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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义务由法律规定，对个人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在父亲进入房中时，儿子不能直接跟入或离开，必须站在门旁边，得到父亲允许才能进入或离开。儿子在父亲去世后，必须守孝3年，期间不能喝酒吃肉。他必须停止手中的事务，即使是国家官员也必须在守孝期间引退，甚至刚登基的天子，3年内也不得亲政。在守孝期间，家中不得有婚嫁事宜。儿子对母亲的孝敬方式，与对父亲的相同。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就曾目睹已经68岁的清朝皇帝，每天还步行到其母后那里请安，行孝礼。儿子所具有的廉洁、忠孝等德行不属于自己，被看做是他父亲的德行。有一次，宰相请皇帝为自己父亲封谥号。皇帝颁发谕旨中提到的所有德行，都是儿子做的。这就是“父以子贵”的体现。与此相对应，子孙如果犯错，其家长就得负责。
《历史哲学》第二部分 第一篇 中国（2）
中国人重视生育后代，以便死后儿孙能按照礼节将其下葬，每年按时祭奠和扫墓。一个男子可娶数个妻子，但只有一人能做家庭主妇，凡是庶出子女都必须把父亲的正室看做生母。如果妻妾都没生儿子，那就可以领养他人的儿子，以接替香火，因为儿子每年必须祭扫祖坟。据说有位大臣皈依了基督教，不再按礼节祭祀他的祖先，受到亲戚们的指责。父子关系中的所有繁琐规定，也适用于兄弟之间的关系。
家族的这种关系结构，也是整个国家机构设置的结构。皇帝具有最高的权限，控制着整个国家，如同严父。所有臣民都必须崇敬他。皇帝严父般的关心和臣民的精神，构成了一个统一帝国。
天子要遵循古训来处理政事，指导全国的立法事务，因此天子没有行使个人意志的空间。每个皇子的教育，都遵循最严格的规章。他们要有纪律地生活，来强健体魄；从能说话时起，就专攻学术；他们的学业由皇帝亲自监督。皇子们每年都要考试一次，考试的结果要通告给全国百姓。中国也因此能产生最伟大、最优秀的领导人。中国只有皇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其余的百姓没有什么差别。只有皇族后裔与公卿后代才能享有一些特权，但这是因为地位不同。
第二件事是中国的行政管理。在中国，事实上所有人都是绝对平等的，一切差别都与行政级别的高低相联系。任何有才能的人，都能在政府中取得高位。中国所有的百姓都是没有自由的，因此政府形式是专制主义。皇帝发布政令，任命官吏来管理政事。这些官吏分文官与武官两类，文官品级高于武官。凡是要获得高级官职的人，都要参加三次考试。前两次考试成绩合格的，才能参加天子出席的第三次考试。这次考试合格者，被派到翰林院中。他们要了解历史、法律以及政府的组织与管理。官吏分为八品，天子左右的大臣是一品，各省总督是二品，依次递降。最有学识的人在翰林院中工作。其余各部的最高官吏都从翰林院中挑选。国家在政府各部门和全国各地都派有御史，其职责是监督政府事务和官员行为，并如实向天子报告。例如有一位御史向昏庸的君主进谏，却遭到谴责。他再度进谏时，知难免一死，便带着棺材去觐见皇帝，以便被杀后下葬。如果遇到饥荒、疾病、叛乱等事件，御史必须如实向皇帝禀报，并且可以随机处理，不必等待政府命令。帝国的行政、军事等所有事务，都有一个相应的官吏体系负责。
天子是中心，决定各种事务，国家与人民的福利都由他决定。所有行政机构都是按照成规来运转的。但皇帝必须充当那个积极、警醒、活泼的“灵魂”。如果皇帝不是拥有高尚的道德、勤劳的品质，那么所有都将废弛，政府将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因为除了天子的监督、审察外，不存在其他的合法权利或机关。官吏们的尽职尽责，不是出于荣誉心，而是因为外部命令和制裁。例如17世纪中叶，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因为个性懦弱，政府纲纪废弛，叛乱四起。叛军引满清入关时，他就自杀了，还在遗书中表达了对臣民的不满。
再看中国的法制。中国没有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的各阶层而制定的法律，一切都来自上级的命令与监督。所有合法关系都有律令规定。家族中长幼尊卑间的礼节，都由正式的法律确定。违反这些法律的，要受到严惩。
通常的刑罚是鞭打。中国人所受的刑罚，就像儿童受的教训，目的在于改过自新。儿女忤逆父母，弟弟不尊敬兄长，都要受到鞭打。如果儿子或弟弟理直气壮地告父亲或兄长施虐，那么他也要被鞭打一百下，流放3年；如果他不理直气壮，就要受绞刑。儿子向父亲动粗，要受炮烙之刑。有不贞洁行为的妇女，也会受到严惩。即使是最高级的官吏，如公卿、总督、皇帝宠臣，都可以受鞭打。
中国人将蓄意行为和无意行为同等看待。误杀他人者，也要受死刑。对蓄意与无意的不同理解和处理办法，引起中英两国间很多冲突。假如一艘英国军舰，认为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而采取自卫行动，杀死了一个中国人。中国政府也会按惯例要求处死那名杀人凶手。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会采取特殊的方法来报复自己的仇人。为了达到报复的目的，被害人不去暗杀仇人，因为杀人凶手全家都要被判处死刑，而他是自己伤害自己，以此来嫁祸给自己的仇人。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调查任何人自杀的原因。自杀者的仇人，就要被传唤去受审刑讯。这样就使责任与不负责任的情况如此糟糕，每个行动都不考虑道德因素。
《历史哲学》第二部分 第一篇 中国（3）
我们还须注意中国人法律关系中的所有权变更，以及与此相关的奴隶制。中国的土地收归国有后，田租收入的九分之一要交给皇帝。秦始皇创立了农奴制，他将战争掠得的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土地上的居民也就成了农奴。在他面前，所有人都是卑微的，因此这很容易使中国人自暴自弃，这种自暴自弃使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很败坏，他们以撒谎、欺诈著名，朋友间相互欺骗都是正常的。
我们现在讲中国宗教。中国宗教不是我们所说的宗教。我们所说的宗教，指“精神”回归自身之内，专门构想自己的主要性质、本质的“存在”。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从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中抽身出来，将自己从世俗权力下解放出来。中国就不是这样，宗教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个人没有独立性，在宗教上也是依赖的，依赖各种自然现象，其中，最崇高的是物质的上天。皇帝是万民的主宰，只有他是接近上天的。作为自然主宰的“天”，可以比做我们的“上帝”。但这种关系还在中国人思想之外，因为在中国，唯一的、单独的自我意识，就是皇帝。人与天的关系是，如果行善就可得福，如果作恶就会招灾。中国宗教含有人事影响天道的巫术成分，认为人的行为绝对地影响了事情的方式。如果皇帝仁厚行善，那么上天就会开恩，就一定会有丰收年成。与“天”的关系，经常与皇帝本人联系，皇帝又执行着“天”的各种职能。皇帝成为皇天与后土的当然立法者。中国人相信五行，五行中各有一位尊神，也各有一种颜色。凡是有皇帝的朝代，都依赖一位尊神，当前的尊神是黄色。各省、州、县，以及河流山川都有自己供奉的神。所有神灵都隶属于皇帝。如果哪一地区发生灾异，那里的神灵就会像官员一样被革职。神灵的庙宇数不胜数，里面住着不嫁娶的尼姑与和尚。百姓遇到灾祸，就要同他们商量。中国人选择房基或坟地时，都要请教阴阳家。《易经》对此规定了各种基本形式与范畴，被称为“命书”。中国人试图用巫术来解释偶发事件或现实，这表明他们没有精神性。
中国科学的形式，与缺乏真正的主观性相联系。科学在中国是很受重视的，政府还公开赞扬与提倡。翰林院中的翰林都是皇帝亲自考核的，住在宫中，担任秘书、国史编修、物理或地理学家等职。乾隆是近代因重视科学知识著名的皇帝，他本人的著作甚丰，还汇编刊印了历代要籍。
各种科学都得到尊重与提倡，但也缺少主观性和将科学作为理论研究的兴趣。这里没有自由、理想和精神的王国。所谓科学只是经验性的，以适应国家与个人需要的“实用”为主。中国文字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中国有“口头文字”与“书写文字”。“书写文字”以符号来表示观念。这得到了莱布尼茨的赞同。但实际情形与此相反。中国的语言与文字分离，因此文字不完善。他们的“口头文字”是由大量单音字组成的，这些字母常常包含不止一种意义。将意义区分清楚的唯一方法是，上下文联系、重读与发音。学习中国文字，须学习几千种符号。实际生活中必须的符号有9535个，加上最近创造的，有10516个。据计算，共有80000或90000个文字。
至于科学本身，对中国人来讲，历史只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非对事实的意见或理解。中国人也有哲学。他们承认的基本原则是“道”，即一种理性，道是天地之本、万物之源。老子的《道德经》最受人尊崇。道士是以研究这些著作为专业的，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提出含有神秘成分的观点。相比之下，我们更熟悉孔子的著作。孔子著作中有很多正确的道德箴言，但其思想表达往往用语重复和迂回，较难理解。中国以前在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上享有盛名，但现在落后很远了。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磁铁和印刷术，但他们不知道怎样利用。就印刷术来讲，他们依然把文字刻在木块上，然后印刷，不知有活版印刷。他们虽精通计算，但还不知道数学这门学科的最高形态。他们观测和记录了一些日食、月食，但还不能形成天文学这门科学。他们将欧洲的望远镜当做装饰品，而不知如何利用。中国人一个普遍的民族性是，模仿技术十分高明。这种模仿体现在日常生活与艺术上。中国人过于自大，不屑于向欧洲人学习，欧洲人被他们看做被迫远离家乡、出外谋生的乞丐。
上面叙述了中国人民族性的各个方面。它的显著特点是，属于“精神”的一切，都离他们很远。这包括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伦理、道德、情绪、宗教、科学和艺术。中国人将自己与人类看得十分卑微，只有驯服听命的意识。
《历史哲学》第二部分 第二篇 印度（1）
与中国一样，印度是既古老又近代的；它向来是静止、固定的，经历了完全封闭的发展。与中国不同，印度是狂想与敏感的地区。它在原则上的进步体现在：印度具有主观性和“绝对存在”的一般统一性，或“有限存在的理想主义”。但这只是想象方面的“理想主义”。这种想象从“有限存在”中取出了“原始”与“物质”，但将一切都变成了纯粹“想象”的东西。“上帝”是在恍惚的梦寐状态中，这也是无限“精神”的梦寐。
女性有种特殊的美，洁白的面孔上带着浅浅的红色。这是细致的红色，好像是发自精神内部的嘘气。这种美在印度世界中体现得最可爱。这是种无力的美，所有尖锐的矛盾都消失在其中，只呈现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