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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努力使自己了解外部世界。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他知道冯·兴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罗·威尔逊、克里孟梭和福熙等人的名字。他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情况的书刊，并以乔治·华盛顿作为自己的楷模。
但是，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前，他还没有阅读过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著作。他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这时“共产主义”一词尚未出现在他的任何笔记本中。他的朋友、老师或熟人后来也都回想不起他当时知道或听说过《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
但他已处于脱胎换骨的边缘。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到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一九一九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的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普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所信仰的东西。他同六十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强烈吸引。
毛泽东此时才二十五、六岁——和池四十岁坐担架长征时一样——他智力过人，知识渊博。这个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并不是胸无点墨的人，而是一个珠玑满腹，思想深透的人。
长征中，他的同事里没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特别是那些自称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国中层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而对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活则一无所知。他们生吞活剥地吸收了辩证法去为自己服务，而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训练列宁之后的政治机器人的。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于有头脑的中国青年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要的是把俄国及其利益放在首位的作为工具的人。
毛的智力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常识和中国落后农民的特点之大成，在悉心运用时，几乎是无往而不克的：不论他的目标是二十六岁的布尔什维克，是象朱德那样四十出头的将军，还是象林彪那样野心勃勃的青年。
“担架上的阴谋”所导致的结局，是不会使了解毛的为人的人感到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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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妇 女
毛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按规定夫妇不能在一起，而且这个规定很严格。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三十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四方面军就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二十三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但这有其特殊的原因。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渔民的女儿。一九二九年一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十七岁。朱德这时已四十三岁。朱的原妻伍若兰（一位革命妇女）已于一九二八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十五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
象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象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大约五十年后康克清女士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这话。”
一九八四年康克清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心十足的领导人。多年来，她一直是中国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她是演说家、决策人、政治家。她并没有象她在长征中所期望的那样一生从事军事工作，而是献身于重要的社会工作和政治工作。
她对长征的感受至今未变。
她说：“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另一名党的妇女领袖）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
“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象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她的同伴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毛见面，而这种休整在初期是极少的。他们可能比别的夫妇见面机会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幸存下来的措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一九三六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是，当时在陕北城镇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所谓封建观念，但红军仍有浓厚的清教徒色彩，干部战士未经正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获准才能结婚，但并非轻易能得到批准的。
很多年之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产生了离婚问题，党不得不进行审议，并对于是否允许离婚作出裁决。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百分之五十四的战士都在二十四岁以下。据傅连璋大夫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经历。危秀英是个黄花闺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记得当她和一位年青战士一起趟水过河时，引起了那位战士的惊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这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 ？”她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他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在这方面许多战士与他一样无知。
不仅是无知和规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
“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在苏区没有妓女。他们于是便努力为李德找个女性伴侣，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妇女很快就对他退避三舍，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肉体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 （中国人对李德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和供应比任何人都好。 ）李德的作法实在不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找到了一位年青的农妇名叫肖月华，当时她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胡现任党的总书记，当时在共青团机关工作。
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长征开始后、她象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这就引起了麻烦，不论是肖月华还是李德都不识事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来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
康克清五十年后说：“他们怎么能相处得好呢？他们怎么交流？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而她只会讲中国话。他们怎么办呢？叫伍修权给他们翻译吗？我不知道肖月华内心是怎么想的。但他们怎么共同生活呢 ？我想，作为李德的妻子，她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的。但他们却没有共同语言。
“然而她还是凑合着与她丈夫一起生活了。我们有一句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她说，“她是傅连璋大夫的勤务兵，没有多少本事。”丁玲说红军有责任使李德得到适当的照料。他需要女人，红军便给他提供了一个。她说：“他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孩子长得挺黑，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海伦·斯诺报道说，最后，肖月华提出要与李德离婚。这是个丑闻百出的过程。肖月华要求给她六百元的赡养费。离婚要求被批准了，但她是否得到了赡养费，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一九八三中去世。她死后，胡耀邦亲自过问，满足了她生前要求。
长征过来大多数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他有贴身警卫为他做饭缝补，也为她做饭。康克清没有当过家庭主妇。她的父亲是渔民，一贫如洗，家里把每一个出生的女婴送给另外一家贫苦农民——甚至是分文不取的白送。女孩子便成为仆人、雇农或守着锅灶的家奴。康克清生下后刚满月便送了人，她奴隶般地生活，直到十五岁才逃出去参加了红军。朱德的身世也一样，他家有五名婴儿都因养活不起而被溺死。他自己被送给一家没有后嗣的亲戚，并进了一个地主子弟学校读书。他如是个女孩子，一出生就会被溺死。也许正因为朱德和康克清有过共同的遭遇，才使他们这样情投意合。康在与朱德结婚前一直是个普通战士。当时她本应做政治工作，长征前夕，她正好在一个拥有八百名战士的营里，营长在一次进攻中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