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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对德国报刊所能享有的自由活动权作出了规定。这些报刊可以自由讨论德国的政治问题，评论占领国的政策，对外交事务进行如实的报道。禁止刊登下列四类文章：（1 ）助长散布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2 ）散布谣言，旨在分裂盟国或挑起德国人对任何占领国的敌意的文章。（3 ）矛头指向盟国对德国问题的会议或管制委员会的决定的批评文章。（4 ）呼吁德国人采取行动反对各自的占领区总司令所实施的民主化措施的文章。对英占区和美占区的报刊来说，上述情况大多已在许可证上作了规定，予以禁止，该项法令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建立任何机构来处理会方的控诉或进行惩罚，而没有这种机构就不可能期望有任何真正的改善。然而，即使有了这样一个孤零零的机构，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因为任何四方机构往往都会陷入僵局。互相攻击是一种根本冲突的征兆，而非孤立的事件。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当局公布了一项规定：任何报纸、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如果是来自那些没有缔结互相自由交换协定的占领区，一律不得在美占区出售。这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形势，因为俄国人禁止西部占领区或西柏林的报刊在其占领区内发行，却把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材料寄往西部。美国人提议同俄国人缔结上述协定而219 未得到响应，此后不久，他们就禁止俄占区和柏林俄管区的材料入口。英国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第二节 广播
俄国人在占领柏林时控制了该市的广播电台设施，而且不多久就弄到了一班德国职工在他们监督下播送节目。但是，这些播音室位于市内划归英国管辖的区域内，发射机位于划归法国管辖的区域内，而相互连接的电缆据说要经过位于美管区的一个转换站。尽管如此，当其他盟国进驻柏林时，俄国人没有表示要放弃控制的任何迹象；他们自我辩护说，他们没有其他合适的发射机能对他们整个占领区进行广播。英国军事当局因不愿在一个尴尬的时刻甘冒发生一场冲突的风险而予以默认了。在1948年之前，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去大胆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英管区对于站在播音室门口的俄国警卫人员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位于三处的设备再加上俄国对广播节目的控制，引起了一个笑话，说柏林电台已经是四国联营的了。
在德国投降之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曾订出计划，打算使用这部德国长波发射机作为四国向全德广播的电台。在一段时期内，美国人还在继续渴望实现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计划，好象不愿承认这个似有可能的天地从来只不过是个梦境罢了。试想一个组织机构有时尚不能就其管制委员会本身的僵局同意在半途就予以宣布，怎么可能期望它就定期发布新闻公报的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呢？而且，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让各个盟国轮流管理，每次管上一小时或一天，然后再交给下一个盟国，要是这么办，那会给德国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在发射机这个问题上俄国人是掌握着解决问题的钥匙的，但是他们丝毫无意于同任何人分管。
1946年2 月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电台（RIAS，美管区广播电台），进行有线广播；由于效果不佳，第二年秋天便用一部低功率发射机来代替有线广播。1946年8 月英国人也在柏林装置了一部低功率发射机，220 转播通过陆上通讯线从汉堡传来的节目。两个电台都未征求俄国人的同意。但是，尽管英国的陆上通讯线要经过俄占区，俄国人却从未试图认真加以干涉（这和约束英国人不去占领俄国播音室，差不多出于同样的原因）。
美国人在其占领区忠实贯彻他们鼓励联邦制度的原则，为三个州中的每一个州都建立了独立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纽伦堡都没有发射机。为了有可能进行发射，这些发射机使用了一个或两个在战争期间“解放出来”的频率。最初这些电台使用的是临时凑集起来的设备并且大部分由美国人员操作。虽然训练德国人员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但在几年之后美国人才放弃控制。尽管不反对广播广告，也无意于采用商业广告电台的形式。
英占区在这方面的政策受到下列情况的支配，就是只能选用两个波长：三三二米和二二五点六米，后一个波长还是“合用”的（就是说，欧洲其他地方有一个电台也用这个波长，因而只能使用低功率）。因此，不可能播送两套收听范围都很广泛的广播节目；但如果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向该占领区的一半地方播音，那么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就显得太弱了。无法照顾到其余的所有地方。汉堡播音室及其附近很强的发射机实际上是完整地被占领的，而科隆播音室和朗根贝格的发射机却遭到严重破坏，尽管还能修复。根据这种情况，西北德国广播电台（NWDR）把总部设在汉堡，播送单套广播节目。汉堡发射机与朗根贝格发射机同时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和一百千瓦的功率播送，而弗伦斯堡、汉诺威和柏林的低功率发射机都用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播送。这种解决办法遭到了批评，其理由是这种办法过于把占领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了，莱茵地区的某些人则吵嚷着要求播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广播节目（而不是各地选送的共同节目）。另一方面，这种办法却能使为数有限的合格的工作人员最充分地发挥作用。由于得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慷慨支援，广播电台才有可能聘到一批既精于广播业务又能讲流利德语的英国管理官员（报刊方面却未能聘到类似人员）；尤其是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中心技术部应深深感激那些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当时成立了221 一个德国工作人员的班子并精心加以培训，以便于该系统迅速发展；到1946年底，已经在酝酿着把控制权交还德国人的形式问题了。一方面，由于缺少波长（如果不缺少其他什么的话），不可能考虑播送商业广告节目的电台；另一方面，为了将来，人们认为重要的是提供尽可能多的防范措施，防止政府利用这个系统作政治宣传（这种情况甚至在1933年之前在德国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关于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章程问题，曾同占领区咨询委员会的有关委员会、各政党的领导人、教育家、教会人士、工会干部、报纸编辑以及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和演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在讨论的各个阶段，总要征求布雷多博士的意见，而他也直抒己见。布雷多博士是德国广播界的里思，在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辞去了职务。
1947—1948年间提出的解决办法，虽然是作为军政府的一项法令来颁布的，但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而是英国人和德国人经验的结晶。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成立一个理事会，根据章程规定，其成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当选，而不能以任何政党或团体的代表名义当选。要找到没有公开参与政党活动的知名人士，在德国比在英国要困难些；就是有意放过机会不发表个人观点的人，也不多见。因此，委任理事的方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如果让州政府去委任的话，章程中又没有任何条款能够排除把政党支持者塞进该理事会的可能性。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把进选任务交给一个评议机构，其成员是根据职权来选出的，不仅包括各州总理而且包括文化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首脑。当然，如果政治上的党派偏见本来就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而一个组织又是属于这个社会的，那就是再别出心裁，最终也无法把政治排除于这个组织之外。有人可以这样说，在那种形势下，本来可以放得明智一些，承认不可避免的现实，规定各党派有适当比例的代表，不是另搞一个机构，而这个机构却很可能更容易受到政治弊病的侵蚀，因为它对这类弊端出现的可能性总是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当时认为重要的是向德国人反复灌输党派之争要适可而止的思想，而且似乎有意识地要使之形成制度，以便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作用。有趣的是，当美国人也在适当的时候着手移交时，他们采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解决办法。看来西北德国广播电台已在德国树立了相当高的威信，这部分地是由于从很早开222 始就允许它有评论自由，这种自由常常使美国人震惊，并引起法国人和俄国人的抗议。西北德国广播电台后来常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温床，正如它当初被说成是纳粹主义的温床一样，这一事实表明它相当成功地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它在预示政治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姑且不论）。在移交给德国人管理的后期，英国管制官员担任德国理事会下的第一任总经理。这种情况为任何别的占领区所未有。
本来的意图是，为了适应西北德国广播电台交还德国人这一情况的变化，应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德广播来向德国人宣传英国的观点。由于对德广播节目无法使全英占区都听得到，1946年便作出安排，让它使用东弗里斯兰的诺尔登发射机，这个发射机原来是为纳粹对外广播而建造的，后来为英军广播网所使用。美国也采用类似的办法，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但是经验表明，各地听众都愿意收听最近最强的电台，除非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个电台的可靠性。总的说来，四德各广播电台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听众的信任。
第三节 书籍
德国是一个传统的书籍之国。但当占领开始时，德国却是书籍奇缺。许多书籍已被纳粹销毁，其他许多书又不准进口。书店、图书馆以及私人的大量藏书均被炸毁殆尽。一个巨大的空白有待填补。但也存在着是否应该更加扩大这个空白的问题。对纳粹书刊怎么办？
英美之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初作出了一个决定，223 反对拟订禁书目录性质的东西或纵容任何形式的公众销毁。这种行动只会引起对受害者的同情和鼓励逃避查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使禁书全部销毁。另一方面，人们自然不肯让所有纳粹书刊都保存下来，等着去培育反动派。即使思想不能扑灭，但总可以使之易于或不易于传播。主张对反自由主义的书刊不作任何取缔，肯定是自由主义过了些头。因此早期所采取的政策是禁止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纳粹书刊（至于哪些是纳粹书刊，未作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另一方面又未作法律规定，而是鼓励德国人自己去做选择和销毁的工作。
这项政策在1946年5 月受到了冲击，当时内政管理局凭着它对非纳粹化的职责，注意到缺少法律规定，于是根据俄国人的倡议拟定了一项法令来加以补救，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了这项法令。该法令责成市长、地方当局、书商、图书管理员、中小学校长，甚至私人收藏者在两个月内向占领当局交出“一切含有纳粹宣传内容的书籍、小册子、杂志、报纸合订本、纪念册、手稿、文件、地图、计划、歌曲集、电影片、幻灯片（包括旨在给各种年龄的儿童阅读的任何东西）”，以便销毁。但英国当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执行这项法令（这种结论毫无疑问在俄国人看来证实了他们的最坏的猜疑）。实际上所做的工作只是稍微强化原先的政策，派新闻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