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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大指战员表达兴奋之情时，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却同张国焘就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中央就此在两河口、黑水芦花、沙窝、毛儿盖连连召开政治局会议，一座座藏式木楼或寺堂成了激烈争论的场所。
南下还是北进，在当时成为争执的焦点。
两大主力没了落脚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转战部队大幅减员，总数已不足2万人，衣衫破烂，人马疲惫。刚退出川陕的红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服装整齐，显得兵强马壮。
自1931年春天起主持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此时自恃军力强，又以资格最老的政治局委员自居，看不起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张国焘见到周恩来，首先询问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说在遵义时还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不仅不服从中央的决定，反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主张要中央接受。
5月间中央红军经过抢渡金沙江、大渡河，已将被拖得疲惫不堪的国民党追兵甩在后面。中央在会理会议上决定尽快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实现遵义会议提出的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中央入川时致电张国焘，只要求派兵接应，然而他却在4月间让红四方面军完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渡过嘉陵江西进开始长征。
中央领导人同张国焘见面后，便问他为何放弃川陕苏区。张国焘回答，那里已经是一块拧干了的柠檬。他的意思是根据地内财力已经枯竭，青壮年也动员光了。其实最根本原因是他想向西部逃避国民党的进攻。这样，红一、四方面军都处于无后方状态，下一步到哪里落脚就成了当务之急。
1935年6月26日，两个方面军举行了会师大会（中央红军此时又改称一方面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会，张国焘也来参加。会后，中央政治局在当地的一个喇嘛寺内召开了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
两河口会议上讨论的中心问题，便是“到什么地方建立新苏区”。周恩来分析了当地情况，认为人口少且多属少数民族，扩大红军很困难。东面成都盆地附近又集中了国民党川军和中央军主力，“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上甘肃”，然后向陕西发展，四川现有地区可作为游击区。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都认为，两军会师后可以迎来革命新高潮，“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张国焘却一心避战，提出或南下川康建立“川康政府”，或转向青海、新疆。若照此实施，红军将进入荒凉的绝地。尽管中央一再说服，张国焘却消极对抗，还依仗实力伸手要权，南下或北上一时成了争执焦点。
滞留苦地，红军说服工作艰难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共有10万人，因前进的方针未定，徘徊停留在人烟稀少的汉藏交界区两个月，供给很难保障，指战员们只好割尚未完全成熟的青稞，吃了后还难以消化。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同意破例从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吸收陈昌浩、周纯全加入政治局。同时为促进两个方面军团结，中央还从兵员大为减少的一方面军抽调许多干部到四方面军任职。毛泽东等领导人同张国焘反复谈话，希望说服他尽快同意北上，并说明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毛泽东同张国焘于五四运动时便在北京大学相识，又同是中共一大代表，过去虽多次共过事，关系却长期不融洽。两军会师后二人多次长谈也总不投机。为了缓和气氛，毛泽东有一次还带着女干部刘英（后来的张闻天夫人）前往，见面就说：“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一时不解，毛泽东便笑着说：“《红楼梦》里的宝二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由此恍然大悟，也笑了起来。不过，一谈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两人又无一致意见。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在会上，中央在肯定了四方面军战绩的同时，也批评了退出川陕苏区的错误。而张国焘则指责一方面军长征中减员大。会议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一、四方面军部队，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会议决定尽快消灭占领松潘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打开北上通道，会后却因张国焘拖延避战而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说服张国焘同意北上，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共十一人到会。这次会议虽然提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却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会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煽动对抗中央的情绪，不愿北上而鼓吹南下。
为统一认识，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举行会议，张国焘没有出席，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北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到会的原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都表示拥护。会后，红军开始过草地，然而张国焘虽在表面服从北进主张，实际仍坚持南下路线，这又在征途中潜伏下重大危机。
张国焘终于率军南下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有五个军，即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有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随即亦改称军，九军团改称三十二军）。在北进时，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率领的总司令部随左路军前进，下辖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前进，下辖一、三、四、三十军。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经过七天艰难跋涉，通过了草地。
右路军通过草地后，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十军发起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大部分兵力，打开了北上通道。这时张国焘却突然变卦，率左路军南下，并要求右路军也南下。在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毛泽东对他反复说服仍无效果。中共中央为避免发生红军内部冲突，便率领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共8000余人于夜间出发单独北上。张国焘随后诬蔑中央“逃跑”，自己还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
从1935年6月至8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说服张国焘，统一党内认识，实现北上，召开了一系列政治局会议。虽然政治局通过的一系列有关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被张国焘破坏，但是这些会议对于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争取红军各主力部队能最终会师陕甘宁，还是有着重大意义。
【点评】北上决定富有远见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出现北上和南下的争执。红四方面军（包括留在其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跟随张国焘南下后，在川康边界地区几经激战也站不住脚，被迫退向甘孜藏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开拓了广大的根据地，并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当时国内抗日高潮正在兴起，红军只有进入到北方抗战前线，才能发展力量。如果退到偏僻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远离抗日前线，在政治上无法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在经济上也无法长久保障供应，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事实证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等地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北上，是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第六章 几经改变（1）
——红军定向陕甘宁之谜
1935年8月末，中共中央随右路军通过了有“死亡地带”之称的水草地，此时又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事件，中央只率领8000余人的队伍向北进入陌生的陕甘地区，不能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探索前进，并召开一次次会议研究落脚地点。于是，在中央红军长征的收尾阶段，连续召开了巴西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
没有等来张国焘，巴西会议决定连夜北上
8月底，中共中央跟随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左路军赶到会合，再占领甘肃广大地区。此时右路军有4万多人，多数部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第四、第三十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负责指挥。
到达巴西后，虽当地仍很荒凉，毕竟有了人家和房屋，部队找到了粮食，战士们也迅速恢复体力。9月2日至9日，中央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作方针。然而张国焘所率的左路军没有到达。
9月9日叶剑英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来电说已率左路军南下，并致电陈昌浩要其率右路军南下。对这份电报的内容，在不同回忆录中有不同解释，不过这封电报强行对抗中央北上方针的内容却是确凿的。
得到叶剑英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会上，大家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
为了坚持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继续北上。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在凌晨结束，到会的领导迅速各自返回宿营地，在黑暗中带领机关和部队离开，还规定不许打火把，天亮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才发现中央已经离开。
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时，又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俄界开会确立新方向
9月11日晚，毛泽东等人带领中央机关和红三军陆续到达俄界（今属甘肃迭部县），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到达次日，政治局又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指出：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会议还决定，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肃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由于剩下的部队不多，会议决定将原有一、三军（军团）缩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对张国焘对抗中央的行为都非常愤慨，不过大家认为，这毕竟还属于党内斗争。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因考虑到今后还要争取他本人和四方面军的同志，因此不对外公布，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俄界会议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