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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定华还想起长征中其他几位妇女的情况。有一次他看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写着让军队渡江的命令。杨定华知道，康克清七年前参加红军时还是个文盲。看到这个变化，杨内心非常高兴，并为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毛在长沙时的老师、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也在河边，他身边有一头头毛驴。毛走上前来问他为何不骑上毛驴。徐特立解释道，因为毛驴驮着三个病号的行李。徐特立在补他的旧裤子，身上穿着一件破皮袄。他背着的干粮袋里装着八斤炒青裸。
当晚，整个部队渡过了后河，他们高兴地燃起了熊熊的簧火。这次总算踏上了干燥的河岸，也有了干柴。杨定华和几十名战士围在篙火周围取暖、炒青稞和休息，精神又焕发起来了。不一会儿，毛泽东和彭德怀来了，在簧火旁坐下，他们同战士一样，混身都是泥巴，看来很疲劳。
“同志们！ ”彭德怀以指挥员的口气，用嘶哑的嗓子喊道，“咱们请毛泽东同志讲点有趣的故事吧！”大家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一位著名的作家成仿吾也来了，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他谈到他在日本和欧洲的学习生活以及他如何成为一名作家。遗憾的是，杨定华没有把毛和彭所讲的故事记下来。这是在草地上度过的第三个夜晚。前面还有四天的行程。
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拣走了。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 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 ）。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都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丁甘如在后卫部队，属五军团。他们的部队进入草地时，别人早巳过去了。丁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参加红军，当时十五岁。
对丁甘如（原为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一九八四年离休）来说，从爬雪山开始，情况就日趋恶化。藏民不断进行骚扰。丁甘如也认为，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
五军团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穷困的人。有钱人和地主早已跑掉了。如果一个红军战士掉队，少数民族的人就立刻把他抓来剥光他的衣服，让他活活冻死。五军团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丁回忆说，“我们只能吃剩下来的一点东西。有时可找到一头猪，我们总是设法用钱买下来。可是这种情况太少了，因为这一带全都被搜光了。我们只好吃前面的同志们丢下的猪皮。”
他说，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是些多年陈粮，吃起来味同嚼蜡，”他说，“但它毕竟是粮食。”
在后卫部队前面的红军指挥部的人们患了可怕的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就象麻雀从马粪中拣燕麦粒一样，他们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丁甘如说：“草地是对我们最艰苦的考验。”
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他在长征中是位医护干部。象大多数同志一样，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草地更可怕的了。
他说，“看起来好象走在一条路上。但在几行人走过去之后，这条路便变成了积满了水的水沟。”
没有可宿营的地方。没有干燥的土地。没有树木。很多人到达草地前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几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浆里再也爬不起来了。 姬鹏飞说：“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我们好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默地死去… ”
草地的地势高也是原因之一。许多医生自己已体弱有病，但他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越沼泽，去寻找那些掉队的人。
徐通今医生一九八四年是解放军医学研究所所长。他高高的个子，银灰色的头发，仪表堂堂，带着角质架的眼镜，讲起话来措辞严谨，有权威性。他说，空气稀薄使人变得虚弱。每个人跌进泥沼之中，就象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样。医生用樟脑和嗅盐抢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戴正启医生—九三五年只有十六岁，在红军中已是服役一年的老兵了。他是一位爱思考的人，曾多次回忆过草地的情景。他认为要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草地是不可能的。人们生病和死亡还有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冻死、饿死或被藏民的冷枪打死，饮食中缺少盐分，也是一个原因。红军在长征中本来缴获过大量食盐，但是他们怕麻烦，没有带到雪山草地这边来。草地没有盐，他们的食物中缺盐，因此造成死亡。他说：“我看到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倒下了。我们赶快跑到他跟前，只听他低声念着家乡的名字说：”告诉我的亲人，我死了。‘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当然，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战士浑身者是湿漉漉的，饥寒交迫。但这不是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因为过去他们也挨过淋，受过冻，挨过饿。虚弱也不是唯一原因，他们在毛儿盖已休息过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草地上渺无人烟，”戴医生说，“这就是原因。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亡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象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道理就在这里。”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
八月二十七日——对某些部队来说是进入草地的第六天——一军团到达巴西，这是草地东北边缘的一个藏族小镇。毛可能是在八月二十八日到达的。先头部队总是前进得更快一些，比其它部队要早到几天。
许多部队分别到班佑或阿西或附近其他村落。必须把部队分散开，免得把村子里那一点点粮食都吃光。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他们请他统计一军团的伤亡人数。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损失了一百多人，并且已经埋了一些人，但还有一些人的尸体没有找到，无从埋葬。他们的电报写道：“请携带一些工具，沿路负责掩埋。”
十天以后，他们收到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
右路军到达巴西和班佑时，张国焘直接控制下的左路军正在向西南约四十英里的阿坝一带移动，同右路军所走的路线平行。
九月三日，张国焘拍电报给右路军，说他在阿坝被阻。白河（又称噶曲河）的洪水使他的部队无法继续北上。他建议部队南下。人们难以觉察到沼泽地的水是流入两条流速缓慢的河里去的，白河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条是黑河，也叫墨曲河。两条河均流入黄河，也称玛曲河。这些都是藏名而不是汉文名称。
张国焘的电报触发了长征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场危机再次使红军面临灾难，它的政治影响延续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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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黑暗的时刻，光辉的荣耀
据杨尚昆将军五十年后回忆，那是一个美丽的月夜。雨停下，雾散了，满月当空，星光闪烁。午夜两点，他踏着洒满月光的小道去执行一项紧急的秘密任务。
“那是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一九六零年对埃德加·斯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那天夜里，毛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
麻烦事越来越多。毛和张国焘的谈判进展很不顺利。人们不安地悄悄议论着。谣言四起。毛为了谨慎行事而预先更换了密码，并限制部队之间的通讯，以保证安全。
把部队莫明其妙地分为右路军和左路军这种作法并不成功。毛在右路，张在左路。张手下的徐向前将军和陈昌浩政委指挥右路。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部队，分别担任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张和毛对对方的指挥都很不习惯。许多证据表明，在左路军的“统一指挥部”里，真正发号施令的是张国焘。同样，毛（ 只要他能做到 ）在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各军团里也是如此。 从好的方面看，这样做导致一种不稳定的休战，而糟糕的是，它助长了备种阴谋诡计。这种编队本身就孕育着磨擦和猜疑。
红军这时正分散在藏区草地的边沿一带。张国焘和总部工作班子驻在藏民最大的居住点阿坝。他的大队人马停在白河的西岸。这时正值汛期。按预定计划，张的部队如要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并和右路军会合，就必须渡过白河。
右路军的指挥部设在班佑，一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地方。这里是一片藏民的毡包，其中有一些呈传统的圆锥形，在相互交叉的格状支架上铺上毡子。藏民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个牧场，这种可以迅速拆装的毡包很适用。其他都是用中粪砖垒起的、外面用泥抹光的永久性建筑。在棚舍之间肮脏的小道上，到处是圆锥形的干牛粪堆。在夏天，人们把牛粪摊在篱笆围墙上下晾晒，干燥后的牛粪既可充作燃料，又可当作建筑材料。如今，藏民都跑光了，毡包里一空如洗。
快到班佑的时候，队伍里传开了要在“洋房”里过夜的笑话。在一些红军战士看来，这没什么稀罕。他们说，如果真的要睡洋房，那最好是日本房子。
结果，队伍穿班佑而过，直抵巴西，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巴西是个村子，有一百来所茅草房和一座大喇嘛庙，这景色使杨定华想起了上海的查尔斯顿电影院。这里有不少房子可供红军过夜，粮食供应也不错。庙里有一座很大的佛像，左有两侧各塑有一对相互拥抱的男女。杨说这表现了两性的热恋。据说这是一座爱情之庙。不断有红军战士进来看一眼。
右路军指挥部设在班佑，不在村里，而在村旁的一片柳林里，但村里几座较大的毡包已打扫干净用来开会。那片林子一九八四年还在，既干净又美丽。那时大约有七十户人家住在这个村子里。除增加了一所二年制的学校以外，村子从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过之后直至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到处依旧是散乱的毡包和牦牛粪堆，小巷里垃圾成堆，恶狗游荡。我们到达的五月三十日，地上还积着残雪，一群群身着藏袍的男女和花花绿绿的孩子前来参加马市和观看赛马。下雨了，骑手们打开了黑色的雨伞。
徐向前、陈昌洁、叶剑英和杨尚昆就把指挥部设在这里。毛单独住在小河对岸一箭之遥的地方。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约四英里外的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