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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这里提出人民日报抓紧起草的文章，是4月初在杭州一次常委会议上指示我着手准备的。
西藏叛乱
本来，早在3月10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加强戒备，严阵以待，不打第一枪。毛主席当时不在北京（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即于3月上旬南下武昌），他在3月12日至15日连续三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他建议我们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爆发叛乱，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他还赞成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三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少奇同志于3月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主席的建议。会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讲到，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已经8年。过去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这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会上大家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见并讨论了对达赖本人的方针。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现在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对此，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着重加以解释。周总理还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在会议结束前，中央得悉达赖已离开拉萨，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但方针仍是决不打第一枪。
3月19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发动叛乱。中央即指示驻藏人民解放军于3月20日进行坚决反击，迅速平定叛乱，并开始实行民主改革。
毛主席从武昌到上海，先开政治局常委会，然后于3月25日至4月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我3月23日到达上海时，大家议论集中于西藏叛乱。会议的第一天，毛主席宣布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同时要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小平同志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是：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是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原主任为达赖）。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印度当局（尼赫鲁为代表）的名。毛主席说让它多行不义。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后来在3月28目的新闻公报中又提到1955年的叛乱分子的活动中心是噶伦堡，印度官方即多方辩解）。
小平同志传达后，就指定我同有关同志起草一个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新闻公报。我们起草后经乔木同志修改即送中央常委审阅。毛主席于27日在草稿上作了多处修改，并请其他常委同志以及乔木和我在文字上再加斟酌。新华社在3月28日广播了这份公报，人民日报29日刊出。这以后，毛主席多次批示要我注意印度官方的反应，并考虑加以报道。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到杭州。我随周总理也去杭州，任务是参加修改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的预算报告。4月8日，毛主席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岸刘庄别墅，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会上，大家对周总理的报告稿意见不多，很快就定稿了。毛主席在会上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他指出，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毛主席说，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4月13日回到北京后，周总理具体布置我着手起草评论，他由此想到并确定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由我和乔冠华（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负责，吸收张彦（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姚溱（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长）和浦寿昌（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参加，直接归他和小平同志领导，每周或半月在人民日报社开会，讨论有关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有问题直接向他请示。目前集中力量研究和起草有关西藏叛乱和印度当局态度的报道和评论。由于在上海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4月3日在人民日报作了详细报道），我先把人民日报一篇观察家评论修改好，经周总理审定后于4月15日发表，题目是《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这篇评论，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而对尼赫鲁演说中说“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但评论中引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人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一届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议程。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谈到西藏叛乱问题。4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人民政协会议也同时举行。西藏叛乱事件成了这两个会议议论的中心之一。
接着就是前面提到的毛主席4月22日在中央政冶局常委会上提出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方面在西藏叛乱事件上的反华言行。我参加会议后回来赶忙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传达和布置。当天夜里，我想到前些时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印方的反华言论极为克制，现在开始反击，应当有一篇解释的文章，于是赶写了篇题为《予诽谤者以打击》的文章，在23日人民日报的国际版发表。4月24日又发表了两篇短评。
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4月25日，毛主席给乔木同志、彭真同志和我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18日（按：应为3月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和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按：指人民日报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按：指《于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的评论（按：指光明日报4月24日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廿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乔木同志和我25日上午看到毛主席的信后，马上照办，召开了会议，统一宣传口径，并研究了尼赫鲁和达赖的谈话。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我们后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几次谈话，4月27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国际宣传小组26日讨论毛主席的信时，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思想总赶不上毛主席。人民日报如此，外事部门也未能例外。
以斗争求团结
4月25日晚，毛主席又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胡乔木和我都列席了。毛主席一上来就问我，文章写得怎样。我回答说正在修改。接着，毛主席提出他的进一步的想法。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主席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