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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打断我一次，急切地要我详细描绘每一本龙书——我的，罗西的，休·詹姆斯的和图尔古特的，“我把我的带着，”我加了一句，碰了碰腿上的公文包。
他盯着，吃了一惊，“可能的话，我想看看这本书，”不过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图尔古特和塞利姆的发现，“斯纳戈夫，”他低低说道，那张苍老的脸泛起红晕，有一会儿我怕他晕过去，“我早该知道这个的，那封信在我书房里待了三十年啊！”
我希望也有机会问问他，他是在哪里发现这封信的，“您看，有充分证据表明，奇里尔修士的伙伴们先从瓦拉几亚到君士坦丁堡，再到保加利亚，”我说。
“是的，”他摇摇头，“我总以为那封信讲的是修士们从君士坦丁堡到保加利亚朝圣的旅程。我一点没想到——马克辛姆·尤帕拉修斯——斯纳戈夫的修道院院长——”
飞旋的思绪如狂风一般刮过他那张苍老的、表情变幻莫测的脸，似乎要把他席卷而去，他不得不飞快地眨着眼睛，“而你们发现的这个词；维里努，还有休·詹姆斯，在布达佩斯——”
“您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我急不可耐地问道。
“是的，”斯托伊切夫没在看我，但似乎又看透了我，“这个名字是安亭埃维里努，十七世纪末斯纳戈夫的一位学者和印刷商。我读过关于埃维里努的书。他在他那个时代的学术界里赫赫有名。我有很多东西要给你们看！”
他大睁双眼，摇着脑袋，“我们到我房间去，快！”
我们并不需要催促。仅凭他脸上的表情，就算是跟着他攀崖越壁我也愿意。我发现，桌上散放着昨天我没看到的书本和手稿。
“关于那封信，或其他的信，我了解得不多，”斯托伊切夫缓过来后，说道。
“其他的信？”海伦坐到他身边。
“奇里尔修士还写了另外两封信——加上我的和在伊斯坦布尔的，共有四封。让四封信重聚，这是个惊人的发现。不过我要给你们看的不是这个。”
过了一会儿，他进到另外一间屋里，拿了一本纸皮书回来，原来这是从前的一本学术期刊，德语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停下来，“要是他能活到今天就好了！我告诉过你们——他叫阿塔那斯·安吉洛夫——他是保加利亚历史学家，我的启蒙老师之一。一九二三年，他在里拉的图书馆作研究，那里有丰富的中世纪文献，是我们的宝库之一。他在那里发现了十五世纪的一份手稿——它藏在一本十五世纪对开本的木质封皮下面。他想出版这份手稿。它记录了从瓦拉几亚到保加利亚的一次旅行。他在作有关笔记时去世了，我完成了他的工作并发表了文章。手稿仍在里拉——我一点没想到——”他那只脆弱的手挠着脑袋，“在这里，快，是保加利亚语，不过我们来看一看，我告诉你们最重要的地方。”
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打开褪色的期刊，他挑着告诉我们安吉洛夫的发现的大致情况，他的声音也在颤抖。他根据安吉洛夫的笔记写成的文章和手稿后来译成英文发表了，加了很多修正和无数的注脚。甚至到现在，我在看这篇文章时，仍不能不想起斯托伊切夫那张苍老的脸，缕缕头发垂过他的兔子耳朵，大大的眼睛俯看着书页，神情极为专注，最难忘的是他那迟疑的声音。”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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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
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安东·斯托伊切夫引言作为历史文献的撒迦利亚《纪事》众所周知，尽管包括《流浪者斯特凡的故事》在内的撒迦利亚《纪事》极不完整，但它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它确定了基督教十五世纪在巴尔干的朝圣路线，提供了关于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特彼斯”遗体下落的有关资料。人们一直相信他葬于斯纳戈夫湖的修道院。对于瓦拉几亚的新殉道者，它提供了宝贵的记载（虽然我们不能肯定来自斯纳戈夫的修士们的国籍，除了《纪事》的对象斯特凡）。其他只有七位瓦拉几亚的殉道者有历史记载，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在保加利亚殉道的。
人们现在称之为无题的《纪事》是由一位名叫撒迦利亚的修士于一四七九年或一四八在佐格拉福的阿陀斯山上的保加利亚修道院用斯拉夫语写成。被称为“印刷者之修道院”的佐格拉福位于阿陀斯半岛中心附近，初建于十世纪，十三世纪二十年代为保加利亚教会所占有。它和塞尔维亚的希兰达修道院，俄罗斯的潘特雷蒙修道院一样，除了资助国，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住在那里。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缺乏关于撒迦利亚的其他资料，我们无法确认他是哪国人：他可能是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或希腊人，不过他用斯拉夫语写作，他更有可能是斯拉夫人。《纪事》只告诉我们，他出生于十五世纪某时，他的才能得到佐格拉福修道院院长的欣赏，因为院长出于官方的，也许还有宗教上的重要目的，指定他听流浪者斯特凡的忏悔，并作记录。
斯特凡在他的故事里提到的旅行路线与好几条著名的朝圣线路相吻合。君士坦丁堡是瓦拉几亚朝圣者，也是所有东方基督徒朝圣的最终目的地。瓦拉几亚，特别是斯纳戈夫修道院，也是一条路线。对于把斯纳戈夫和阿陀斯作为最终目的地的朝圣者来说，这条线路并非默默无闻。修士们如果穿过哈斯科沃到巴赫科沃地区，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选择陆路穿过厄丁内（即今天的土耳其），进入保加利亚东南部；如果选择通常的黑海沿岸港口，那么就过于靠北，从而不便在哈斯科沃停歇。
撒迦利亚《纪事》里提到的传统朝圣路线引发出一个问题，即斯特凡的故事是否是一份有关朝圣的文献。不过，斯特凡云游的两个目的——一四五三年后离开沦陷的君士坦丁堡及运送圣骨，一四七六年后在保加利亚搜寻某种“宝贝”——表明他的故事至少是另一种典型的朝圣记录。而且，斯特凡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是个年轻的修士，这意味着他的首要目的似乎是到海外寻找圣迹。
另外，《纪事》有助于了解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1428—1476）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他通常被称为弗拉德·特彼斯——刺穿者——或德拉库拉。虽然与他同时代的几位历史学家记述过他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以及他夺取和努力保住瓦拉几亚王位的故事，但无人详述他的死亡和下葬情况。斯特凡的故事肯定了弗拉德三世慷慨资助斯纳戈夫修道院，重建其教堂。他有可能要求下葬于此，以符合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惯例，即机构的创建者和主要捐助人安葬在本地。
《纪事》中的斯特凡声称，弗拉德于一四七六年造访该修道院，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也许是他死前的几个月。一四七六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严重威胁弗拉德三世的王位。约一四六年以来，双方就断断续续地打仗。同时，一些贵族也在威胁他的地位，一旦穆罕默德策划再次入侵瓦拉几亚，他们就准备策反。
如果《纪事》所载准确的话，弗拉德三世造访了斯纳戈夫，但没有留下记录，因为这很可能对他本人相当危险。《纪事》提到，弗拉德带着财宝来到修道院，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这么做的，这表明他与斯纳戈夫的关系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他一定充分意识到土耳其人和当时他在瓦拉几亚的首要竞争对手巴萨拉伯？拉奥塔经常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弗拉德死后，拉奥塔曾在瓦拉几亚短暂执政过。既然到斯纳戈夫在政治上于弗拉德三世而言无甚意义，那么他去那里应该是出于精神上的或个人方面的考虑，也许他打算把那里作为他的永久安息之地。总之，撒迦利亚的《纪事》确认了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尤其关注斯纳戈夫。
弗拉德三世的死况很不清楚。互相矛盾的民间传说和粗制滥造的研究结果更使它变得扑朔迷离。在一四七六年十二月末或一四七七年一月初，他很可能在瓦拉几亚遭到土耳其军队的伏击，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杀。另一传统说法是，他爬上一座小山以便更好地观察正在进行的战斗，结果他的手下把他误认为土耳其军官，杀死了他。另一个类似的说法是，他的一些部下一直在找机会暗杀他，以惩罚他那世人皆知的残酷。探讨其死亡的大多资料一致认为弗拉德死后遭到斩首，他的头颅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呈给苏丹穆罕默德，以证实除掉了一个劲敌。
按照斯特凡的故事，不管弗拉德是死于以上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他肯定还有一些人仍忠实于他，因为他们冒险把他的尸体运到斯纳戈夫。人们一直相信，那具无头尸体就埋在斯纳戈夫教堂的圣坛前面。
如果流浪者斯特凡的故事可信的话，弗拉德三世的尸体被秘密从斯纳戈夫运到君士坦丁堡，再从那里运到保加利亚一座名叫斯维帝·格奥尔吉的修道院。这次飘泊，以及修士们先在君士坦丁堡，后在保加利亚寻找“宝贝”的目的何在，尚不清楚。斯特凡的故事宣称，这一财宝将使“这位国王的灵魂早日得到解救”。这说明，那位修道院院长认为这么做是基于宗教意义上的必要性。也许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寻找某个没有被罗马天主教和土耳其占领者注意到的圣物。如果发生这些情况：遗体在斯纳戈夫被残毁，或人们为预防吸血鬼出现而残害尸身，或者当地村民将尸体带走，那么这位修道院院长也许亦不愿为此负责。考虑到弗拉德的地位，考虑到不允许东正教神职人员参与毁坏尸身这一事实，修道院院长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
遗憾的是，在保加利亚境内没有找到可能埋葬弗拉德三世的地点，甚至类似保加利亚的帕洛里亚修道院的斯维帝·格奥尔吉也没有找到，它很可能在土耳其人统治期间已遭到遗弃或毁坏，而《纪事》指出，他们只走了一小段路——“没有多远”——从修道院到巴赫科沃，它位于切佩拉雷河上的阿塞诺夫格勒南部约三十五公里处，而斯维帝·格奥尔吉则坐落在保加利亚中南部某处。这一地区，包括罗多彼山脉的大部分地区是最后被土耳其人征服的保加利亚土地，其中一些特别崎岖的地区一直未被土耳其人完全占领。如果斯维帝·格奥尔吉位于此地带，便可以部分解释选择它作为安放弗拉德遗骨的地方，因为它相对比较安全。
尽管《纪事》提到，在斯纳戈夫修士们定居在斯维帝·格奥尔吉后，它成了一处朝圣地，但当时的其他重要文献以及以后的材料都没有提到它。这暗示，在斯特凡离开此地后不久，它就消失或被遗弃了。不过，我们在巴赫科沃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一份仅存的文献，从而了解到建立斯维帝·格奥尔吉的某些情况。根据这份文献，斯维帝·格奥尔吉是格奥尔吉欧斯·康尼努斯于一一一年创建的，他是拜占庭皇帝阿列修斯一世康尼努斯的一位远亲。撒迦利亚的《纪事》说，当斯纳戈夫的那队修士抵达时，那里的修士“人数少，年龄大”。这些仅剩的修士可能还保持文献里描述的管理体制。后来，瓦拉几亚修士和他们在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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