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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邓小平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中央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他陷入了困境。该县正在搞“肃反”运动，这是定期在秘密革命运动中搞的清洗运动之一。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
一九二六年，南昌的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成立了一个亲国民党的组织，叫做AB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AB团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许多年青的中国爱国分子都曾加入过AB团。
一九三零年，当许多中国青年从苏联回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党的保卫人员就要他们交代过去曾参加过的组织。不少人说他们曾参加过AB团。一系列的主观推断和无端猜疑使得保卫人员相信AB团就是国民党企图渗入共产党队伍的特务组织，“AB”二字代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缩略语。这一危险的胡诌尚未全面传播开来，便发生了三四千名AB团嫌疑分子被逮捕，许多人被枪决的所谓富田事件。
由于国民党造谣说它有地下组织（实际并不存在），更增加了人们对AB团的恐惧感。党的保卫人员采取逼供手段，使数百人无中生有地“坦白”自己是AB团的成员。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坐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
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他下令对所有被关押的人进行详细的审查。大部分人恢复了原职。如果发现他们滥用职权或犯了错误，则予以撤职。周恩来在一两个月后抵达苏区时，也支持采用同样的办法。在制止这种疯狂行动的过程中，邓小平得到了谢唯俊和瑞金其他党的干部的协助。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杀人的现象停止了。
那些被捕者被称为“隐藏在党内的故人”。所有这一切同二十多年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统治时期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成了一个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与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样，他最终制止了歇斯底里的发作，释放了无辜的人。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时间不太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临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瑞金成为其“红色首都”。几个月之后——邓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他被调离瑞金，去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会昌县委书记，紧接着又兼任寻乌和安远县委的书记。这听起来相当不错，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二个县都是不久前才获得部分解放的新区。当时红军并没有占领这二个县的县城。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冬，邓小平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众所周知，他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此时，博古及其反毛派开始接管中央苏区，发起剥夺毛的剩余权力的运动。
邓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他担任三个县委书记之职约半年之久。尽管邓告诫他的同事们对于编写和研究历史必须精确，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他厌恶以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
那时的反毛运动是由党内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写的。“布尔什维克”们不敢公开攻击毛，而是采用中国政治中指桑骂槐的方法批评福建省委书记、毛的坚定支持者罗明。文章没有提及邓小平，但是谁都知道，邓与罗明的观点相同，并且都拥护毛泽东。
罗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职务。邓小平被调至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长。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邓的运动便公开了。洛甫公开点名，首先指责邓小平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被点名的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帮助邓反对清除AB团歇斯底里运动的谢唯俊和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职务。红军开始长征时，其中毛、古两人被留下来，而且都丧了命。
此时，邓被送到了红军的总政治部接受“批斗”。有关这次“批斗”的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斗争绝不是温良恭谦让的。用暴力伤害肉体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斗的人被关押起来，显然，邓也不例外。五月六日党中央局杂志《斗争》上发表罗迈 （李维汉 ）的一篇文章，文章号召对邓和“罗明路线”的其他追随者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罗迈是党的组织局书记。他激烈要求对邓进行处分。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这是否促使罗迈对邓采取严厉的态度，无法证明。阿金是广东人，人们记得她是一位颇具天资的女人。和邓一样，她在瑞金时是党的一位书记，而且据说有点个人主义。阿金和罗迈一起完成了长征，但他们在延安离了婚。
邓小平被指责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因为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分给穷人，而不去触动中农。他还认为应当在各县保留地方武装力量，而不应当象“布尔什维克们”所坚持的那样，把所有的武装都统一到中央指挥之下。他还支持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
邓小平在被批斗时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他低估了“进攻路线”，但指控他的人对此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说：“我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说罢，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了。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陆定一是苏区宣传部长。“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曾把他打成重伤。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红军撤出苏区时，唐义贞被迫留在苏区。她的丈夫走完了长征，并幸存下来了。
邓小平在被“批斗”期间的表现同他在以后年代中的表现是一致的。他愿意承认错误，但当他相信自己正确时，他就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在这一点上毫不动摇。
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大约有六七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杨尚昆将军说：“他被送到基层去了。”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最准确的一种说法是，他被派到离瑞金很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了。但似乎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巡视了些什么。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那是个很低的职位。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很短，可能不超过十天。那是个游击区，用军史研究员阎景堂的话来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在这片无人地带周旋，打得“难分难解”。瑞金有些人担心“会出事”，所以又把他调了回来。
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受伤的王稼样。他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有两三个月时间，后来据说他主动请求解除了这个职务，成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员。另一种说法是，根据邓自己的请求：担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编辑。但是，李一氓指出，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所以在总政治部邓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军。李一氓后来又纠正自己的说法，说他们每人分到一匹马，实际上是骑马行军。
不论情况如何，在遵义会议，或在此之前不久，这些都发生了变化。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的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不过，据他回忆，在遵义会议前不久召开的黎平会议期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或按照刘英的说法，他担任“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
这个职务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实上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
邓出席邀义会议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成为历史研究的问题。邓自己记得是出席了会议，杨尚昆将军亲自进行过一次调查。杨出席了会议，但记不得邓是否也在场。七十年代初，杨曾问过周恩来总理。周说邓确实在场。后来，杨回忆起他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不是为了《红星报》，就是因为他是秘书长才记笔记的。不管多么重要，这些笔记也象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样都丢失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就在红军翻过雪山之后，毛命令后方机关所有人员都必须在前线担任军事职务。邓小平去第一军团领导政治宣传工作，身材矮小的刘英接任秘书长，一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为止。红军到达陕北时，邓患了某种伤寒病，病得很厉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工作。
没有一个人象毛泽东那样使邓小平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毛有一次发脾气说，每次他讲话，邓就故意坐在屋里很远的地方；邓耳聋，反正也听不到毛在说什么。可是在一九七三年，当周恩来身染重病时，他把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解脱出来，并热情地称他为“棉里藏针”，意思是邓柔中有刚。毛还说，邓“行方思圆”。
红军从遵义出发时，邓已不在部队的下层了。他有了自己的马，而且从毛那里接受了新的任务。但是，随着邓的时来运转，另外一个人却倒霉了。红军向西北方向开辟新的路线时，骑在马背上的高高的李德已从红军最高指挥部里消失了。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就要求并被批准参加了林彪的第一军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战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这又招致了中国人的一阵臭骂，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当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并再次短暂停留时，翻译伍修权来看望过李德。伍被任命为第三军团副参谋长，上了前线。李德坐在桌旁，不慌不忙地砸核桃吃。伍坐下来，也开始砸核桃。李德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军事关系，和砸核桃毫不相干。
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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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摆脱危局
队伍出了遵义向北进发。这是自从长征开始以来，红军第一次踏上一条真正的公路，毛泽东也是第一次骑着高头白马走在队伍的前头（ 该马已制成标本现陈列在延安博物馆内 ）。他的老战友朱德和新战友洛甫也骑着马，分别在他的右手和左手与他并肩而行。疲惫不堪的部队进入桐梓时受到两千名群众的热情欢迎，景象十分壮观。桐梓是两周前由林彪的一军团攻克的。
在桐梓，红军开进了一个神秘的王国——仙女洞和天门洞。那是一片充满传奇故事的土地，一片富有诗意 和历史传统的土地。地下是巨大的石灰岩溶洞，深邃的洞身，岔道横生，还没有人进去探过路。有人说，天门洞是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溶洞，它的主洞可以容纳几万人。
桐梓城不大，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