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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要不是差个听诊器，我还以为是在大夫的诊所哩。他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叫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他让我举起双手，摸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举起来，高一点！”
“转过身来！ ” （ 我照办了） “用手抓住屁股，扳开来，扳开一点，更开一点。”
他弯下身子，凑到我屁股后面。我忍无可忍，向他叫道：“你在那里面丢了什么东西吗？ ”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没有炒过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兰中途停留时买的……
“这是什么？ ”
“大麦……”
我很高兴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让我们带进监狱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来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领带，鞋带、挂带等等。我在一大堆废纸上签了字。然后，一个中尉又来签了一张收据，证明有些什么东西“交”了给他，接着便叫我跟他走。我们沿着长长的，一个人也没有的长廊走去。他打开了一道门。我走进了一间牢房，里面放着两张床，在其中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人，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被子上……
“这是你的床，脱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从了，但是睡意不来，一夜我都睁着眼睛。每三分钟，门上的小窗眼就要打开，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由于我张开着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宁，他一动不动地观察我。这一夜我上了第一课：如果你不睡，你还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安静一点。
清晨，从小窗口伸进一只手，把“早餐”送进来：一碗发黑的水，要是你不去尝尝的话，倒有点象咖啡，一点点糖和一片面包。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面包是吃一天的。”
我咽了一口咖啡，但那东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面包，粘得象发面似的。对于所有这一切，我都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好象同我无关。我的同伴醒来了，打个招呼，便不说话了。他是个军官。
四天过去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
第五天早上，换班的时候，那个下级军官问道：“你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
“有，”我尽量用强硬的语气回答说，“我想见监狱的领导！ ”
一个小时后，一个上尉走进牢房来：“什么事？ ”
“我想马上见部的领导，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两天过去了。一个军官来到我那里，叫我跟他走。我们经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一个小房间。一个女人把一张收条交给那个军官。又来了一个当官的，在一张证件上签了名——唉，这种官僚主义——他带我通过另一条没完没了的，但是铺着地毯的走廊。我们走进电梯。他打开一道门，把我引进一个大厅里。地上是一块大得无比的红地毯，墙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严肃，胡子沉甸甸。 “他”注视着一切。在一张很长的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年纪还轻，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立即引起人家注意。
他站起来，走近我，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对我说：“啊，原来是你！是你参加了反革命分子柏尔青和他的同党那个大情报网？ ”
他说到后几个字，嘴巴由于憎恨而歪扭起来。我没有答话。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
“要不是那么奢华，我还以为是在一个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让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门窗，用手指着外面的监狱问我；“你知道你住在那里的又是什么地方？ ”
“我想象得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叛国集团把你拉进去为外国工作呢？ ”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
“将军……”
“将军同志，”我接着说，“我并不是为一个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红军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变话题，问道：“为什么你要求会见部里的什么人呢？ ”
“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我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挽救情报网战士的生命问题。我要求你去见情报中心的领导人，商量如何安排这个行动。”
“以后要办的。目前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的是回头路，一直到那个分界线上的房间，从那里起，一边是部办公室，一边是监狱……收条又要一张一张地签署，就这样，我回到了牢房。
两天之后，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在等候。他们是属于情报部门的呢，还是属于“斯梅尔希”的呢？ 总之，他们很熟悉我的问题。
“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吧。营救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办不到的。他们大部分都不是情报部的军事干部。”我捏紧了拳头，免得吼叫起来……
“但是，‘红色乐队’的战士，难道他们就不是军事干部吗？ 难道对你们来说，他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他们为胜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件事：把潘维茨和苏科洛夫（ 肯特） 弄到莫斯科来。如果你有些什么具体建议要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照办。”
“好吧，我说，两三天内，我就搞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我问道：“你们同潘维茨有无线电联系吗？ 如果没有，能否迅速建立联系呢？ ”
“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可以同他通讯……”
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竞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直到1943年9 月我逃跑时，潘维茨和他的上司确信情报中心并没有识破‘大赌博’。他们害怕我逃跑后，就把事实真相告诉莫斯科，因此，潘维茨便让人到处张贴追缉间谍让·吉尔伯的告示。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在情报中心那里便‘完蛋’了。”
“是的，”其中一个军官补充说，“当时，肯特发了一份电报给情报中心，同时证明你被捕和逃跑的事实。但是在情报中心这里，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我们答复肯特说：奥托大概已经投敌……”
“正是这样，”我接着说，“必须让他们相信这种说法，你们应定期地给潘维茨发电报，不断提出这一个问题：奥托在哪里？ 再过几个星期，你们通知他说，你们得悉奥托已经逃到了拉丁美洲。潘维茨和肯特知道了这消息，就会开始认真考虑来莫斯科，但是，你们实行这个计划，就等于对‘红色乐队’仍在德国人手里的所有战士宣判死刑。潘维茨临走前，必定要消灭一切证人，好隐瞒自己的罪行……”
我又强调说：“与此同时，你们必须想法挽救那些还活着的人……”
他们不回答，站起来使出去了。
我被迁到一个小牢房里去，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几个星期。
单独一个人……待遇要严酷得多。我逐渐地习惯了千篇一律的每天生活：早上六时，看守的脑袋出现在小窗眼处，一声嚎叫，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起来！ ”
大家便起来，拿起水桶，方向：厕所，呆上至多三分钟，然后到水房，两分钟洗脸，然后回到牢房里。七点钟：早餐。一碗咖啡，经常只有一碗白开水，一块糖，面包口粮。
在牢房里什么都禁止。严禁躺在床上，严禁背向着门坐着，只能来回踱步，从这一堵墙走到那一堵墙，然后，在小板凳上休息片刻。永远是走来，走去。
这样走法，每天都可以走几公里路……午饭只有一饭盒的汤，也就是一点油腻的水，上面漂着几个大麦面团。晚饭也是同样的菜谱。战后的年代，全国都苦于供应紧张，监狱里的口粮就愈来愈少了。往往，吃的汤是用咸鱼头做的。只有饿急了才咽得下这种发恶臭的东西，但是，习惯成自然，大家还是吃下去了……为的是不致于饿死。
晚上十点钟，小窗口又打开了。还是那个阴森森的声音嚎叫道：“睡下！”
噩梦开始了。即使在床上，也不能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必须仰卧着，双手放在被面上，脸朝着小窗口……灯火通夜长明。无法翻身，无法躲开那刺眼的照射，眼皮都叫它穿透了。以后我学会了囚犯睡觉的一些窍门：例如把一只袜子放在眼睛上。
老—套又来了……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侦讯军官那里。
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和——只小板凳，是给囚犯坐的。对面是一张办公桌，一个上尉坐在那里。我坐了下来，“把手放在桌子上！”
那军官拿过来一张卡片，审问开始了：“姓什么，名什么？ ”
“特雷伯·利奥波德。”
“民族？ ”
“犹太。”
“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名叫利奥波德，这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
“可惜你没法问问我父亲，他死了。”
他不动声色，继续说：“哪里人？ ”
“波兰人。”
“社会出身？ ”
“什么？ ”
“你父亲是工人吗？ ”
“不是……”
他—边记录，一边念道：“出身：小资产阶级……职业？ ”
“记者。”
“党派？ ”
“从1925年起加入共产党。”
他写着，嘴里还是高声念道：“……他自己说从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
审讯完毕了。我走出来，嘴里有一股子灰味：波兰犹太人，“出身”小资产阶级。这就是我这个二十年党龄的党员的履历。我想哭一场，但是我忍住了泪，不能让他们痛快。
每天晚上十点钟，便有人来找我去受审，一直审到清晨五点半，我有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我问自己还能支持得多久。我记起了在巴勒斯坦的绝食斗争。我发现“绝睡”要更为痛苦。而这一次，我是个非自愿的“绝睡者”。我一直抗拒审判。什么审判，不如说是想用疲劳战术把我搞垮而已……
每夜，同样的把戏又再重演。
“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那侦审军官说，而我则象个机器人一样回答：“我没有犯罪，没有反对苏联！ ”
接着的一个阶段，那上尉装出对我不感兴趣的样子，他在看报，时不时地重复他的问题，眼睛都不抬一下。我机械地一再说， “我没有犯……”
审讯放松了。时间在过去。我不做声，已经习惯坐在我的小板凳上，一连七个钟头，一动也不动。
清晨，人家又把我带回牢房里。过了片刻，看守又一个牢房一个牢房走过去嚎叫道；“起来！”我还没有睡下，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们想把我压垮。走来走去，坚持，坚持，坚持下去。
侦讯开始后的第二和第三卜星期，每七天里，只有一夜让我睡觉。我变得昏昏沉沉，第二天，戏又开场了……
第四个星期的头一天晚上，一个小个子，脸色蜡黄，面带病容，走进了审讯室。他神经处于十分兴奋状态。这就是侦讯组的上校组长，整个卢比昂卡都知道他以残暴，狂虐出名。他亲自动手打人，从中取乐。他二话不说便问那上尉： “你得到什么结果没有？ ”
“没有。他顽固地否认他的罪行，还没有松口招供……”
那上校转身向我，并不住嘴地破口大骂，足足有半小时。
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