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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迪耶普取胜数天，以及希特勒与哈尔德发生激烈争吵后，希特勒曾表示过，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象蔡茨勒这样的人”，作他的陆军总参谋长。这话是完全可信的。他希望他身边的这个人是一个对一切都持乐观态度，不为任何闲难所吓倒，同时也没有象哈尔德那样的“永恒的疑虑”的总参谋部军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戈林意外的推荐，蔡茨勒的任命也势在必行。当戈林从他在大本营的代表那里听说，对这个问题正踌躇未定时，这位“帝国元帅”急不可待地来到会议室，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我为您经常与这个哈尔德生气，卧不安席，食不甘味。您必须撤换他。我知道一个接班人，他可以省去您的一切烦恼。他就是蔡茨勒，他对您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人了。”
新上任的陆军总参谋长在致陆军总司令部军官的欢迎词中，强调了他对他们的期望，他说：
“我要求每位总参谋部的军官。。必须相信元首和他的领导。心须利用各种机会，将这种信任传播给他的下级和周围的人。不符合这些要求的人，就不需要留在总参谋部。。”
蔡茨勒随着他的新的任命，被晋升为步兵上将。一开始，他不得不把他的全部时间用在东线持续不断的、困难重重的作战中。因为当时希特勒及其亲信认为有必要将其驻地由大本营迁回柏林，在那里逗留一周左右。尽管在总理府仍能与乌克兰第Ⅱ号宿营地保持着通信联系，但希特勒的这种变动，与履行他篡夺走的陆军总司令和位于遥远的高加索的A 集团军群司令的义务，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当大本营重新恢复日常工作之后，希特勒在形势讨论会上三番五次要求“区别精华和糟粕”。蔡茨勒对人总是和颜悦色，语调温和。这一点足以使戈林和希特勒的亲信们，以及其他侍从们乐于接受。与此同时，约德尔也由“失宠”逐渐恢复了工作。面对这种关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认识到，自他身后出现了这个新任陆军总参谋长，再没有机会组成“总参谋长顾问组”这样一类的组织，从而使国防军的指挥，在这一级失去了一个坚定的支柱。他似乎也相当清楚，即使蔡茨勒同意，希特勒和海军、空军总司令也将不能容忍有这样一个“分政府”存在。
另一方面，蔡茨勒也在试图利用对他的普遍好感，以及约德尔工作上的弱点，消除东线的双轨领导，夺回陆军总参谋部失去的地位。这是不足为奇的。转变为具体措施，这势必就意味着结束约德尔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东线和“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的本来属于陆军指挥领域的影响。这样，也许能达到国防军清理最高领导组织的目的，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放手进行真正的领导，打开方便之门。
现在已没有任何依据说明蔡茨勒曾准备就“领书机构”问题——这是他多年在约德尔领导下的国防处工作中十分熟悉的问题，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交换意见。按照蔡茨勒的作法。他似乎更有可能采取实际步骤，澄清约德尔参与东线指挥的问题似乎无需大本营成员的建议，他就利用一条捷径，达到他的目的，即在中午形势讨论会，如有可能也在晚上发表一系列的报告。此外，他另辟蹊跷，还单独与希特勒和速记员进行特殊交谈，就东线下一步计划和企图，交换看法。此事的发展虽不是日新月异，但一切迹象表明是在毫无阻挡地顺利进行，这使得约德尔每天按部就班的对东线战况的汇报似乎成了多余之物；同时，也使他——自1938 年苏台德危机以来——干预陆军指挥的活动，从此告终。
蔡茨勒竭力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的领导机构。并恢复陆军在那里的全部特许权的努力，因遭希特勒的拒绝而告终。估计，大概由于这一失败，促使蔡茨勒进一步在东线排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比如，他明确制止陆军作战处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回答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任何询问。由于约德尔不顾其副手反复阐述的观点，对上述事情听之认之，满足于翻印陆军总参谋部的每日形势报告，以及蔡茨勒在形势讨论会上的口头汇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参谋部，在不长的时间内，自己便将自己排除于东线战事决断权之外。这对于其他战场，或者说对整个战争的领导都势必产生重大影响。
新任陆军总参谋长终以他健康、明智的头脑——同时在约德尔袖手旁观的客观帮助下，将国防军在最重要领域——陆战领域的最高指挥机构分成了两个并列的参谋部——蔡茨勒也到此止步，结束了他的奋争。这样，不仅使国防军最高司令无法得到统一的咨询，而且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份内任务也无法进行。然而，立于这块军事领率机构废墟上的唯一“胜利者”是希特勒。结果，似乎他却成了整个战场上永远正确的行家里手。
因此，人们认为仅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走向衰亡阶段这一点——这是战前约德尔和蔡茨勒所代表原则的尖锐反映——就预示着风暴的来临，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后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日日夜夜里，约德尔只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只有蔡茨勒和希特勒两人单独在一起。从那时起，所有一切事情，不管是东线战事，还是整个德国战争指挥事宜都是这样决定的。但从广义上来说，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对各战场，也包括东线战场并不是没有责任。但若把“国防军统帅部”从那时起事实上已失去的责任，不论巨细都推到它的身上，也是历史的错误和违背实际情况的。
蔡茨勒将军走马上任的最初几周里，深得各方面的宠爱，在人们的眼里，他自然成了希特勒军事高参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为了在对他最重要的问题上，“毫无顾忌”地绕过国防军统帅部战场这个障碍，不久他找到了新的方法和途径，即利用希特勒准备撤下东线疲惫不堪的部队，换上士气旺盛的西线部队、以片面满足东线需要的做法。但换到东线来的师，无论从装备状况
上，还是训练水平上，都不适宜东线作战的需要。而且希特勒的东线兵力西调的命令也未能认真执行。
当时，由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得不到陆军总参谋部的支持，因此想通过一条捷径，用国防军其他两个军种尤其是空军的多余部队，为它东线日益衰减的陆军输送新鲜血液。诚然，首先双方要达成完全一致，而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经过长期受压后，鼓起勇气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起草的命令草案根据这个计划海军抽掉10 万或20 万人，空军抽掉50 万人支援陆军——这是凯特尔对原计划打了一半折扣上报给希特勒的数字。然而，正当这个命令刚要发布时，就在第二天的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空军总参谋长在瓦利蒙特耳边问道，他是不是这个安排的倡仪者。当瓦利蒙特点头称是后，耶顺内克微笑着说：“亏您想得出来”。一会儿，戈林到来，他没有赞许国防军指挥参谋长部副参谋长一个字，而是满脸怒气地看着希特勒。当戈林以清脆的声音大声说话的时候，希特勒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却立刻准备屈服，而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戈林说，他不期望他的那些纳粹小伙子们穿上灰色的——所谓反动的——陆军制服，他却很想成立自己的空军师，从师长到普通士兵都是清一色的空军人员。
这就是不幸的“空军野战师”诞生的时刻！希特勒只字不提他原来的命令，立刻表示同意，并要求戈林组建双倍的部队同时免除海军在这方面的任务。对此，凯特尔立即表示赞同；约德尔再次摆出一副事不关已的样子；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向陆军总参谋部提出的抗议因此而得不到支持。
尽管在很短时间里，空军以惊人的速度组建了10 个野战师，不久又组建了10 个师，但却无法立即补充到久经沙场的陆军部队中去。空军野战师尽管有旺盛的战斗意志，但却有“先天之不足”。首先，它缺少有经验的指挥官，缺少充分的训练和适当的武器装备。尽管在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每当听到空军野战兵师在艰苦的战斗中失灵的消息时，都非常神经质，甚至被当作无稽之谈，一一驳回，但仍无助于改善这种部队的形象。1943 年秋，空军野战部队终于被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编入陆军序列，但其战斗力始终未达到陆军师的平均水平，与希特勒出于对它的偏爱而授予它的“突击师”的称号更是不相匹配。
从10 月起，尽管以从西线抽调的部队和首批空军野战师加强东线，仍无助于东线南翼的攻势。蔡茨勒为讨好希特勒，挖空心思，采用无数战术补救措施，也无济于事。这样，大本营在10 月底，准备迁回东普鲁士。在此期间，进攻目标仍然未变，还是高加索南部和捷列克，而首要目标还是斯大林格勒。近几周来，那里已展开巷战，正在争夺几座工厂和工人住宅区。而无数地段的危险处境也依然如旧，尤其是顿河下游。在这里，已由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代替意大利人占领阵地。在北非，自10 月23 日英国人向隆美尔集团军展开猛烈进攻后，新的威胁与日俱增。在德国整个阴暗的形势里，只有潜艇作战显露出光明的曙光，在护航作战中和远征行动中，建立了丰功伟绩。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如既往，既没有过问海军的胜利，也没有过问空军不断遭受的挫折。
最后突变
希特勒不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也不是4 个月后突尼斯受挫时，才失掉战略主动权，而是早在11 月这个在德国现代史上决定德国命运的月份里，在西线和东线敌人的打击下就已失去了。战争的这种于德国不利的转折，已为世界所见；但在德国领导中心，首先是再一次摆脱了9 月打击的希特勒本人，对此毫无察觉。
1942 年11 月2 日至21 日，德军在地中海战场和东线遭受三次重大失败，每次都使德国大本营惊慌失措。几周前来自空中的紧张局势，并没有使希特勒得到应有的警告。这样，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当时拟制的一份“1942 年秋总体形势概貌”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这份备忘录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1942 年10 月31 日至11 月1 日，从乌克兰到东普鲁士的两天火车旅途中，最后定稿的。备忘录指出，在东线战场上，国防军及其盟邦军队的能力已达到其极限的边缘。对于西方列强即将发动的进攻途径，备忘录在经深入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法属北非将是进攻“欧洲堡垒”的最有利的出发地。这一观点——决不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海军总司令部和希特勒自己也曾表示过赞同——在1942 年秋季，也只能以一般的军事政治和战略的思想为基础。它缺少来自于自己的情报部门和意大利统帅部的充分资料依据，两者都没有正确估计到敌人即将实施登陆的准确时间——尽管敌人的登陆舰队已在开进途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备忘录最后建议，应尽快恢复与法国的军事对话。
就在德国大本营返回东普鲁士“狼穴”的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