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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罗明路线”过程中同邓小平一起受到打击的两个人——毛泽覃和古柏，都留在苏区，也都牺牲在游击区。随中央局一起来到中央苏区的中央局秘书长顾作霖，已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在瑞金病逝。
死者和失踪者的名单连绵不断，永无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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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死里逃生
油山的战斗打个没完，陈毅和政委项英在战斗中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白天藏进密林深处。他们几乎成了受人追捕的野兽，因而也锻炼出一种只有野兽才有的警觉。稍有不慎，一个脚印，一缕炊烟或砍树发出的声音都会使他们暴露。他们两人从未在一处过夜。黄昏之后和黎明之前，他们经常要数次转移住地。
他们的斗争是在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离去的红军是否还存在，长征是否已经结束，不知道红军是否打了胜仗。他们没有电台附近也没有邮局，搞不到国民党的报纸常常一连几个月看不到报刊。贫困的山民目不识丁，根本不了解山外的情况，很少有人关心世事。
在远方长征的那些陈毅的同志们，听不到任何有关留在苏区的同志们的消息。既得不到他们的口信，也见不到他们的信使。除了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情况报界公开渲染外，其他什么消息也没有。而且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死讯还是几个月后才慢慢传过来的，是真是假，当时也无法核实。因为国民党也曾多次谎报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死讯。
长征结束很久后，这里对情况仍然不明，当时红军已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安顿下来，埃德加·斯诺也已设法进入红区采访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夏，斯诺曾向毛和周恩来询问过留在苏区的人的稍息，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五年初收到的。他不知道这些人是死是活。
陈毅是位有文化教养的人，他和许多革命者一样老家在四川，父亲是乐至的地方官。他在成都上过学，并在当地的基督教男青年会里学会了打篮球。这个青年会当时的负责人就是谢伟思的父亲。陈毅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如果是现在，他绝对不可能当上篮球队员。
一九四四年他在延安对谢伟思说：“别人会告诉你，他们都是贫苦农民或无产阶级出身，而我不是，我是资产阶级出身。”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回国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并不矛盾），在武汉军事学校任助理政治教官。他参加了共产党在南昌、并冈山和赣南的全部或几乎全部军事行动。在红军这支队伍里，许多将军会写诗，有些写得不错，有些写得一般，陈毅是其中最好的一位，仅次于毛或同毛一样出色。他从未写过回忆录，但他用诗描写了自己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同许多建党初期入党的人一样，陈毅坦率而奔放，甚至在他生命的晚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可怕的年月里，他也未能学会管住自己的舌头。
在阴沉沉的油山浓雾中，对红军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刘建华回忆道：“我们有六百人，他们有四万人。当时生存高于一切。我们没有帐篷，想搭个竹棚，又怕砍竹子发出响声。于是就用杉树皮，但树皮用的太多，敌人也会发现这些剥了皮的树。我们只好割草盖屋，可是草只长在森林的边缘，去那里割草太危险。当时我们不得不住在密林深处。最后我们设法让农民替我们在村里买布，做成布帐篷，上面再苫上油布。”
陈丕显回忆说：“搭棚子最好用杉树皮。有些地方能找到采蘑菇的人搭的窝棚，我们就用树枝把它们伪装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露宿过夜，睡在树下或草上。有时也支个布帐篷，但是没有床，甚至连块板都没有。
有一次几个战士为了避雨躲进一个山洞里。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竟是个老虎洞。老虎已在黎明时跑开。这几个战士始终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他们还是老虎先找到这个洞。
白天，山的边沿地区是国民党的天下，—到晚上就成了游击队出没的地方。陈毅和他的部下常趁着夜色离开隐蔽地点，来到村子里，补充给养，侦察地形，偶尔还打个伏击。消灭几个麻痹大意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甚至在村子里召开会议。游击队分组下山活动，每组人数从不超过三至五人。正是在这些日子里，陈毅写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著名诗句。
一九三八年八月，项英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一套棉布军装他穿了两年。晚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游击队的战士甚至能像野兽那样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即使像从落叶上走过发出的沙缮声和小树枝被折断这样细小的声音，他们也能听出来。他们还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过。
粮食是个大问题。山上能吃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向村民买。在这方面，可以说，地主救了游击队。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给游击队送钱，有时还给大米，以换得平安。游击队警告地主，不把钱和粮拿出来，就别想保住房子、庄稼和家小。游击队在夜里进村取粮，有时也由村民直接送上山。遇到国民党巡逻队在山上搜查，农民就把米袋放在山坡上，留待游击队自取。地主很少向国民党透露游击队的消息。他们知道，一旦游击队发现他们告密，他们不是死便得逃。
地主甚至为游击队买枪支弹药。数量虽然不多，但当时每支枪都非常宝贵。游击队能缴获武器的机会不多。当然，地主的枪是从国民党那里买来的。
女游击队员负责搜集情报。她们打扮成老百姓，出入村子比男队员更方便。每隔六或七英里就设一个联络站，传递情报。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李乐天司令员的妻子就是在村子里被一名国民党巡逻兵抓走的。她躲在农民的草棚里，敌人还是发现了她，把她枪毙了。当时红军面临的教人不仅仅是国民党，还有内部的叛徒。
黄长娇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用黄长娇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时，她在瑞金做党的工作。她奉命参加了长征，和贺子珍一起在后卫梯队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贺是毛泽东的夫人，也是黄的朋友。
部队出发后，先向南行，在会昌附近渡过于都河，然后向安远和广东省界进发。途中，部队停下来进行了改组。黄此时已有身孕，上级决定让她和其他五位妇女留下。她们纷纷表示抗议，但上级命令她们留在苏区，进行“地下斗争”，她们只得服从、到底是谁决定把她们留下，动机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可以肯定，这些妇女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这些人中有黄长娇，有古柏的夫人（也已怀孕），还有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
上级决定把她们送到闽西，黄由于怀孕，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有一天跑了。最后，她们翻山越岭向东定去，一路上要躲避国民党的巡逻兵。到达福建长汀的水口时计划又变了。有人决定要她们返回瑞金附近的山区。古柏的夫人刚生了个男孩，她只好把孩子留给一户农民，和其他妇女一起上路。
黄回到瑞金县，成为山区一个地下小组的组长。这时，当地一位党的书记要她装成农妇下山生活。她表示反对，但这位领导人坚持要她服从。黄说她既不会说当地的方言，又不识字，敌人会很快发现她。但他仍然固执己见。根据党的规定，黄离开时应发给二百斤大米和二十块银元，但他只给了她大米，把二十块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几天之后，这位书记投降了国民党。
黄独自住在焦火山一带的密林里，饥肠辘辘，走投无路。她的分娩期快到了，于是她下山躲进一座小窝绷里。当晚意外地来了一支游击队。原来这棚子是游击队的联络站。这支游击队有十八九个人，是山区三个小分队中的一个。
黄对游击队长刘国新说：“我失去了联系，现在只剩下我一人，没有地方可去。”刘同意让她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员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要到半夜进了村才能吃。他们不敢生火，怕国民党发现。黄马上就要生孩子，游击队觉得让她继续随游击队一起活动有些不妥，于是劝她留在一户农民家里，当游击队的联络员。白天她在山边摸情况，晚上到一座古庙里去汇报。她还把米装在空竹筒里送给游击队。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员全部遇难。从那以后，黄独自一人象个农民一样住在山上，一人生活，整天低头不语。人虽然活着，但完全失去了与革命的联系。一九四九年，世道变了，她才公开了自己的身分，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成为县人代会的一名代表。她是同一小组留下的五个女同志中唯一的幸存者。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不断地折磨着他。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陈毅把万金油涂在伤口上，再换上新纱布。不久，伤口情况有所好转。
夏天，陈毅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九月，伤口变得疼痛难忽，腿也肿了起来。为了去南雄开会，他不得不技着拐棍，脚步蹒跚地翻山越岭。这时他决定彻底治疗一下他的腿伤。他叫警卫员，把他伤口中的脓挤出去。警卫员看到陈毅痛得脸色发白，急忙停下手来。陈毅命令他继续挤，警卫员说他下不了手。陈毅已经痛得浑身发抖，“好吧，”他说，“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发抖了。”警卫员把陈毅的腿捆在树上又继续挤，直到把脓挤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然后，用盐水冲碗了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包扎好。 （另一种说法是，陈毅本人把有名的香港万应灵药风油精倒入伤口。 ）陈毅病得象得了舞蹈病似的挥身发抖，不久就恢复了自制力，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事情的确如此，伤口彻底愈合了，再也没有发作。
龚楚是留下来的重要的指挥员之一。他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和军区主要卫戌部队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一九二五年五月。龚楚杀死该团政委，与广东军阀取得联系，接受了暗杀陈毅和项英的任务。为了取得陈毅对他的信任，龚带领一支“游击队”在油山附近同国民党部队假装打了一仗，接着，龚截住了陈毅部队的五个战士，指望能在他们带领下找到油山游击队的隐蔽地点。其中四个人设法跑掉了，最后—个叫胡小华的被抓住。龚向他道歉，诡称有重要情况要向“周先生和刘先生”（陈毅和项英的代号）报告。胡小华带着龚朝着游击队的隐蔽地点定去，走到离哨兵不远时大声喊道：“这些人是反动派”说完便纵身跳下悬崖。哨兵开枪发出警告，龚和他的人吓得撤腿逃跑了。
陈毅和项英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他们必须不断转移以摆脱国民党。龚楚企图诱使他们陷入圈套时，他们正在江西的大庾山上。
陈毅和红军主力已失去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已中断。他们曾设法偷偷捎信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