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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困难之一是缺乏一种能够超然评判官方行动的公众舆论——因为仅有的“无官无职的公民”都是德国人，而他们的意见是不受重视的。国内舆论对当时的情况无从直接了解，自然要用国内标准来作衡量，但这种标准十有八九并不适用。俄国人和法国人依赖德国生活，不在乎负有“对德国人残忍”的名声，毫不隐讳他们是来捞一把的。这样一来，他们无需那么彻底地与德国人脱离接触，决意与之交往，而且处理得比较自然。相对地说，既然对他们所寄期望不大，因此从道德方面对他们的批评也就不多了。一个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外国政府在能赢得它所臣服的人民不只是消极的承认之前，必须首先显示出它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德国人正在警觉地观察着盟国在战争时期那样大张旗鼓宣传的优越性到底表现在哪里，他们急于要指出他们新主子的缺点和不足。此外，他们全神贯注于应付自己的困难，而不去注意世界形势；甚至那些人并不相信占领国是在有意让德国人挨饿，有意破坏德国工业好使他们自己摆脱竞争，也不认为有灵药可以医治他们的创伤。因此，尽管德国人有顺从的习惯，政府的113 权力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力所能及的范围。背着政府搞的那些勾当谁都不闻不问。这种缺乏道德权威的现象，因通讯联络方面的缺陷而增多了。结果在这个国家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出现，而且的确出现了。只要你有办法抛出高价，引人上钩，几乎什么东西都能搞得到手。而且差不多任何地方都能去成。按道理从这个占领区到那个占领区是禁止通行的，为了解决住房的难题，当局在1945年12月规定，德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在自己寓所外过宿三夜以上。实际上新建立的警察无法执行这些规定，而想违法的人总是能够找到门路溜过占领区边界的。
德国是一个人口大量流动的国家：难民东流西窜，寻觅较好的安身之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复员军人，四处奔波，追踪可能重新团聚的线索；父母寻找丢失的儿女；有时是孩子寻找双亲；罪犯和黑市投机分子流窜谋利；城里人下乡投亲访友，好带回一包食物；前纳粹分子迁地移居，好隐姓埋名；制造商出外收购原粹和修理坏机器的配件；男男女女都在寻找工作；主要是与占领军打交道。不论走到哪里，你都碰得到这一类的大批人流，不是拥挤在一部部卡车上，就是拥挤在一辆辆靠煤气发动的、显然山埃米特或希思·鲁宾逊设计的老式大车里。他们在大路上艰苦跋涉，他们涌向火车，把一节节车厢挤得水泄不通，剩下的人就吊在车顶上、缓冲器上和踏脚板上。虽然毫无疑问会出现大量的贪婪、残暴和虚伪，但也发生了数不清的悲惨事件。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祖传的遗产丧失殆尽，毕生的积蓄荡然无存，精心挑选的收藏损失一空。一个人很容易把自己裹在住着占领军的魔毯里面，忘记周围的人们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生存，偶然间一件平凡的事情使他一惊而醒，突然意识到住得如此拥挤不堪，享受不到一点清静，有一顿没一顿，老是吃那几样东西，除了皮箱里那几件换洗衣服之外，一无所有，淋湿了无法烘干，冷了无法保暖，过这种日子真的不是个滋味。
按官方统计资料，英占区的平均居住面积是每个人六点二平方米左右——当然，这一平均面积并不是分配得均匀划一的。在其他占领区内，平均面积还要大一点。但是，这种索然无味的统计，即使象人们所说的，在114 杜塞尔多夫有二千七百人没有固定住所，有一万三千人住在防空洞和破房子的地窖里，也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一个个具体事例中，这种统计数字可能意味着什么：
七个人住在这间〔屋〕里——父母和五个孩子。……垫在他们铺板上的麻袋里没有刨花，其他的家具是三只凳子和一个小桌子……地面是粗糙的混凝土……
与其说是恶臭，倒不如说是因为密不通风，不断呼气，凝聚成那种扑鼻难闻的气味。……
我们走下长长的两段踏级，踏进下面两个可怕的房间。当然，没有天然光线，也没有通风设备。这地方最近被水淹没了四个星期，里面住着两个妇人和五个孩子。……
〔一个钢骨水泥掩蔽体里有〕一套同样大小密不通风的地下室，每间约七十平方英尺。其中一间住着一个四十五岁的母亲，一个二十岁的儿子和一个十一岁的儿子，还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只放两张窄床——再不能放更多的东西了——两个人同睡一张床，抵足而眠。
〔俄国占领区里的一个难民营〕不妨请你想象一下，一个大房间里，铺着一点儿稻草，我们就睡在上面——中间有一个湿淋淋的臭气熏人的“宝座”，总是有人占据着。每天喝一碗清汤，八天吃一只小面包，一丁点儿牛油。早晚都饿着肚皮。每天要拖出几具尸体，我也在等死，因为除此而外别无出路。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人人生疮长虱子，又痛又痒。没办法洗澡洗衣裳。残废和动弹不得的人躺在大小便里。没有暖气，又冷又饿，我们在这里等待死神光临。
毫无疑问，这些是最坏的事例，在别的世纪或其他大陆上，可能不会显得如此可怕。有人记述一个农民大约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我所要的东西终于都弄到手了，只差在牛棚里铺上地毯，给猪仔拴上珍珠项链。”有人直率地说，如果消费品的生产不能增加，英占区内的每个男子要等六年才能做一套衣服，每个妇女要等四年才能添一件上衣，这种讲法可能有点荒谬。但事实上这样言过其词，才能施加压力，好采取纠正措施。谈到在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一地，1946年11月间就有七十五万个儿童没有鞋穿，这种说法倒丝毫不错。在连续两个冬季无法向各家各户供煤的时候，市政当局在各处成立公共取115 暖室，这种事情倒不是仅仅发生在情况最坏的地方。1946年8 月《英占区评论》指出，即使不是不可能，要确知汉堡饥饿浮肿的人数是困难的，但据统计约有一万人。德国人可能感到非常难受，也可能主要是自作自受，然而他们确实有许多理由感到难受。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内产生了一场社会革命，虽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也可能不那么持久，但就其确实存在而言，则并不亚于俄国人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有些人，如农场主，敲诈勒索者和那些具有为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贤历的人，都平步青云，蒸蒸日上。工程师、歌剧演员和旅馆老板，有点儿象是二十世纪的贵族老爷，不管政局发生什么变化，肯定为人所需要。另外一些人则一落千丈，每况愈下，特别是那些年老有病者、靠积蓄过活者和职业军人。后者突然发现他们拿枪杆子的职业遭到咒骂，本人毫无前途。和这批人处于同样境遇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逃亡避难者，他们属于各种阶级，具有不同背景，突然间被连根拔起，投进了全然陌生、格格不入的环境。
也不仅仅是人在经历着沧桑。十二年的纳粹宣传已经教会了德国人不以表面价值对待所见所闻，即使他们知道某些盟国人士在对他们讲真话，但也很少认为那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情况。一周的报纸几分钟内便可浏览完毕，电台节目有限，新书难以到手。1946年4 月之前不可能与外界通信，这以后也仅限于互通短札。到1946年底才能从国外向德国邮寄书报。饥肠辘辘，无所事事，忧煎内腑。德国人对什么事都爱打听，听了马上就向左邻右舍传播。正如精神病患者常生幻觉一样，德国人处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很容易听信谣言。五花八门的谣言辗转相传。由于明显的理由，谣言中特别吸引人的主题是粮食、燃料和盟国间的争吵。谣传在雅尔塔订过一项秘密协定，要让德国人挨饿三年，过集中营式的生活，这可能只是对事实的加油添酱。人们可能听到这类的传闻，说一些拖网渔船在吕贝克被炸毁，使之不能捕鱼。人们116 也可能了解到，英国眷属接来德国晚于美国眷属，德国人从这一事实推断出英国在考虑进攻俄国。一种更为荒谬的捏造是说英国正把一切可以搞到手的粮食储存在本土，以防备另一次战争。最大胆的捏造是说黄油正从石勒苏益格运往英国。当英方当局予以驳斥时，谣言又起，还添枝加叶，说什么德国印刷工人接到了印上“英国黄油”字样的包装纸的订货单，因而使盗窃行为查不出来了。看来这的确是有意造谣。运用蛊惑性的口头宣传是众所周知的纳粹伎俩。但真正具有重大关系的倒是德国人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就是对所见所闻很容易从坏的方面去理解。他们如此轻信，对谣言就不善于处理，特别是在难以提供肯定性的反驳证据的时候。把一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请到码头去看起卸英国和美国运来的粮食，这种做法起了点作用，但尽管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一般的德国人还是无从了解国外提供的官方和私人援助的全部真相。企图通过大力辟谣把谣言扑灭于萌芽状态，十分可能促使谣言扩散，因为人们也可能说，“既然他们不厌其烦地辟谣，这个谣言准有点真实性。”在评价占领政策的时候，太容易飞短流长，讲起来好象当局是在对付通情达理的人民。任何这种臆断之谈比通常的谣言更没有道理。
在这以前，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四个国家的人民住在第五国人民根生土长的国度里并图通力合作的局面。虽然落后民族往往遭受外国统治，但这样的先例却绝无仪有，即几个文明的工业国竟然接管另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对傀儡政权发号施令）。1945—1947年的德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异乎寻常的。不论在哪里，突出的景象是盟国官兵成群，他们征用最好的住房，优先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试图引进他们熟悉的方式，想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想保证执行如何处理德国人的协定，想减轻痛苦，想尽量利用他们的机会——或者只是想在他们能够回国前在这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德国人则站在对立的一面，他们茫然若失，好奇多事，怀疑不信，谨慎地检验新的思想，暗下决心尽量不让别人摆布，默默地坚信那些教训他们的117 人不久就会灰心丧气互相争吵。双方面面相觑，各各怀着多种多样的渴望——值得赞美的、现实主义的、自私的或邪恶的渴望。逐渐在混乱之中开始出现一种明显的新的划分，出现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