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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宪章实际上等于说：不要纳粹，不要武装，但在其他方面可以进行合作。这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的最高一级不容许德国人平起平坐，只要情况是如此，就不容许提出相反的借口。如果在那一级以下存在着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就应当是诚挚的，应当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加拖延，不节外生枝地促其实现。……在基本原则上目标坚定，并且有能力在难以预料的情况下促其实现，这比费尽心机起草特殊的防范措施要有效得多。
公平地说，这种赞成妥协的观点是英国大多数人当中有代表性的意见。普通的英国人相信同德国人打交道应当立场坚定；他们倾向于接受范西塔特的论点，即德国人只懂得实力。但是主张报复的人极少，同德国人当中广泛流行的想法相反，在英国公众舆论中把一个贸易上的对手予以消灭的想法几乎不占地位；说实在话，在前面提到过的查塔姆大厦研究小组的报告中就包括这样的内容：如果采取严惩的政策，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是“失去与德国的贸易，因为按照假定的条件德国已贫困不堪”。主张采取这种温和政策并非出于什么特殊的德行；除了可以说这里有天生的厚道以外，它是以经验所证实的一种信念为依据的，就是说采取极端措施则徒劳无益。1945年的一代英国人决心不再重复他们父辈所犯过的错误。J ·M ·凯恩斯（后为勋爵）所著《和平的经济后果》和摩根准将所著《军备的末日审判》两书的论点已深入人心，尽管他们的结论有些出入。德国必须彻底解除武装，而这个任务是不能放心地交给德国人自己去完成的，这包括毁灭军火工厂。对罪行负责的人们必须予以惩处，对受害者个人的损失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予以补偿。但是企图讣德国付出大量的现金赔偿是毫无意义的，虽然也许可以找到某种办法让德国在弥补它所造成的损失方面助一臂之力。除了上述有限的措施以外，试图让德国受苦受难，势必要反过来给世界上其余各国带来不利的影响。持下述观点的不乏其人：如果采取加强德国各州政府权力而削弱中央政府权力的措施，德国对和平的威胁就会小得多，但不能忽视强行实施这一变30革的种种困难。从长远观点来看，唯一的出路看来在于使德同人自己改变心肠。实现这个目标肯定有困难，也许根本不可能，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去尝试。
1942年成立了以威廉·马尔金爵士（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为首的部际委员会，研讨赔偿和“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安全”一词指的是剥夺德国进行现代战争所必要的资源。他们设想了一个让德国支付现金赔偿的方案，从战争结束若干年后开始实施，以防止德国从免去国防费用开支的措施中得到好处。但是他们基本上赞同德国用物资赔偿，而且对可以从德国取得物资赔偿的数量也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另外还成立了由一批官员组成的经济和工业规划委员会，负责广泛地考虑战后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德国钢铁生产的适宜水平问题。对于这些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政府的大臣们都不屑一顾，但是到1943年夏，政府授命副首相C ·R ·艾德礼负责考虑对投降后的德国需要作出的各种安排。全面占领德国的想法恐怕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的；毫无疑问，这个想法从摩根准将以及其他一些人所阐明的历史教训，即从德国人逃避执行凡尔赛条约关于解除武装的规定这一事实中得到启发，因而认为下一次盟国必须确保处于有力的地位，能强制执行其拟订的各项措施。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区，每个区由一个大国占领，提出这类建议的渊源肯定就在于此。英国外交部确实一度详细讨论过整个德国由各盟国共同占领的主张，这个主张在华盛顿也进行过讨论，但是军界的意见一致反对。理由相当明显，虽然其他方案的实际经验可能使共同占领回顾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在当时情况下采取共同占领的方法困难将是非常大的。由英美双方联合占领德国西部似乎更为可行，但是由于下列两方面理由而被排除在外了，一是害怕这样做似乎31是在“结伙”对付俄国人；二是美国人并不愿意把他们的手脚同英国人捆在一起。以艾德礼为首的委员会所草拟的方案得到了“批准”并发到华盛顿，这一方案以后在美国国务院负责起草呈交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审议的方案中有所体现；以后该方案又转送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但是他们认为不是“很急迫或现实到足以向战时内阁提出”。甚至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艾登对莫洛托夫说：德国问题虽然已由专门人员进行过研究，但英国战时内阁尚未进行过讨论。
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完全无视（也许是根本不知道）艾德礼提出的建议，并矢口否认斯大林的说法，即丘吉尔在原则上反对罗斯福关于分割德国的提议，却指出，德国被划分出来的各个部分如果不隶属于其他联合体，以后还会重新联合起来。“问题不仅在于分割德国，更重要的是，要使彼分割出来的地区获得生命力。……即使需要五十年才能实现，也是很大的收获。”在1944年10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丘吉尔的主张似乎更为单刀直入，他鼓励斯大林考虑下述方案：建立南德联邦（包括奥地利），单独成立莱茵国，对鲁尔、萨尔以及基尔运河区实行国际共管——这一方案同摩根索的方案如出一辙。
总之，丘吉尔同罗斯福都不喜欢“对一个我们尚未占领的国家拟订计划”。他在1944年末给艾登的信中说：无论是在这场斗争刚刚结束，或者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不可避免地紧接着要变得冷静的时候，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上那种百感交集的情绪，要想在小小的篇幅里都写出来，那是错误的。这股令人生畏的感情浪潮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而不随大流的人往往不仅会变得孤掌难鸣，而且毫无用处。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地得来的，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先走一两步而已。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到所有目前还潜伏着的事实和力量都显示出来。
这种观点，毫无疑问，使得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更富有吸引力，人们把这一政策描述为“不仅是对德国采取强硬32政策的公式，〔而且〕是规避讨论德国前途的公式”。往往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挫伤了希特勒集团内部反对派的情绪，使得德国在苏军到达欧洲心脏地区以前不可能上崩瓦解。丘古尔在回忆录中仅用十三行篇幅描述了1944年7 月20日的事件，由此可见，他对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但我们不要忘记以下四点。第一，在两次大战中间，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用来“博取同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这种夸张失实的说法，即盟国未能履行1918年的投降条件；1945年以后德国人一再企图让他们的征服者按海牙陆战公约承担明确义务，由此看来，他们一旦找到机会就会重蹈覆辙。第二，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德国人确信侵略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接受了一个德国新政府提出的投降条件，上述教训就会被遗忘殆尽，正如1918年发生的情况一样，因为今后世世代代的人会争辩说：要不是提出投降条件的人在国家背后戳了一刀，战败的命运是能够避免的。德军必须抵抗到底并在战场上忍受明显的失败。第三，即使反纳粹的反叛集团力量很强大，能够上台，对于那时盟国注定要坚持的条件，他们是否愿意稍加考虑，也是颇为可疑的。“我记得有好几次曾试图起草能使征服德国者息怒的媾和条件。写出来后，它们竞是如此骇人，而且事实上绝不能办到，以致把它们公布出来，只会刺激德国人抵抗得更厉害。”第四，任何政策，其要求如低于无条件投降，那就势必引起俄国人对盟国的怀疑，大大增加苏联同德国单独媾和的危险。如果斯大林按照他一度宣布的那个意图行动的话，即一旦把最后一名德国人驱逐出俄国领土，就停止进军，那么英美两国的任务将大为复杂化。这种障碍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因为据说斯大林一直赞同起草确切的投降条件。
如果说决心把拟定德国投降条件的工作推迟到最后一刻钟是一种明智的政策，那么听任感情用事，随意违背这个方针，就无意义了。要么对那些由专家们经过长期研究后草拟的方案加以仔细研究，要么对这个问题干脆回避。实际情况是这样，问题在最高一级谈谈停停地讨33论过几次，而且讨论时没有任何背景材料。具体地说，丘吉尔面对摩根索方案提不出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他方案。“最初我强烈地反对〔限制德国工业的主张〕。但是总统，还有摩根索先生——有好多事情我们都要问他——是那么坚持，最后我们就同意考虑。”当时艾登不在场（他一经得悉有关情况，立即赶到魁北克并激烈谴责该方案）。魁北克会议期间，丘吉尔的主要民事顾问恰巧是彻伟尔勋爵，据科德尔·赫尔说，他敦促丘吉尔同意，因为他为这样的前景所吸引，即按摩根索的办法去做，英国可以解决战后出口贸易的难题，这个问题在伦敦正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同时，总统最后作出让步，同意英国提出的以德国西北部作为英国占领区的要求。这一点同艾德礼委员会最初建议的，并为欧洲咨询委员会所支持的方案是一致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总统要求让美国掌握德国的海港以方便美方的交通运输。“英国的参谋人员认为原计划比较好，还看到如果要改变计划，将引起许多不便和混乱。”据说英国的海军急于要控制德国的海军基地和船坞。为了妥协，对原方案略加调整，把不来梅一地划出，交给美方管理，并同意美方有权使用从不来梅到南德的铁路。同罗斯福总统的处境一样，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期间讨论外交政策时，他的主要外事顾问也不在场。他告诉我们说，他没有时间仔细审查那个计划，并且说，他在回顾此事时，肯定不觉得他当真会受其约束。或许他也是“屈从于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吧。
盟国方面曾屡次试图把“无条件投降”政策降低调子，或者至少加以解释一下。根据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