么多次的来来往往呢？要杰林放心，要柏林的头子们放心嘛。
杰林有点犹豫，不太想叫卡茨参与这件事。他向我解释说：“卡茨在落入我们手掌以前，确是一个理想的联络员。
现在我可十分怕他给我背后来一刀。他吃了我们那么些苦头，怎么能想象他不打算报复呢？ ”
说实话，他的想法完全合乎逻辑，我只好想尽办法让他放心。我说：“你知道，卡茨并不觉得他在卖国，他现在已经热烈拥护单独议和的计划。他的行动即将以此为准绳。”
杰林到底不肯松嘴。他写了一张保单叫卡茨签字：如果他乘机逃走，或者把真情告诉朱丽叶，那末他的老婆孩子和我一律枪毙。
卡茨心安理得地签了字。
卡茨到蜜饯店去以前几天，别动队简直好象开了锅。雷塞大显身手。整个市区围困得水泄不通。附近街道上，一辆辆乌油油的雪铁龙小轿车埋伏伺机。车内躲着一批一批的盖世太保。
事情发展得十分顺利。卡茨由伯格陪着走进蜜饯店，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包甜食，或者说是敌占期间算作甜食的东西，他向杰林说了我事前教好他说的话：下一次约会定在星期六。杰林听了表示满意，并且决定下一次由卡茨发一份安定人心的报告给情报中心。报告说的无非是万事大吉，组织安然无恙，工作可以照前进行。
我又让杰林听信我的话，请情报中心准许我们完全切断联系一个月。理由是，假定我没有被捕，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这样拖一拖有好处。朱丽叶更有可能远走高飞。我准备见到她的时候就指示她这么办。我觉得这个约会已经十拿九稳，因为卡茨在第二次约会后，曾明白提出，先决条件是电文必须由我亲自交付。
可是，电文要先写好才行哪！平时只消几个小时就行啦。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我得跟看守捉迷藏。而这种把戏既不能随兴而写，也不能出任何纰漏。白天绝对不能写，倒不全是怕看守，因为看守老瞧见我学写德文，不太在意，而是怕伯格忽然跑来翻这翻那。剩下的只有夜间。我因为失眠，请求通宵亮着灯，让我看书。最好是两三点钟，看守伏在桌上睡得正香。照规定，他们本来应该起来看我干些什么，不过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理会我了。尽管我急起来可以把写的东西塞在被子底下，但是我仍然不敢大意。我把报纸撕成小块，用极小的小字，写上意第绪语，希伯莱语和波兰语的混合物。万一事败，看懂这个怪语种也得费些工夫。这可以给我一点喘息的时间。
为了说服情报中心，我不能不从1941年12月13日开始，把事情从头说起。我把各人被捕的时日、地点，情况详细开了一份清单，然后叙述他们被捕后的表现。当然只能就我所知。至于破获的电台、电报，密码，我也一一列入清单。
接着再把“大赌博”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采取的手段尽量解释清楚。最后，我又列举了所有可能被捕的人的名单。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我提出两种可以实行反击的方案。
方案一：如果情报中心认为有必要主动继续搞“大赌博”，那就由局长于1943年2 月23日来电为红军节和我的生日道贺。
方案二：如果情报中心认为不必再继续搞“大赌博”，那也得照旧在一两个月内不断来电，免得让敌人看出我的报告引起了突变。
另外我再亲自给雅克．杜克洛去一封信，向他说明处境的严重，请他把我的报告设法交到季米特洛夫本人手中，由他转交苏共中央。我又开一张二十个人的名单，要求立即让这二十个人转往安全地点。为首两人便是包利奥尔和朱丽叶。
就在这时候，别动队又在安排卡茨与朱丽叶进行第二次会晤。杰林还不知道和情报中心通报到底该用什么文字，该用哪一本密码。肯特曾经告诉过他，凡是托法共转发的电报，都用一份专用密码。我坚决不承认有那么一回事。结果，杰林便决定用肯特手里的密码，文字则用俄文。
这又给情报中心提供了新的线索。因为我从前发报都用德文，字是用化学墨水写的，密码则用法共的密码。
第二次会晤的场面，一按惯例，没有改变，照旧由德国特务四面埋伏，层层监视。杰林深信朱丽叶一定会接受卡茨的信件。结果呢，完全出于杰林意料之外，卡茨不仅把信件带了回来，而且外加带回一包糖果。卡茨笑容满面，能使和尚见了他也会觉得自己已经还了俗。他对杰林说，同志们对我的情况十分挂念，外面已经传说我被捕，朱丽叶也接到了命令，叫她不要再收信件，一定要我亲自送去的才能收。不管怎样，卡茨已经定了约会，由我亲自去找朱丽叶。
杰林听了十分恼火，问我该怎么办。
我便平心静气地对他说：“我被捕已经有两个月。在这期间，谁也没见过我。我在哪儿都没有露过面，跟法共的联系完全中断。我早就告诉你，目前的情况在所难免。你去为法共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又怎能不怀疑呢？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得怪你。你不要我一道搞‘大赌博’，现在都给你弄糟了。”
他听了便对我说出一些真心话。他说他从一开头就要我参加“大赌博”的，可是柏林方面不答应。他连打几个报告，证明我有诚意，可是都归徒劳。柏林方面害怕法共会用非常手段救我脱险。
我对他说：“不管怎样，反正一星期内，我再见不到朱丽叶，那就不用再提什么‘大赌博’了。而我呢，我要求重新把我送回弗雷纳监狱。”
谈完了这一次话，杰林便乘飞机回柏林。过了几天回来；他的计划已经得到了上司的同意。
在杰林去柏林的几天里，伯格每天都来和我长谈，气氛十分友好。原来他是由杰林派来摸我底的。在谈话中间，我、得知希姆莱本人也对“大赌博”十分感兴趣。对我来说，这越发证明这一场把戏不是好玩的。
约晤朱丽叶的事非搞成不可，否则， “红色乐队”的全部被捕人员都得丢脑袋。
—我一辈子做事，都以保全人命为重，可是这一次的彩头实在太大，我连一秒钟都没有怀疑过我把那么多人性命来冒险有什么不对。有时候，全部责任部落在我一个人的肩头上。
我没法跟任何人商量，只好由我一个人作出抉择。事情过了三十年，我仍然为我做出了这一抉择而感到自豪。
星期四晚上，在会见朱丽叶的前两天，我和杰林长谈一次。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尝试。他承认在柏林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得到上级批准，由我去见朱丽叶。他为此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说：“我非常希望这一次会见能够成功。因为，我们若能取得法共的信任，再跟情报中心打交道就方便多啦。”
接着，他便设想一些情况来安排我的行动。他说：“我完全排除你出卖我的可能性。但是，你如果不完全相信单独议和会成功，那末我就该担心你会利用朱丽叶的约会，用这种或那种方法通知朱丽叶。我得预先告诉你，如果你想乘机逃走，或者乘机通知朱丽叶，那我就把法国和比国‘红色乐队”的监犯一律枪毙。”
我一听火冒十丈，便对他说：“你自称要我合作，促成单独议和，可是你却这样对我进行威胁。这使我不能不这样想，早知如此，还不如马上处决。这是我一落网就作好的准备。你把我押到刑场去枪决好了！ ”
从此以后，杰林再也不威胁我了。他终于看清楚他已经在’他上级面前大大地卖弄了他和我一道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
他已经骑虎准下，不得不再冒一次风险，让我会见朱丽叶。
但是，他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会晤的前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子老盘算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想杰林不会搜我的身，因为他一搜，我就不肯再去赴约。怕的是杰林的同党来一次挑衅活动。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子波梅尔堡，还有巴黎别动队的头子雷塞都在窥伺着杰林，等他出纰漏。他们的任务是保证会晤的安全。他们只要布置一场假的逃走，就可以毫不费事地逮捕朱丽叶。
伯格曾经告诉我，别动队里有几个人认为只要把朱丽叶抓起来就能把情况搞清楚。
结果，我决定空身赴约；什么也不带。如果一切顺利，不妨再和朱丽叶定一个约会，把杰林的电稿和我的电稿一齐交给她。
星期六下午，索赛街大楼院子里真是剑拔弩张。盖世太保的特务们大批去到沙德莱广场，在周围设下埋伏。只有我和伯格两个人一道到蜜饯铺子里去，但是，我很怀疑，铺子里也许另外安排得有盖世太保的人。
朱丽叶见了我很高兴。我们彼此拥抱。我便乘机在她耳边小声说，我过一个星期再来递给她一份材料。等我一走，她就得把这份材料转给另外一个人。随后，她跟另外的那一位都得远走高飞，仗没打完永不露面。朱丽叶把话都听清楚，而脸上却丝毫不露声色，只拿了一包朱古力给我。
回索赛街途中，杰林的心情显得很舒坦。他只表示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把电稿交给朱丽叶。
我说； “朱丽叶告诉我，她已经不搞联络工作了。铺子里另外有一个人观察事情的经过。这个人，她并不认识。所以只好等下一次，她才能把信件收下。”
杰林觉得我的说法合乎逻辑，他也就放心了，并且对于三次约会朱丽叶的情况感到满意。
最后一次决定性的会晤定在1943年土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时间则在下午快要关店门的时候。我选择这个时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我知道这家铺子星期天和星期一都不开门营业，可以利用这两天让朱丽叶远走高飞。
约会的前夜，我从“保险柜”里取出写好的信件，然后简简单单地放进口袋，上面再放一块手绢。杰林来找我，先闲聊一阵，而就在他眼皮子底下，炸弹马上要送出去了。
这一次行动比较平稳。监视放松了一些，做得也不那么显眼。我把两份报告塞进朱丽叶手里，并且告诉她说，德国人的报告是密码，另一篇长的则出自我的手，两份东西都得送到情报中心。我和她拥抱一下，再一次叮嘱她赶快逃走。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因为战争结束以后，我的日子一直不好过，来不及访亲问故。
会晤完毕，我心情舒畅地重回看守所，心里知道报告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一定会让情报中心彻底改变态度。不管情报中心领导对于“大赌博”将会采取怎样的决定，反正有一件事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