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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中央一套、二套和地方台的调幅广播信号。少数人用的“春雷牌”，不仅可以收听上述节目，还能搜索到兄弟省市的广播电台节目，而且具有短波1、2频段，拔出不锈钢天线，还能收听到许多听不懂的语言，夜深人静时，连“美国之音”和台湾的广播也能收听到。只不过听不上一两句，“吱吱”啸叫的干扰电流声就把这些反动宣传淹没了，稍微移动一下位置，还能够听到断断续续的广播。这种收音机，另外配有收听立体声调频广播的功能，在省级以上的大城市里可以拨动一个转换开关，收听纯正清晰的节目，可惜我们那里，县城里还没有发射调频信号，有这个功能也用不上。
这就够了。孙转的儿子，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寻亲类节目以后，欣喜若狂，根据孙转的嘱咐，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寻亲信：
哥哥，你在哪里？
你的母亲赵大妮、小妹妹孙转、大妹妹孙秀、二妹妹孙巧，日子过得很好，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你的名字叫孙丙豪，家住在××省××县高楼乡马寨村，盼望你听到广播后，及时给高楼街三组孙转联系。
信中没有说孙丙豪的母亲已经去世，怕的是哥哥伤心或者断了牵挂，不同他们联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快复信，通知他们，这封信将于某月某日某时播出，播多少次。一家人满怀希望和期待，每天焦急地盼望着孙丙豪的音信。
再说那边的孙丙豪，和很多国民党老兵一样，患有严重的思乡病。他是个高中肄业生，在当时的台湾老兵中，属于知识分子。到了台湾，人才济济，找工作是很困难的事情，他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在部队里混，靠饷银过日子，时刻做着“反攻大陆”的准备。那时候，国民党部队兵少将多，升职极其缓慢，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一步一步地熬到了少校军衔。
在刚进入台湾的前几年，小岛上一下子挤了那么多人，还要天天备战，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男性居多，很不容易找到配偶。孙丙豪到了四十岁时，才娶到了一个山东临沂籍的军官女儿做老婆。这女人出生在台湾，小他二十一岁。退役后，经济情况已经大幅度好转，孙丙豪给一家中型家具厂做管理人员，连同退休金和佣金收入，养活家庭没有问题。
1978年5月，蒋经国接任第六任总统后，采取了开明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党禁，舆论宽松了许多。同时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发展经济，台湾的经济很快起飞了。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台湾老兵，并没有得到实惠，依然贫困潦倒。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掀起了一股请愿浪潮，集中到总统府大闹一场。这些人说：“老子为你们蒋家卖命了一辈子，落下了一身残疾，到现在有家不能回，如果不给补贴，老子就把命交给你们了！”政府为了平息事态，给老兵们发了一大笔补贴。有了这笔钱，这批患有严重思乡病的老兵，试图运用各种途径，跟远在大陆的亲人开始展开顽强曲折的联系。
此时的孙丙豪，已经富了起来，自己开办了一个家具厂，再加上这笔补贴金，更加强化了思乡的信念。娇小依人的夫人，从她的父亲身上，知道思乡病是一种不可救药的顽固疾病，依着丈夫，每天晚上定时收听来自大陆的广播，终于盼来了小妹妹的消息。两岸没有通邮，为了及时联系，孙丙豪想尽了一切办法。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孙转寻亲信以后的第三个月头上，孙转终于从邮递员小蔡手里，收到了来自加拿大秦广远先生转交的一封航空邮件。秦广远先生是孙丙豪的朋友，也是许多台湾老兵的朋友，他是人们永远记在心中的使者，乐意为许多两岸亲人牵线搭桥，为他们办理两岸之间的相互通信联系。
连通国外的航空信封写法，跟国内的习惯很不同，上边的一栏写的是寄信人地址、姓名，中间才是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地址也是英文。孙转收到的信件，寄信人当然是秦广远，拆开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孙丙豪。信中的内容很简单，信笺是宽大的红格子，竖行繁体字：
吾妹孙转台鉴：
那次吻别，一晃四十三年了。哥时刻思念你们。问父母大人好，两个妹妹和家人好，望你通过信封上的地址，把家里的详细情况给我写清楚。哥哥甚念甚念。
兄孙丙豪手
民国××年×月×日
从此双方算联系上了，而且越来越频繁，一直到了孙丙豪回归故乡的那一天。
第43节 单干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高楼乡，马寨是起步最晚的一个村。要不是上级强压硬逼，分田到户在马寨是行不通的。当其他行政村的单干风刮起来以后，村支部书记刘庆典带头进行了抵制。支书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他们斗争，坚决不能拉历史的倒车。”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其他村的做法，上级竟然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刘庆典非常气愤高楼乡领导的做法，亲自到乡政府质问领导，其他村这么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们笑着安慰他说：“老刘，不要生气，改革开放了，就是要允许人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嘛！”刘庆典说：“试个！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马寨坚决不能搞。”领导上也没有勉强他。
后来，省、市、县逐级下达了要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件，刘庆典把这些文件压下来，不向群众传达。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说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就是单干嘛。他巴不得上级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遭到革命的大批判，一批批重新上台的老干部再一次下台。这一切，与他当初把刘继先拉下台，欢呼过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拥护改革开放很矛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乡里领导批评他落实上级精神不力，他也不在乎，照样我行我素，坚持不把土地分给群众。
就这样，刘庆典带领我们马寨村，软磨硬抗了一个麦季。其他行政村的群众大囤满、小囤流的，放开肚子吃上了白面馍，我们寨子仅仅勉强完成了公粮任务，群众分到手的粮食比往年还少。出了门的闺女们回娘家，不再提白面馍篮子了，而是送来了一袋袋麦子。比比外村，看看自己，群众们开始不听话起来。况且刘庆典压着的上级文件，报纸上全部登了出来，瞒不过众人眼，三组、七组就不听刘庆典那一套，率先把地分了。其他组也蠢蠢欲动，准备分地。刘庆典终于撑不住劲了，召开了村组干部会议，草草地安排了一下，各村民组呼呼啦啦地就把土地分了个精光。
分地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秋收以后，种麦以前，那时候，场光地净，容易操作。可我们马寨分地是在三夏大忙时办的，就有些乱套。各村民组每天都有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他们把“捞石”砸烂、井绳剁成段儿，全部分了。四组有两户群众，为了一副牛套，大打出手，相互打伤，两家人把伤号送到医院，头上、身上缝了许多针。
分地以后，群众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根本用不了生产队长们再操心，一个比一个晚睡早起。连六十多岁的老学究孙乃社，都克服了一生好逸恶劳的习惯，天天下地干活儿，喜得他儿媳妇说： “俺老公公像换了一个人。”只有栾二哥和刘继先，还改不了习惯，懒得种地，他们分的地撂荒了，毛毛穗草盖过了庄稼，也没有人理他们。尤其是刘继先，老婆和他离了婚，孩子也带走了，精神和骨头都散了架，赌友们忙着干活儿，没人陪他赌博。自己百无聊赖，出门怕晒，下雨怕淋，整天躲在屋子里睡大头觉。大弟刘臭蛋和二弟刘继宗，曾经日亲道娘地骂过他，他火了，说：“真是扯 蛋，你们干啥管老子？我就是饿死，也不到你们门口讨饭吃！”
元叔的母亲已经去世，他和那个四川婆娘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大的是女儿，最小的是个男孩。在分地那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元叔夜观天象，看到天狼星比以往出现得早，比较明亮，就判断今年成豆子。分地后，别人家仍然大量种植红薯，他却把几亩地全部种上了黄豆，套了玉米。那个四川婆娘最听元叔的话，元叔安排什么，她都说： “要得，要得。”个子虽然不高，干活却最肯卖力气，背上背着小儿子，一天到晚不闲着，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家五口整天泡在地里，伺候庄稼胜过了伺候孩子。大女儿孙松玉也非常勤快，往玉米棵上抓化肥，抓上一把，就把玉米根旁的野草拔下来，地里找不到一根杂草。
孙二孬也学元叔，把自己的地种的模式同元叔一样。妹妹孙丫丫放暑假，要到地里帮助哥嫂干活，他们两口子说啥不让，要她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马玉花说：“妹妹，多你一个少你一个，也累不着我们。我没有能够上学，后悔一辈子，再不能让你也走长大就嫁人这条路了。”孙二孬对马玉花的这种表现，打心眼里满意，嘴里却说：“咋，嫁给咱后悔了？”马玉花笑着说：“后悔后悔，就是后悔，你和刘臭蛋都是响赖东西！”说完，可能忽然想起了刘臭蛋让她猜谜的往事，顺手拍了孙二孬一巴掌。
这一年，老天爷和党的政策、民心很合拍，不管是元叔家，还是其他农户，全都获得了大丰收。元叔和孙二孬家的黄豆多，他俩合伙把那个“水打磨”修好，开起了豆腐坊。一入冬，四川女人和马玉花在家里磨豆腐，元叔和孙二孬腰里束着草绳，分别到四外村去卖豆腐。给钱可以，拿豆子、小麦换也可以，不仅有了细粮吃，手头也开始活泛起来。发旺哥就曾经赞赏地说：“有脑筋的能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不论啥事儿都是光屁股骑扁担——有板有眼儿，比我们弄得强多了。”
到了这年头，没有人织布、染布了，刘庆典的小金库，我们寨子里很有名的染坊倒闭了。有一些家庭向元叔学习，合伙开起了粉坊，做粉条、粉皮的买卖，也有很多收益。
栾二哥还想把村里的小剧团组织起来，动员了许多人，没有人肯参加。有的人说话很刻薄，戏弄栾二哥说，二哥，唱的戏，到外边唱戏弄钱花，跟要饭吃差不了多少，是下九流的事儿，咱丢不起那份人。栾二哥很无奈，眼看六十多岁了，一生一事无成。想想自己干不动庄稼活儿，还是干老本行，唱起了大调曲子，趁着年下，到各村去做说书艺人。他重新捡起了过去的唱本子，唱了一出《李豁子离婚》，唱词朴实，唱腔优美，很受欢迎。后来，市里、县里的文化部门，专门为他这个大调曲子录了磁带，在我们那里流传很广。有一句唱词是：“长得好了吃好哩，长得不好就吃那黑窝窝。”竟然一语中的，说出了现在搞美女经济最基本的理论根据。栾二哥虽然做农活不行，到底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
快到春节的时候，老学究孙乃社饮了几杯小酒，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也不知是自己杜撰的，还是抄袭别人的，写了一首诗，贴在屋子里：
日出东海落西山，
乐也一天，喜也一天。
种了几亩责任田，
东屋一圈，西屋一圈。（圈即囤，我们那里用茓子盛粮食，群众说是“圈”）
交足公粮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