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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纽伦堡笼罩在冷若冰霜的气氛之中。令人痛感悲切的是，元首背后虽有全国人民作后盾，却得不到陆军将军们的支持。
我认为，他们只能以实际行动来补偿他们由于缺乏精神力量和忠顺而犯下的过错。这与1914 年出现的问题如出一辙。在军队里只有一种不顺从，即将军们的不顺从，这种不顺从归根结底来自于他们的狂妄自大。他们不再相信和顺从元首，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他们看到的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二等兵，而不是俾斯麦以来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早在纽伦堡会议以前，就明显地出现了危险征兆，它是希特勒推行的灾难性政策及其在军事要求上执掌大权的必然结果。新任陆军总司令在忠于职守，以及包含其中的“对全国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方面可与其先辈媲美， 然而却被希特勒扼杀在萌芽之中。希特勒的“工作班子”即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对布劳希奇在哈尔德的支持下，在纯军事指挥问题上仍固执己见表示愤懑不平。为此，他们重申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希特勒的意志，在军事领域为他铺平道路。这显然同布洛姆贝格所寻求的目标完全不同。布洛姆贝格的司令部未得到充分发展而过早夭折，但在其作战处里，始终保持有6 至8 名军官。然而从现在起，它的工作界限却落得一个在独裁音进行本能的政治干预与其所产生的军事后果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往这边移动，则毫无影响；往另一边移动，就必须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认可。这样，参谋部在国防军传统体制里，比过去更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它除了一次又一次地借用希特勒的权威之外，别无他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苏台德危机达到白热化程度时，作者被调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准备在熟悉一段工作之后接替约德尔的职务。作者当时的亲自经历也许更能说明当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状态。约德尔首先向我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他说，不仅苏台德地区已并入德国——这已通过新闻界为众人所知，而且还将彻底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政体作为备战的目的。紧接着，约悠尔将话锋一转，又谈到了国防军内部的紧张关系。他说，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因反对希特勒计划而被免职，由哈尔德接任。此消息未向舆论界以及在国防军的更大范围内宣布。尽管人员作了更换，但在陆军总参谋部内，仍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抗希特勒观点和命令思潮。因此，要求国防军统帅部的每个成员，采取更明确的态度，注意个人与陆军总参谋部接触时的言行举止。
使人震惊的事情层出不穷，使他不能向作者一一列举。接着他说，在这种紧张的态势下，什么是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在世界范围内要完成的任务呢？英国和法国是潜在的对手，意大利和日本是友邦。对问题必须从战略角度去思考。这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没有对问题作出回答，而是指着地图，介绍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细节，顺便提到了预先占领“西壁工事”的意图。此项准备工作所花费的款额之大令人吃惊，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此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为进行将来的对捷作战，陆军总参谋部所作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中的一项。
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式
自1938 年11 月至1939 年8 月，作者作为约德尔的接班人，接管了国防处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但仅仅9 个月的时间，作者也无法彻底改变当时的状况。也许有一种观点为他指明了道路，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当指挥参谋部不再独立地置身于希特勒和国防军之间，而是作为国防军的一部分立于他们之中时，也就是说不是依赖于希特勒，而是首先依靠陆军总参谋部时，它才能够克服其各方面的弱点。在经过努力争取之后，凯特尔同意并决定，约德尔——在此期间已晋升为少将——不再返回他的原岗位，而是于1939 年10 月1 日由一名陆军所信赖的将军取而代之。然而，约德尔却重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原来的如意打算化为泡影。
1939 年3 月占领“捷克剩余领土”，以及月底收复梅梅尔地区的行动，都没有为国防军领率机关中的合作，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经验。相反，在波兰战局伊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存在的缺乏内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乱状态再次达到今人生畏的程度。
希特勒未要求国防军提供任何咨询，只是在3 月下旬顺便通知陆军总司令部，如果通过外交途径直至晚夏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波兰就范。数日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获悉这条“元首意见”、并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将此作为一个附件补充到自1938 年开始、每年在动员之初下达的所谓的“国防军统一备战指令”里。所谓“指令”只是一种在和平时期按总参谋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定出的为指挥、训练、组织等方面服务的基本方针，现在它如同一年前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一样，增加了异样成份。它不仅涉及到国防军根据世界一般形势制定出的年度任务，而且还涉及到对某次作战行动的准备，这种作战行动是根据当前一定的政治条件采取的，但更多是计划在将来某特定时间采取的。
鉴于任务意义的重大，以及他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的认识，瓦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时，邀请了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长海内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逐字逐句地推敲，当然这是经陆军总参谋长允许的。这样，文件没有使用任何束缚陆军的饲句，反而却充满了能发挥陆军总司令部行动自由的言辞。海军和空军也将各自的任务以自己的表达方式简要地写进附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按照惯例把已经完成的方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体抄写出来，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镜便能阅读，同时还向总理府呈送一份。几天后，希特勒亲笔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内容的引言退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4 月3 日将文件下发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挥部门。
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的工作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导人的军事“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边防的长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他们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去的中间上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副官们也把失宠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备忘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打入冷宫。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挤出国防军指挥层，甚至连希特勒自己都不把它看成是他的领率机构。这些表面现象也唆使陆军总参谋部放弃了他们一度走过的、与国防处保持密切合作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尽管国防处作出各种妥协和让步。
希特勒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这种尔虞我诈之中，按照“分权制和主管人员分散制”的思想坐收渔人之利。国防军高级参谋部的这些弱点及其灾难性的影响，不单单是由于国防军统帅部组织无能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咎于三军种的态度。他们不是联合希特勒的“工作班子”一道反对希特勒，而是想法设法对这个“工作班子”行破坏之能事。
踏上战争之路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从——纽伦堡法庭称之为——“关键性会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会商是于1939年5月23 日举行的。会上，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在柏林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进攻波兰的展开、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事先既没有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报，也没有邀请他们参加这次会商，替代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的却是陆、海军总司令。在会商会上，希特勒无视他的指挥参谋部的存在，为准备未来的欧洲“进攻计划”，他要求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建一个“小型研究班子”，凯特尔对此毫无察觉。希特勒要求，这个班子应包括陆、海、空三军代表，负责进行“最高等级上的作战精神准备”，——大概是指战略上的精神准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希特勒在这里以蹩脚的军语所描绘的任务，正是在正常条件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所肩负的职责，也是他一开始就赋予它的任务，尽管它的职贡不是拟制一项进攻计划，它的真正军事职责是保卫帝国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没有提到未来的战略方针，也没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月23日的会议还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说明，国防军内严重缺乏秩序和信赖，这也是身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在当时和后来时常向国防军首脑们流露的。会议的前一天即5月22日，在没有高级军事首脑参加的情况下，在柏林举行了经长时间谈判而与意大利缔结的所谓“钢铁盟约”的隆重签字仪式。这份条约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从性质上说毫无疑义是军事同盟，它要求国防军要承担重大义务。然而，在这个条约的准备和缔结过程中却没有那个军事机构参与；甚至希特勒还在于1939年3、4月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唯一一次有双方国防军司令部代表（意方为帕里阿尼将军，德方为凯特尔将军）参加的，会谈中严禁讨论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