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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减少，再加上粮食匮乏，在短期内使本国生产犹如涓涓细流。
不久生产就重新开始了，尽管存在着巨大困难，1946年的年产量，折合无烟煤计算，总数达一百二十六万公吨。但这个数字还只是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而数达二百万公吨左右的进口也不足以使总数相当于1937年消耗量的百分之六十。此外，进口大部分来自德国，一旦要求鲁尔供煤的竞争开始紧张起来时，它是否能维持，那是绝无把握的。
关于石油问题，尽管有不同的原因，其情况还是相当困难的。奥地利国内有相当多的资源。自1934年下奥地利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开采以来，国内原油产量到1937年增至三万吨。纳粹的开采办法虽不经济，但1944年终于把石油产量提高到一百十二万吨。1937年奥地利国内消耗量只有三十八万吨。据战后估计，正常情况下的产量每年可达六十六万吨，因而即使在这个水平上，除某些特种类型的石油外，也能满足奥地利国内的全部需要，而且还有很多剩余可供出口。不幸的是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位于苏占区内，这就使这些估计多半成为纸上谈兵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奥地利政府签订的协议有这样一种谅解，就是说四国都要提出足够的石油345 来维持奥地利的经济生活。1946年3 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建议会员国政府“凡在其他接受联总救济的国家驻有军队者，应指令其部队不要消耗当地生产的……燃料或其他正式列入联总计划之内的供应品”，当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计划中并不包括液体燃料或滑润油。而实际上，提供民用的交货是零星分散的，有时候只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工业生产，即使按1947年1 月共产党的《人民之声》的说法，当时的月产量已经达到了大约每年五十万吨的水平。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也许是奥地利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经济财产，但是甚至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奥地利政府签订协议时，它的控制权仍不在奥地利人手中，事实上自1938年德国并吞奥地利以来，它从未为奥地利人所掌握。1945年4 月苏联部队到达以后，新占领油田的这些外国人开始把大量的设备和供应物资当作战利品运走；后来他们突然改变政策，重新开工生产，随后又根据波茨坦协定的条款把油田划为“德国财产”而坚持油田的所有权。苏联军队守护着油田设备，产量大部分输往苏联。盟国委员会和奥地利政府几次三番提出抗议，都无效果。
另一方面，电力情况是令人鼓舞的。奥地利的巨大水力发电潜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步得到开发，纳粹又进一步予以扩大，即使其发展目的是为德国而不是为奥地利，但资源依然存在，实质上并无损坏，而且迅速投入生产，其水平大大超过战前。固体燃料奇缺，要求以电力代替，即使目前产量的增加还不足以满足战后的需要。尽管如此，但工厂至少是完整的，预期大有可能逐步满足全国需要，而且比较经济。
燃料与电力的缺乏再次增加了个人用户的困难。在1945—1946年的冬季，按维也纳的标准来说，还不算严寒，但是一连几周气温在零度以下，家里难以取暖，这对老年人和首都大批住在窗无玻璃的公寓或宿舍里的人来说，是特别困苦的。一到周未，凡是强壮的人都去维也纳森林或附近乡村搜寻能够找得到的燃料。老年妇人跟在盟国煤车后面希望从雪地上捡到几块煤的景象，到处可见。
（四）工业总情况
如前所述，提供粮食、燃料和其他形式效济的压倒一切的需要，不可避免地推迟了整个经济的恢复。然而，即使上述需要并不那么迫切，严重的障碍也早已存在了。姑不谈由于纳粹强迫奥地利经济与德国体制合而为一，许多经济部门都以非经济的形式出现，据战争结束时估计，这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大约百分之四十已被破坏。苏联以波茨但决议为借口进行了掠夺，其结果使上述比例在战争刚结束的阶段急速提高。此外，奥地利的整个对外贸易结构已经支离破碎。占领区的强制划分，意味着那些甚至能从国内得到原料的工业，也往往不能保证得到原料。基础工业大部分在西方国家占领区，而精加工的工业则大部分在东部。俄国人在战争结束时攫取的战利品，既是囊括一切，又是不加选择，从工厂整个工段的设备到牛羊、家具、私人所有的杂物用品，都兼收井取。伦纳政府对此毫无权力禁止。因此，工业恢复的活动首先必然只限于在西部占领区内进行，而由于缺乏任何全面掌握的权力来领导，就是在西部占领区内，也只能在州的基础上尽其所能而已。而况，各州之间的分离主义倾向导致了商业上的竞争。施蒂里亚缔结了一项以菱镁矿向法国交换磷酸盐的协定，并从鲁尔得到了煤。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一项协定，以按来换取玻璃的进口。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一种贸易趋势，即与占领国结成纽带——并不是通过有关军事当局的专门倡议（不管怎样，他们手里已充满了一般问题要处理，例如德国战俘、流亡难民、法律与秩序、非纳粹化等等），而仅仅是因为商人最容易能和他所在的占领区内的有关国家接触联系。至少有那么一个观察家认为，给奥地利安排占领区是“近乎精神错乱”，这种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一切困难，贸易和工业还是开始347 迅速地恢复活动了，即使规模狭小而又受到严格限制。奥地利如与德国或英国比，它的工业化水平较低，这意味着手工业工人和小规模企业在国家经济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纳粹统治结束后，民族主义勃然兴起，这就激励了要求恢复的意志。初步的恢复主要是从小工场、小商行中开始的，因为比起大企业来，它们的性质更适宜于采用临时应急的措施。与此同时，重建国家的意志也反映在产业工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上。他们虽然不能经营轻重工业工厂，但一俟原材料和燃料能够正常供应时，他们将会以同样的魄力和个人的首创精神，争分夺秒地从事恢复和再建工作。许多工厂在有限的规模年重新开始生产，到1946年1 月，矿山和基础工业的生产实际上己提高到相当于1937年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
应该再强调一下，工业恢复的这些开端，主要是奥地利人本身努力的成果，因为盟国的援助多半限于进口食品和燃料。1945年9 月，盟国对奥委员会成立，对占领区之间的货物流通放松了控制，对交通也随之作了某些改善。但是即使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于1946年5 月青手工作的时候，力量还是集中于救济方面，这是说到年底为止所分配的一亿一千七百三十万美元中只有一千一百五十万可以留作援助工业之用。然而矿山和基础工业保持着不断向上的趋势，1946年10月的产量达到1937年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三。另一方面，消费品工业的产量则落在后面，甚至到了1948年3 月，矿山和基础工业的产量实际上已超过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十一的时候，消费品工业的产量还只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六。此外，尽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农业进行了援助，1946年底的农业产量仍然只相当于1937年产量的一半左右。
1945年和1946年间，奥地利在恢复对外贸易方面发挥主动精神，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对外贸易数字几等于零。但自1945年8 月与匈牙利签订了第一个货物交换协定后，其他许多协定便相继签署，到年底总数达三十一项。然而这些协定并不348 是都能完全执行的，到订约时商业方面的进口与出口量还只分别达到1937年进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一和百分之三点二。就是在1946年经济恢复继续增进之时，这年年底的进口与出口也只达到1937年相应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和十三。
在外贸领域内恢复得这样缓慢，主要原因是苏联在1946年连续六个月坚持贸易协定不属于新管制协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中政治协定的范畴，而须得到四方的绝对同意。到这一年的12月，苏方成员让步，执行委员会才能授权奥地利政府不经盟国委员会事先同意可径自与德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签定贸易协定。
（五）货币改革
1945年和1946年间，奥地利人在货币改革问题上一点也没有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战争结束时，奥地利自然没有自己的货币，银行实际上都是空的，因为现金大多给俄国人拿去了，剩下的尽是不值一文的德国债券。唯一的货币是德国马克，不知其总数多少，在德国垮台后仍然不断流入奥地利，特别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流入。盟国都暂时发行各自的货币。因此最迫切需要采取的措施是收回德国马克，用国家货币来取代，并使流通量能有可以控制的平衡。
临时政府对这种局面自然非常了解——倒一点也不因为政府领导人和所有其他奥地利官员由于维也纳银行缺乏存款而只限于每月领取薪金一百五十德国马克。可是他们在苏占区内权力有限，不能采取有效行动。最迫切需要的立法一连多少星期还是草稿，搁在伦纳博士的办公室内；等待国际地位的明确和管理全国的一元化权力的建立。苏联当局从它们所攫取的财产中提出六亿马克一笔“存款”作为兑换的基础，但是直到1945年7 月3 日按中央银行过渡法重建奥地利国家银行和颁布银行支付法时才开始实行。这就使解放后一直关闭的奥地利银行得以复业。银行支付法规定存款总额中的百分之六十全部限制使用，百分之四十部分限制使用，但对受严格限制的临时需要则准予支付。奥地利政府为了鼓励个人把手头的一些款项存入银行，保证对这些存款不再限制使用。但是，这个立法仍只能部分生效，因为它只适用于苏占区，政府的权力仍局限于这个区域内。在这个国家的其余地区内，纸币流通仍是自由的。
1945年11月30日所采取的第一个主要步骤是通过奥地利先令法，要求一切公开发行的银行纸币，包括德国马克和军用先令，在12月1 日至23日期间向银行兑换新的奥地利先令，兑换率为一比一。现行的一切银行纸币，除十个德国马克以下的小额纸币外，全部停止流通，这些小额纸币留待以后处理。奥地利银行纸币的发行限于每人一百五十先令，其余部分以百分之六十列入限制使用帐户，百分之四十列入部分限制使用帐户。一种与此同时进行的业务活动，是对所有银行帐户以同样的比率将德国马克转为奥地利先令。最后一步是兑换小额纸币和硬辅币，于1946年2 月20日实行。
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总的货币流通量。下面的事实说明了工作的一般规模，1938年3 月7 日，奥地利国家银行的最后一周结帐单表明，总的货币流通量是八亿九千九百万先令；1946年2 月从银行和公众中收回的纸币总数是八十六亿五千九百八十万；同一日期按先令法在民间流通的货币略微超过十亿，加上向占领军发行的十五亿，总共约为二十五亿。兑换的结果自然是黑市价格和外国货币价格的暴跌。由于第一次在全国实施统一的货币制度，贸易大为促进。然而，也发生了一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