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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代。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一九三四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果了四年。长驻莫斯科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大量外流时，他没有象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前。
毛泽东出生并生长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这四十英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省城。韶山冲和中国大部分村子——样，是个家族性的村庄，村里两千居民大多都姓毛。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强壮的、尽力想发家致富的农民。在俄国人们称之为富农，是士些冷酷无情、野心勃勃、贪婪而爱财如命的人。他的祖父把家里的土地卖给了放债人，父亲又把这块地买了回来，并设法积攒了四英亩土地，每年产七吨稻米——在当时来说，他们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了。
毛的父亲下决心要让他的长子上学念书，部分是从自身利益考虑——他很快地发了家，从事粮食买卖和放债，自己却没有文化，极需要有个儿子能写会算，能记帐——同时他也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会声望。
毛泽东七岁上学。他从四岁开始就象所有农家孩子一样在地里干活。他上的是一所乡村和私塾。在五年的时间里，熟读了《论语》、《孟子》、《左传》 （左丘明为注释《春秋》而撰著的）。
许多年之后，毛对自己学过的四书五经又加以贬低。他对罗伯特·佩恩说：“我从八岁起就讨厌孔夫子。”但实际情况是，他把五经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到处引用孔孟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论点。在他的最后十年里，报上常常发表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贵宾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书房从上到下都堆满了中国线装古书。中国的古典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体现在他后来发展的复杂的个人哲学体系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古为今用”。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中国最好的教学机构之一——的课堂笔记，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把孔、孟的思想结合到自己的哲学中去的。孔子和孟子主张改变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中心的地位。
毛泽东在他的笔记（《讲堂录》）中抄录了孟子的话：“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毛在这段引语下面又加上北宋政治家范仲淹 （989——1052）的一句话：“三思而行”。
这些准则将贯穿在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中。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杰出的传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
他熟记《三国》和《水浒》中的许多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反复阅读这些稍加故事化了的中国史实。他多次对这些故事进行评论，并且在游击战争中参考这些故事用兵打仗。他的敌人挖苦他在井冈山和长征中是按照《水浒》中的办法来打仗的。他们说对了，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恭维。
他阅读了两千四百年以前有关中国军事战略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以及清朝末年曾国藩和胡林翼对之所作的评注。这两人密切共事，以曾——胡著称，正如后来毛泽东和朱德被称为朱——毛一样。
毛泽东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这是他对世界进行更广泛探索的坚实基础。他发现了十九世纪后期批判腐败的清帝国的改革派，特别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呼吁中国朝资本主义和现代西方制度发展。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他的父亲却要他专心学习算术和记帐，认为哲学探索毫无用处。
他的母亲对他早年有很大的影响。他崇拜她，一再表示对她爱戴。她是位勤劳、善良、有思想的妇女。她乐意帮助他人，有时把米饭给挨饿的农民吃——但她这样做总是避开冷酷的丈夫的。她是虚诚的佛教徒，在她的影响下，毛也信佛。母亲生病时，他就求神拜佛，保佑她恢复健康。十五岁时，他还到离韶山一百英里以外的衡山大庙去拜佛——衡山是中国古代五座圣山之一。象所有的拜佛者一样，他几步一拜，一直拜到衡山。
母亲于一九一九年去世时，毛还写了一篇悼词。
不久，毛便不再信佛了，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留下了深刻的佛教痕迹。李锐是一位学者，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后来被毛放逐，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他认为佛教使毛相信，社会变革必须先破后立。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讲堂录》里写道：“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和父亲争吵一番以后，才争取得升学的机会。他父亲一心要他在附近的湘潭为一家粮商干活，为以后一起经营不断兴旺的毛家家业作准备。此时，毛家已是个殷实人家，他与两位弟弟和堂妹都各有自己的房间，父母占用厢房，另有冬夏分用的厨房及一间宽敞的起居室。房子还有个侧厢，大概也是毛家的，由姓邹的亲戚居住着。现在任何一位参观者都能看出，这决不是贫苦农民的茅舍。屋外有一个很好的鱼塘，可以养鱼，养鹅和鸭，还有宽敞的粮仓。附近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房子了。
他在与父亲的争吵中获胜。一九一零年初，他进入东山高小，学习自然科学、英语和中国古典书籍。他从未掌握一门外语，但晚年还努力学习英语，想强记一些刺耳的音节。他表现了写作和演讲的巨大才能。学习中他交了两个朋友，即肖氏兄弟肖三和肖瑜。
毛泽东的眼界由于学习再次开阔起来。肖三借绘他一本书，叫作《世界英杰传》。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拿破仑、卢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鸿等人的故事。华盛顿使他着了迷。许多年以后，他还对埃德加·斯诺说：“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听说美国的，这篇文章叙述美国革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赢得了胜利，建立了国家‘。”他曾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象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如果说，那些年里他已开始考虑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此时。毛泽东又知道了中国改良运动的两位领导人。一八九四年日本打败中国以及一九零零年发生义和团运动以后，改良运动风起云涌。这两位改良运动的领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毛泽东发现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的影响已在下降了。湖南农村对外界的消息不很灵通。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绪死去两年之后，毛泽东才听说。
但是他前进的步伐正在加快。经过一段时期的阅读和思考之后，他来到长沙，恰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剪了长辫子，这是象征反抗旧制度的行为。他投身于动乱之中，写了一篇文章，暴露了他头脑里的混乱思想。他呼吁成立新政府，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有点象（美国）由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和乔治·麦戈文分别当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政府。接着，他借了一双胶鞋，打算匆匆赶往多雨的武昌去参加革命。在他启程之前，革命已发展到长沙，他便报名参加了新革命军（但这并不是太革命的军队）。
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校 （他曾考虑进警官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甚至教怎样制作肥皂的学校 ），后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 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卢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逻辑》，孟德斯鸿的《法意》，以及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阅读中国诗词和希腊古典文学的中译本，就象吃面条一样，狼吞虎咽地阅读各种书籍。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到十八、十九纪欧洲哲学，再到当代社会批判。许多欧洲作品都是中国的改良派严复翻译的。毛泽东阅读了他翻译的每一部著作。
毛泽东饱览了丰富的中、西方思想精华，于一九一三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作文大写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博学而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老”徐特立 （他后来同毛一起进行了长征 ）、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学——蔡和森、何叙衡、陈昌、罗学瓒和张昆弟，他们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但全部在革命中牺牲了。
李锐在研究了毛泽东那个时期的笔记（《讲堂录》）后，感到难以区别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和杨教授的思想，两人的思想似乎融为一体了。毛正开始把自己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种较为有条理的学说。他在佛雷德里克·泡尔生的《伦理原则》一书上批注的一万二千宇笔记就是明证。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后来，他把这一点发展成这样一条原理：“知识来源于实践。”
长沙师范学校大门的石头上刻着“实事求是”。这是“徐老”的手迹。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格言当作他政治哲学的基础。
他学习知识如饥似渴。过去他从未读过报纸。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报纸。现在，他对能弄到的每一份报纸，决不放过任何一页。
泡尔生是康德的信徒。于是他又开始发现了德国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学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学们的推崇，被他们誉为在品德、勇气和学识方面均属第一。有些教授认为，他过于标新立异，太爱挑剔，太喜欢打破常规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学，未来的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家里感叹道：“中国如何才能有一位象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伦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谁能象他那样清除人们的旧观念，发展新思想呢？”
他毕业时二十五岁。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辨，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的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他正在为领导这一变革作准备。
他努力使自己了解外部世界。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他知道冯·兴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罗·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