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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噜放屁，让这女人难以忍受。这女人本来就是水性杨花，也可能从嫁给曾狗留那一天起，就没有打算跟他过长日子，只把他当做跳板。没有多久，就偷偷地和管伙的小伙子好上了，二人没有少干偷偷摸摸的好事儿。这女人开始吵吵闹闹要和曾狗留离婚，曾狗留不胜其烦，听说是那个管伙的与他老婆好了，要与人家拼命，那人赶快调离到了其他厂里，并且真的和自己的老婆离了婚。曾狗留的老婆整天寻死觅活的，不让曾狗留沾身子，惹得曾狗留一头火星子，痛打了那个女人一顿，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此，曾狗留一直单身。
十几年来，厂里接连换了几任厂长，每个厂长都在县城里盖了独家小楼后调走了。因为这个厂不是县里的利税大户，县经委的领导很少关注这个地方，厂里的财务管理越来越混乱。到了后来，连工人工资都发不下来了。工人们到县里闹了起来，这才引起经委领导的注意，派出工作组到厂里清理财务。不清理不知道，一清理吓一跳，厂子早已资不抵债了。县里正在对工业企业“砸三铁”，银行也不对这个破烂厂投入资金。于是，他们把这个厂当做试点，首先砸掉了。工人们当然不依不饶，反复上访，最终县里同意进行破产改革，拍卖给了城关镇的一个乡镇企业。拍卖所得，并没有多少钱，倒是优先给工人们补发了工资，但大家从此失去了工作岗位。这些工人只有力气，没有技术，其他企业根本不能安置他们，县里只好委婉地让这一批工人回去待业。
曾狗留回到家里，没有脸面见人。他妈已经过世了，他就在屋里同他年迈的父亲怄气。说出去的话冲倒墙。他爹说：“狗留啊，你去挑一担水吧。”他说：“我不挑。”他爹说：“你在家怄气，也不能让我们干死吧。”他说：“我就是挑水浇屎壳郎，也不给你吃。”他爹说：“当了两天工人就不是你了，这么不孝顺！不要忘了，你总是我和你妈生的养的！”他回敬他爹说：“生的养的又怎么啦，你们日×啦，美啦。”把他爹气得要死。还是他姐曾巧兰回娘家，知道他心里烦，怪了他，又安慰了他，出了一个主意，干脆回来种地吧，这话说到了曾狗留的心坎上，这才不再同父亲生气。可这时支书已经换成了刘庆河，曾巧兰与刘庆河没有交情，就备了礼，让曾狗留亲自去找支部书记要地种。
再说刘继贵和刘庆堂，比起曾狗留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人所在的丝钉厂，生产也一直不景气，开的工资菲薄。两家人的生活入不敷出，过得紧巴巴的。
那时候，县城流传“三大怪”，说是“水泥路泥巴盖，吃得起面吃不起菜，女孩脖里缠腰带”。这“三大怪”的意思是，主街道修的是水泥路面，上边蒙上了一层黄泥巴，下雨时泥搅水，干天尘土飞扬。县里领导就是下决心治理县城脏乱差，才横下一条心卖户口筹措资金的。濒临下岗失业的工人，那点可怜的工资收入，只够买面吃，蔬菜的价格很高，他们到菜市场捡菜叶子吃。第三怪有点可笑，不知从哪里流行到我们县里一种时装，女孩们的领子上安装上了一条布带子，好像是过去我们那里的群众穿大裆裤子时，束的布腰带，现在吊在了姑娘们的脖子里，飘飘洒洒的很好看。
曾狗留下岗不久，丝钉厂也倒闭了。刘继贵下岗后，买了一辆三轮车，每天骑着，到汽车站做拉人的生意，收入反而比工资高一些。刘庆堂则做小本买卖，磨起了豆腐。我们马寨人做出的豆腐好，是出了名的。刘庆堂摆在县城东关的豆腐摊儿，没有几个月，成了“门头生意”，他根据小时候在家吃热豆腐的经历，专门开辟了热豆腐这一项目，成了名牌，很受欢迎，竟然比卖豆腐还能够更多地赢利。
张灵玉因为嫁了一个机关的小股长，在棉纺厂干了不到三年，她丈夫把她调到了商业系统。现在商业系统也不景气了，生意越做越差劲儿。上级提倡“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张灵玉自己承包了一个副食门店，生意做得很红火。就在这些工人们下岗失业的那几年，正是做生意最赚钱的几年，有点经济头脑的人，做生意只要起步早，都发了家，有知识的人气愤地说：“现在脑体倒挂了，卖茶叶蛋的胜过做导弹的，拿剃头刀的胜过拿手术刀的。”做生意的人沾沾自喜，他们说：“摆个纸烟摊儿，胜过当县官儿，全家做生意，抵个总书记。”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张灵玉虽然不当工人了，反而赚了不少钱。
曾狗留由于没有经营的资本和头脑，才不得不回家要地种。刘庆河给三组组长打了招呼以后，组长召开了群众会，说是讨论一下，给曾狗留匀出一点地种。一开始，三组的群众纷纷表态说：“本来咱山里人多地少，哪有地匀出给工人老大哥种？”大家都不同意。见这个要求难以通过，曾狗留他爹急得要给乡亲们下跪，大家才同意匀给他二亩地来。有了地后，曾狗留他姐又给他找了一个小寡妇，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他姐为了扶植他，还送给了他一个牛犊。这个牛犊没有喂多久，曾狗留一时疏忽大意，让贼人在夜里把墙剜了个窟窿，给牵跑了。
第68节 盗抢
狼叔的大儿子刘继华当上乡派出所所长以后，工作勤奋卖力，手下的几个干警，还有招聘的几个合同警，被他整天训得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对他很有意见。
在刘继华的潜意识里，永远忘不了我们寨子里的红卫兵那次揪斗他父亲，大喊“打倒人民公贼”口号的那一幕。打那以后，他竟然和大多数人一样，非常痛恨偷盗行为。“公贼”的儿子，后来居然当上了派出所所长，这个变迁本身就具有滑稽意味儿，说浅了，是世事无常，说深了，也算是沧桑巨变。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自从刘继华考入省警校以后，狼叔一举改掉了偷偷摸摸的坏习惯，只保留了爱“咬槽”的毛病。
尽管刘继华工作抓得紧，他所在的乡治安案事件仍然有增无减，每天都有一些破不了的新案件，新案件多了，积成了老案件，让他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乡里的事情治理不好，个人的脾气也不好，跟同志们相处不很融洽，跟乡领导的关系处理得也不够融洽。乡领导不仅埋怨他，还到县公安局告他的状。公安局领导在一次人事调整的时候，趁机把他调到了另一个乡镇。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他学得乖了一些，分外注重处理好与地方领导的关系，尽管治安案件仍然多，仍然破不了多少案，公安局的领导反而表扬他有了很大进步。
高楼乡的社会治安状况也不断恶化。就以我们寨子为例，丢东西的事件几乎天天都有发生。孙二孬开金矿挣到很多钱，雇用了两个保镖，是很聪明的举动。刘臭蛋兴兴衰衰，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贼人倒是并不多光顾他。元叔在寨子里有声望，可能小偷也敬他三分，他的小杂货铺从来没有听说丢过东西。其他那么多庄户人家，就没有他们太平，经常丢东西，丢得最多的是大牲口。
杜思宝在外边当干部，两口子都在工作岗位上，一年内回老家只有寥寥几次。但每一次回去，他都会听到不少糟心的事情。
有一次他回去，见了父母以后，顺便到他弟弟杜思暖家里看看。
小暖正在喂牛，喂的是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小暖两口子很勤劳，小日子过得不错，盖了四间平房，又盖了东屋两间瓦房。这两间瓦房，本来应当用来喂牛最合适，却当了灶火，灶火的门前还打了一口压水井，种了一棵香椿树，院子里垒了花池子，种了北方少见的芭蕉树，还有一棵春夏秋三季常开红花的美人蕉，收拾得井井有条。四间平房的西头那一间隔开，是盛粮食的仓库，其余三间房子相通，东头的一间竟然垒了一个牛槽，堆了一大堆麦草，乱七八糟的，用来喂牛。
杜思宝进了杜思暖的堂屋，屋子里充满了牛粪味道，让杜思宝觉得既不习惯，又很奇怪。他问小暖：“你这是咋搞的，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却把牛喂在正当屋子里？”
小暖叹口气说：“怕偷呗。”
杜思宝说：“难道这么厉害？”
小暖说：“岂止是厉害，我这牛白天等于给贼养着，晚上说不定就是人家的。到明天，说不定已经上了牛肉锅啦。”
杜思宝说：“你的粮食为啥不怕偷？”
小暖说：“这年头，谁还偷粮食？那东西如果偷了，还得扛着，换不了几个钱。偷牛才又省事儿又换钱。”
接下来，小暖给他讲了几个听起来有点惊心动魄的偷牛案例。
小暖告诉他，这一年多来，寨子里丢的牛不下二十头。现在种地，差不多的农户都有小拖拉机了，基本上不用牛了，喂牛主要是用来卖钱。我们马寨处在我们县与邻县的接合部，邻县乡镇有一条街，成立了好几个个体屠宰加工厂，每天都要杀许多的牛。屠宰专业户们，先往牛肚子里打高压水，然后宰掉分割成“注水肉”，销往各个大城市的宾馆酒店。这几个肉食加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牛肉生产基地。有了这个基地，给偷牛的盗贼带来了很大方便，他们和宰杀肉牛的专业户勾起手来，形成了偷宰运一条龙。去年夏天，杜思暖两口子到地里干活，回家后发现，养了一年的那头牤牛，大白天被贼人牵跑了。
没有多久，曾狗留家又被小偷剜了窟窿，偷走了他姐送给他的那头牛。
最可笑的是，贵亭叔的大儿子刘春生两口子晚上在院里睡觉，把牛拴在床腿上还不放心，刘春生干脆把牛拴在自己的脚脖子上，对他老婆说：“日他妈，要是还让贼偷走，我就把自己的鸡巴割了喂狗！”也不知是小偷们跟他上劲儿，也不知他以为这么做实在保险，他们两口子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儿，非常劳累，睡得如同死了过去一般，等他们醒来，拴牛的半截绳子，倒是牢牢地拴在刘春生的脚脖子上，另外半截绳子和牛一起不知了去向。
杜思宝说：“偷牛这么厉害，你们就没有去派出所报案？”
杜思暖说：“报案又能怎么样？瞎报，一点也不解决问题。报了案不去找，算丢了一头牛，如果再下工夫去找，找不回来等于丢了一头半牛。现在山里的狼虫虎豹少了，都托生成了人，一个比一个厉害。住在寨子里边还好一些，住在寨子外边的人家根本不敢喂牛了，喂也等于白喂。偷牛的根本不用偷，而是明抢。有一天夜里，寨外胡顺昌家的两口子睡得正香，冰凉的刀子放在了胡顺昌的脖子上，一个贼说：‘老表，弟兄们没钱花了，把你的牛牵走卖了，弄几个零钱花花。你别动，你要动，我们杀了你全家！’胡顺昌两口子吓得哆哆嗦嗦的，哪里还敢动一动？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牛牵走了。你要是去报案，派出所就把案情记下来，说早晚破了案，再解决你的问题，从此就石沉大海了。现在，丢牛的人家越来越多，丢了就让娘儿们大哭一场，没有人肯去报案，报案等于没事找事，瞎耽误工夫。”
这些情况，给杜思宝的触动很深。他看到，这些年来，一部分乡亲们确实富了，与许多乡亲拉大了差距。一些人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一些人就眼红起来。过去的小偷小摸纯粹是为了吃的，现在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