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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姆贝格及其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议之中。在国防军首脑机关的日常工作处在无休止的争吵的条件下，举行了数次国防军统帅部图上演习、军事调研会、司令部演习，以及1937 年的唯一一次国防军军事演习。在这些演习中，这一新组建的指挥机构首次受到考验，同时也受到不断的非难，以及军争上异乎寻常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国防军最高司令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经开辟的路，同时——自1935 年——他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上校给予他以狂热的支持，为此约德尔甚至拒绝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布洛姆贝格除了计划在将来组建一个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以及无所不管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以外，1937 年所要解决的眼前问题是要设立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的所谓“国防军总司令”。他应当取代陆军各军区司令的职位，包揽国防军的一切任务，其中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内政和防御问题、国防经济和征兵事宜。
工作上的紧张和对立也渗透到了人际关系之中。结果，隐藏在从陆军脱颖而出的、目前担任要职的将军们之中的分裂逐步公开化。他们毫不犹豫地与周围同事结成亲密伙伴，使最高军官团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民族社会主义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旧的陆军派。
尽管如此，布洛姆贝格不仅在一触即发的混乱之中，使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还想利用他优越的地位及其军事权威，对战争政策施加决定性、至少是制约性的影响，或者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施加影响。当时发生的几件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布洛姆贝格的态度。希特勒曾于1937 年11 月5 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出“生存空间”理论，国防军总司令和陆军在反对这一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当希特勒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要求进行备战时，布洛姆贝格在同年12 月13 日作的一次报告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国防军战争潜力的极端不足，特别是弹药的短缺，此事也表明他为避免战争危险而持的反抗态度。一年前，他还曾激烈反对大量军队参加西班牙内战——此事很少为人所知，至使陆军总司令没有表态的余地。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担任要职的将军们、总参谋部和陆军时，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布洛姆贝格用他宽厚的脊背隔在我与国防军之间。这是时代的产物。”
希特勒攫取军权
1938 年2 月4 日，希特勒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将这一“障碍”铲除了，自己接管了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当上了“最高司令”。自此，除了在希特勒接管的、原封未动的布洛姆贝格的参谋部里委任凯特尔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之外，在希特勒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之间再没有任何机构了。实际上，当时围绕国防军参谋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军抬挥参谋部，在陆军和海军的备忘录里或口头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论。从那时候起，戈林一头倾倒在凯特尔一边。所以，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偏爱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还在很早以前，他就表示要无条件地做一名希特勒的“忠实信徒”，而他的本意是野心勃勃地觊觎整个国防军的指挥大权。即使不能成为布洛姆贝格的继承者，也许会有希望被希特勒任命为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中的一名常务代表。基于上述原因以及他的空军总司令的职位，使他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海军总司令联合起来，激烈反对新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提出的，也是其前任曾提出的要求。自希特勒亲自接任国防军最高指挥后，他的这一要求就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现在不是组建一个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问题，而是必须使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成为全部作战指挥问题的最高顾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应当编入陆军总参谋部。
使人感到离奇的是，贝克上将于1938 年2 月再次在凯特尔面前对陆军的要求进行辩护时，其所用的言辞与希特勒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第一次谈话相差无儿。约德尔在他的记录中对他们如出一辙的谈话作了这样的记载：两者都说：“陆军对德国来说是决定性因素。”于是，贝克便从中得出结论：“陆军必须领导战争。”希特勒则指出：——尽管是充满理智的——“其他军种只能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但是，身为政治家的希特勒一直是谨慎从事，防止将来他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受到了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参谋部精神的束缚。然而，贝克也不仅仅是企图为当时的国防军树立一个健全的领率体制，他想的是另外一码事，即当陆军执掌国防军控制大仅之后，不是“进行”战争，而是避免战争。关于他的这一思想——撇开他后来的行动不谈，仅从他所说过的话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写道：“政治。。产生于陆军的效率。陆军是政治的最强大、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但此工具的效率也可以决定政治企图的界限。”这些潜在的、重大的矛盾，陆军想设法给以解决，但直到1938 年2 月仍悬而未解。这种矛盾不用说是当时，就是时至今日还未被世人所知。
1938 年春，希特勒再一次批准了现行体制，似乎最终结束了在组织领域内甚至波及到陆军高级职位的争夺。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到，这一由布洛姆贝格所建立的体系的主要承担者，他多年的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所取得的胜利，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被无所不管的独裁者兼并，他们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期望也化为泡影。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防军统帅部由于希特勒的接管，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已失去了它的纯军事特点。更有甚者，过去在布洛姆贝格领导下的国防军总司令部“对政治领导来说曾是维护军队利益、对国家领导来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军事指挥机构”，现在，却成了一个“工作班子”，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家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这位新任最高统帅从走马上任伊始，几乎没有几个星期，即在他还未开始滥用职权达到强权目标之前，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抵制。
根据凯特尔将军的能力和素质，未被委以重任，而是委屈求全地充当了“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以参谋长的身份辅佐希特勒。他完全不知道，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没有考虑给他什么职务可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对希特勒在贺饲中的一句话深信不移，经久不忘。希特勒说：“您是我的知己，是我在国防军问题上的唯一顾问。”凯特尔铭记着这一颂词走上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从此，他在虔诚的信念驱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务，即无条件地、坚决地——尽管他自己也不赞同——贯彻他的最高统帅的意图和指令。他以认真的态度、不倦的精力，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然而他的嗜好似乎是不需要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是一味地寻求平衡，这就成了他走向灾难的原由。约德尔也在忠于职守，勤恳地工作着——尽管是出于其它企图和目的。在“元首的天才”面前，他谨小慎微，把任何一点点自己的和别人的批评意见都深深地埋在肚子里。由于对希特勒的绝对相信以及在他们脑子里已形成的国防军已构成统一指挥的固定看法，使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首脑对他们的“娘家”——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产生了对立情绪，而且愈演愈烈。这样，国防军的内部团结每况愈下，特别是国防军统帅部的一些军官把维护与“党”的关系视为自己独有的、不允许任何人介入的事情，使国防军的分裂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从1938年春季起，国防军也逐渐被卷入希特勒的欧洲政策。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任何一种为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而在精神上、理论上或实践上为改进现行体制而作的努力都宣告破产。由于希特勒的反复无常的、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的令人生厌的作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2月18 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凯特尔保证，“在没有听取他的参谋长的意见之前，他绝不在有关国防军的问题上作任何决断”。然而，仅在数周之后，在准备“合并”奥地利的问题上，他不给周密的军事计划工作留出时间和余地，一味追求政治上的冒险，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混乱。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希特勒获知许士尼格要进行“公民投票”的消息后，这位国防军最高司令便于3月9日夜晚，紧急召见戈林、赖歇瑙——从罗马赶回，以及另外两名他熟悉的将军，共同磋商对奥地利施加军事恐吓和高压的措施。也许到3月10日清晨，凯特尔才从他副官那里知道戈林等人已在希特勒那里。“10时驱车去总理府”，约德尔写道，“我随后前往，向他呈交一份旧的作战方案”。过了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也被召来，他向希特勒报告说，陆军对此没有丝毫准备，要想动员计划内的部队，必须在5个小时之内临时起草一份紧急命令。于是在此基础上，3月11日国防军统帅部发出了一份“指令”。指令说，希特勒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海军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配合，便独自命令“全部舰船返国”。
同年，由于在苏台德危机过程中准备以武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一事，使国防军最高司令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极度紧张。这是作者1938年暮春奉陆军总参谋长贝克炮兵上将之命前往柏林参加总参谋部制定的“绝色方案”的“最终会商”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当时作者正在杜塞尔多夫任团长。在一大群与会者中间，没有看到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没有看到凯特尔，也没有看到约德尔，更没有看到一名他们的总参谋部军官。对于这个使人感惊讶的问题，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霍斯巴赫上校作了令人惊讶的回答：“这里研究的是陆军的事，与国防军统帅部无关。”贝克紧接着所作的发言，是唯一的对希特勒和国防军统部所制定的计划和下达的命令的示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只能有保留地表示赞同。此后，贝克还公开地以其他各种方式想打消希特勒的企图，直至1938 年夏他被黜职。
对抗的典型性在其他几件事情上也表露无遗，直至哈尔德接任贝克的陆军总参谋长之职后为止。在1938年9月9日夜直至次日4时召开的纽伦堡“帝国党代会”上，又发生了一次争论。在会上，希特勒面对陆军首领的顽固态度，要求他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