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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扎实实,实际作用却微乎其微。因为大家都在埋头干自己的营生,对政治似乎不太关心,除非带着钱物下来,老百姓们并不欢迎他们。明智的工作队,“老公鸡屙屎——头橛子硬”,在开始务虚的一段,还能够住在村里大呼隆一阵子,应付上边检查,后来就蜻蜓点水,每次下来,到村干部家里吃一顿饭,喝一场酒,拔腿就走了。
可这次派到我们马寨的工作队就不是这样,工作非常认真。带队的是县农牧局一个退二线的老副局长,姓周,是一个党性原则非常强的老同志。本来,这老头对自己退了下来,不能发挥余热,经常牢骚满腹。这一次,局里抽调人员时,人手不足,就请他出山。老周得到重用后,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到了村里,无论刘庆典怎么请,也不到支书家里吃饭,坚持自己做饭吃,在其他队员肚子里骂他“大傻帽儿”,不识时务时,老周不为所动,严格地按照上级规划的步骤开展工作。没有几天就把刘庆典惹火了,和他吵了一架,说他:“老母狗坐花轿——不识抬举!”然后到乡里找领导大闹一场,扬言要驱逐这个“鸡巴工作队”。
刘庆典在支书的位置上,干了将近三十年了,属于资深的那一茬老支部书记,历届领导都很尊重他。偏偏遇上这一位新来的书记,年轻有为,想干一番大事业。而且没有同苏凤仙好上,没有牵挂。他和老周一样,成为刘庆典的克星。这位书记上任以来,部署的工作任务,只要不合刘庆典的心意,他就带头硬顶,书记打心眼里讨厌他倚老卖老,本来就想抓把柄把他捋下来。这一次,借助这股东风,从清财入手,挖出了不少问题。老周把问题集中上来以后,乡党委经过研究,撤销了刘庆典的职务,并且通过对全寨子十几个党员认真考察一遍,发现了人才,把那个会念“幺拐洞”的退伍军人刘庆河扶到了支部书记的位置上。
这一切内幕,刘继先并不知道。自从工作队进村的那一天起,他就以为是他那七张稿纸起了作用。把刘庆典扳倒后,刘继先在自己门前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庆贺自己上访告状的胜利。
刘庆河一上台,刘庆典就想串通一部分人,找新任支部书记的碴子,但没有几个人肯听他的。群众对刘庆河十分拥护,安排工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再加上刘庆河很会办事儿,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历数了刘庆典执政期间的一些群众公认的政绩,让刘庆典有了面子,从此对刘庆河不再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我们马寨又由大乱走上大治,一度成了高楼乡的先进村。
有一天,刘继先到新任支部书记刘庆河家,对刘庆河说:“六叔,我终于扳倒了刘庆典!”话里边很有点表功的意味儿。刘庆河却不吃这一套,虎着脸说:“继先,以后再不能当二流子赖汉了,你要是再聚众赌博,看我不收拾你!”刘继先一听这话,脑门子蹿火,再一次走上了上访的道路。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一个人无论干什么事情,只要潜心钻研,就能够钻出名堂来。刘继先自从迷上上访以后,再也没有工夫参与赌博,只是偶尔手中没有了吃饭钱,就到车站附近翻“黑环儿”,糊弄几个钱花花。他把主要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告状上面,访了几年以后,颇有收获,颇有心得。
一开始,他从翻案的角度出发,为自己鸣冤叫屈。他对信访部门和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的领导反映,自己“不仅不在帮派体系,而且同老支部书记一道,坚决地同极左路线进行了斗争”,要求上级为他平反,恢复他的党籍和职务,补偿他受劳动教养的损失。有关部门认真审查了他的档案材料,知道他劣迹斑斑,拿出他自己按着红指头印子的供词,驳得他只剩下狡辩,没有证据说出能够平反的理由。
后来,刘继先发现,其他的告状人,都是以揭露腐败为主要内容,往往成效不小。他本来就对刘庆河越来越不满,于是,不再纠缠自己的陈年旧账,开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乡、村两级干部。他开始从报纸上搜集了许多上级文件,粘贴了满满的几大本子,从各个方面抨击现在的乡、村领导,抨击腐败现象,抨击强迫种植烟叶等。那时候,各级领导的这些毛病是很容易找到的,刘继先猛烈地展开抨击,大有一点美国“在野党”的味道。
渐渐地,刘继先觉得自己孤掌难鸣。他想,“老子为你们打抱不平,你们当缩头乌龟不行,要干大家就一块儿干”。于是,开始鼓动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块儿上访告状。别人不愿意参加,又觉得他是为自己出气的,就有人给他凑份子,给他提供一些赞助。吃到甜头以后,他又抓住一批人的不满心理,怂恿大家告状。后来,在我们马寨行不通了,他就到其他村串联。这年头,人们的生活好了以后,“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老百姓对各种集资、摊派、罚款心怀不满,恨不能找机会出出气,愿意出钱让刘继先为民请命,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势头,刘继先又成了我们这一带响当当的上访代表。
有一次,他组织了几个村的群众,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了百十个人,为了抵制上缴农林特产税,到县政府去闹。政府有人出面,要求去几个群众代表直接对话,大家就把他当做群众代表推了上去。领导逐个问了代表们的情况后,了解到他不是这几个村的人,说他没有代表性,把他赶了出去。他一走,几个代表没有了头领,其他人拙嘴笨舌的,说不出个道道儿来,这场群访来势凶猛,一泡尿就给浇灭了。事后,上访的群众抱怨他临阵脱逃,他反过来骂这些人是天生的笨蛋,双方闹得很不愉快。这件失败的上访活动,让他的形象大打折扣,从此再也没有人跟着他跑了。
人们以为,刘继先从此不会再上访了,其实不然,刘继先上了瘾,他已经和县里领导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混得飞熟,领导机关大院附近的小饭馆都对他很熟悉,有油水的残汤剩饭没有少免费让他吃。他去县里上访,就像是去上班、串门一样,混迹在各种上访队伍中,天天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刘继先不停地上访,在寨子里混成了臭狗屎,没有人肯搭理他。好在他一直在外边跑,寨子里很少见到他,人们以为他可有可无,连他的两个弟弟刘臭蛋和刘继宗都差点忘掉了他。刘臭蛋正在为自己的小饭铺关张后要不回来钱闹心,他们的三弟、刘家老十五刘继宗的病一直治不好,成了村里最贫困的一户人家。
第59节 空壳
刘庆河当上支部书记后,就开始作难。刘庆典不愿意交出来的是权力,愿意交出来的是一个烂摊子。
刘庆河第一次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时,计生专干兰秀娟率先向他发难。兰秀娟话里有话地说:“庆河,兵有头,将有主,庆典哥不当支部书记了,俺拥护你。你年轻有为,相信你一定能够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代表大家提一条要求,就是请你先把我们这两年的工资清了,现在当干部是干拉磨不吃麸子,君买臣心,你总得有所表示不是?”兰秀娟这么一说,大家随声附和。
刘庆河皱了皱眉头,问村主任胡顺盛,真的两年没有发工资了?胡顺盛说,真的。刘庆河又问村文书刘继山,年年都收村提留,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刘继山说,那一点钱根本不够打发要账的。刘庆河问,村里到底欠多少外债?刘继山说,不多,就十来万块钱。刘庆河火了,十来万块钱,你还说不多。刘继山辩解说,真的不多嘛,有的村欠外债几十万。刘庆河问,咋会欠那么多外债?胡顺盛说:“零碎吃瓦碴儿,打总儿屙砖头,日积月累,债务就上去了。”至于具体是因为啥,大家都碍于刘庆典的虎威,谁也不肯说出来。
会议下来,刘庆河与胡顺盛和刘继山等人逐个座谈,才初步澄清了底子。
原来,自从分田到户后,村组两级的财产分光了,大队的那个染坊曾经保留过一段,后来没有人染布了,就倒闭了。村里的一切开支,全靠收统筹提留过日子。统筹费是要上缴乡政府的,村提留用于村办事业,主要给村干部发工资。村民组长们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十块钱的补助费。前几年,干部们的工资标准定得很低,也就是二三十块钱,收上来的提留,还可以发下去。到了后来,逐年上升,按说向村民收的人头费也增加了,维持下去,也不成问题。恰在这个时候毛病就出来了。
上级号召大办乡镇企业,要求各村上项目。这事情说起来容易,办起来挺难。究竟上什么项目,让村里几个干部们研究来研究去,拿不出主意来。正在打瞌睡时,有人送来了枕头。
当大家被上级逼得发愁时,副乡长刘继昆给村里引来了两个外乡人,推广一种织袜子、手套的项目。那两个精明的外乡人,在刘庆典他们热情的招待下,一场酒下来,就和刘庆典称兄道弟。他们谈的条件很优惠,由他们向村里的群众提供织机,每台织机原价一千八百块钱,先预收一千二百块钱。其余的钱,靠收上来的成品袜子、手套抵账。当然,也不是一下子抵完,每双袜子、每副手套给村里提一毛钱,给群众发一毛钱。抵完以后,各户落下一台织机,到那时候,人家专门来收购成品袜子和手套。当然,原料钱由群众负担,那种棉纱线其实要不了几个钱。刘庆典很兴奋,和文书在一起算了一笔账,一家一台织机,全村可以安排三百四十多台,村里每个月从一台织机上提十块钱,就是三千多块。一年下来,村里可以收入三四万元,同时可以带动千家万户致富。
由于设备和销路都不成问题,刘庆典支书通过召开“两委班子”会、村组干部会和群众大会,认真组织动员,这个项目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但是,乡亲们说,一户交一千二百块钱,要卖两头大猪才能凑够,有一些人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村“两委班子”研究决定,一户暂收八百块钱,其余四百块钱由村里立约,从信用社贷款,到麦收以后,从群众交粮的款中扣除,大家就接受了。
那两个外乡人拉来了机器,带了十来个技术员,分别到各家各户帮助安装,并教会人们织袜子和手套的技术。外乡人信誓旦旦地说,这袜子和手套是供应俄罗斯的,要常年供货,而且供不应求,一定要保证质量。现在俄罗斯人正和美国的“车沉”、法国的伊朗打仗,那地方远在北极,冰天雪地的,哈出去的气成冰,尿泡要用棍子敲。抱着火箭弹那种冰凉的铁家伙,士兵们不戴两双手套,穿几层厚袜子,是受不了的。有一些年轻人好像懂得,问他们说,车臣是俄罗斯的一个地区,伊朗是个独立的国家,怎么变成了美国的和法国的?这两个外乡人不耐烦地说,反正这是出口产品,马虎不得的。
这两个外乡人很守信用,第一个月刚到月底,就来马寨收购成品袜子和手套。对有一些农户做得太不像话的,也勉强地收了,说是这种袜子和手套供应出去,人家肯定是不穿不戴,不过也可以用来擦炮弹。按照合同数额,家家户户发了一些手工钱。临走的时候,两个外乡人偷偷地塞给了刘庆典支书一千块钱,说是感谢刘支书的大力支持,刘庆典就笑纳了。
到了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