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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篝火又是难事。据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回忆，草地上没有树木，烧柴比较困难，主要燃料是牛粪。牛粪基本上被前面部队烧光，后卫部队只好到处找小灌木，即使找到一点，也是湿的，非常难烧，只冒烟，没有明火。大家便轮流吹火，眼睛被熏得红肿流泪。有时没有火柴生火，只好从山上采下火石，擦石取火。
【点评】天佑勇士适者主动
在长征中，老天爷也不总是与红军唱对台戏，有时还能帮帮红军的忙。在飞夺泸定桥时，因为天降大雨，同时沿大渡河两岸行军的敌我两军面对恶劣气候的表现完全不同。由于敌军支撑不住雨淋而找地方宿营，担任夺桥任务的红军才得以赶在敌人前面。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能破围而出，也受惠于气候颇多。红军当时被包围在纵跨云贵两省的乌蒙山区，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红军战士能适应，而国民党军却畏苦怕难，行军总是落后。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转圈”，红军终于在敌夹缝中跳出包围圈。
第七章 300人牺牲（1）
——红军六盘山疑案
从历史档案资料上得来的数字，参加长征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这四支远征大军，出发时总人数超过18万人。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经过长征的历练红军人数减少至不足56万人（随后在西路军又损失2万多人）。按此计算，途中的损失就超过12万人。若是再扣除长征期间在路上不断补充的新战士，红军实际损失的数字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途中损失的这些人，相当大一部分是被各种各样的疾病夺去了生命。
“不怕牺牲，就怕负伤生病。”
长征中的红军，以血肉之躯迎战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人自身的免疫和抵抗疾病的能力会被降至最低点，伤病经常出现。1936年4月，陈锡联同志任红
四方面军红十师师长时，在甘肃省
镇原县相子镇留念在无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找群众抬担架不易，更难有医院安置伤病员。许多指战员都说：“不怕牺牲，就怕负伤生病。”
在长征中，无论是党和红军领袖、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无论是女还是男，几乎都为疾病所困。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就患上了严重的疟疾，过老山界时病体仍未痊愈，主要靠担架抬着行军。一些身体强壮者也未能幸免，如蔡畅身边的勤务员平时活蹦乱跳，但爬到雪山顶上突然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云贵川三省交界之地，是三国时诸葛武侯所说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人们传说因时令产生的瘴气造成了大量士兵中毒而死。据现代医学考察，所谓瘴气实际是蚊虫传播的疟疾病。红军四渡赤水和北渡金沙江时，恰恰也从这里通过，幸而开始天气较冷蚊子不多，染疟疾者较少。进入西康后，就有一些人染上了当年这种被称为“军队克星”的病。
中央红军翻越雪山时，有很多人得了高山反应症。身体素来健壮的康克清也出现这一症状，一时走不动。身边的人帮着她拿背包并前来搀扶，最后终于走过这段险途。
草地看似美丽，脚下的水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喝了草地水轻者肚子发胀，重者中毒而亡，只能靠接雨水为生，疾病在这里会被迅速传播。红军进入草地时严重缺粮，处于半饥饿状态下行军的人更极易生病，在草地患重病不能行走往往就意味着死亡。
红军进入草地前，周恩来就患了严重的阿米巴痢疾。邓颖超本来体弱多病，这时已不断吐血。过草地的第一天，就赶上天降大雨，雷电交加，邓颖超从马上摔下来，长征到达陕北的邓颖超掉进泥潭里，一动也不敢动。前面的人走远了叫不应，等了很久后面来了人，才把她慢慢拉出来，全身已浸透了。第二天起，她就开始发烧拉肚子，由于过河时陡然涨水，抬她的担架员被急流冲走，她咬着牙扶着别人的肩膀，摇摇晃晃地前行。邓颖超后来回忆，走出草地时，她已经不像人样，刚刚走进一家藏民房子，就倒在满地的牲口粪屎中，躺了两个多小时才苏醒过来。蔡畅赶来看她，见到她的模样以为她活不成，放声痛哭。
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在长征时只有21岁，懋功会师前后患了伤寒病，卧床不起。6月的天气，他身上盖着好几床棉被还觉得冷。他连天拉肚子，肠子的内膜都泄了出来，命如游丝。经当地一位老中医的调治，命总算保住，顽症却未能彻底治愈。
六盘山离奇死亡300余人
知道病因的疾病并不可怕，当年囿于客观环境和医疗水平，有些不知原因的死亡则充满了神秘和恐怖，也给指战员心里造成很大的阴影。
担任前锋的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回忆过草地时，印象最深的是：“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了。是饮水还是瘴气中毒，或者是饥饿还是冻死，没有人知晓。”
红二军团六师冒着雨雪翻越老则呷登山，第二天清点人数时发现死去干部战士140多人。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有过记载：“向中甸前进中间经过一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结果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
休息通常是能够恢复体力的，为什么会造成猝死？雪看上去洁白无瑕，况且大家都喝了雪水，为什么有人会死？谁能给出答案？这些问题不仅让死者不能瞑目，而且也会让身经百战的生者心中不安。
海拔4443米的亚克夏雪山是红军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也是往返翻越次数最多的一座大雪山。1952年7月，解放军剿匪部队137团在这里发现了12具17年前长征红军的遗骨，头北脚南，排列整齐，骨架旁还有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是什么无声无息地夺去了一个班建制的战士的生命？事后推测，凶手可能是高山缺氧窒息。
长征途中还发生过一件离奇的命案。中央红军在翻越六盘山时，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突然死了300余人。红军保卫部门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侦破，抓了一些可疑的人，立案调查数月，最终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证据。直到50多年后谜底才揭开：原来红军下山后，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泉水喝。没想到清澈的泉水中含有大量氰气，与土壤中的钾、钠结合生成剧毒的“氰化钾”和“氰化钠”，这些人都是被氰化物阻断了中枢神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生命。
医护人员最辛苦
许多老红军回忆，经历过长征的人，差不多都能当半个医生，因为见到过各种疾病和无数的死亡，大家也都懂得用简易方式处置病患。
在强行军中，最苦最累的往往是医护人员。红三军团有个看护队，在过草地时24人就牺牲了8个。每次出发前，他们都要先给病员服药，给伤员换药、包扎好伤口，路上吃的、喝的、用的东西都要准备好，尽量减少伤病员的痛苦。在过草地时，队员们将所剩不多的粮食让给伤病员，自己去摘野菜充饥。到了宿营地，他们先给伤病员烧水、洗脚、看病、换药，然后自己才去休息。这样，他们比一般战士要起得早、休息得晚，再加上缺粮少吃，身体也渐渐虚弱。伤病员有增无减，担架不够用，医护人员还要搀着伤病员走。长征到达陕北的康克清
红军很重视医疗卫生，药品主要靠缴获或购买，红四方面军还创造了一套以中草药为主的医疗体系。
不过到了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区，药品得不到补充，就只有凭借经验抗击病魔。
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前人用牺牲换来的经验就成了一剂良药，它让人们能避开即将到来的危险。红四方面军南下时自然条件更为恶劣，但有了此前翻越夹金山的经验，爬山前准备比较充分，反而损失不大。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根据以往经验，在翻越雪山时向全部队口传命令：翻越途中所有人不得坐下来休息，各级干部要照顾体弱有病的人，不能让一个人停下。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难题并增强指战员的体力，贺龙带头去钓鱼。草地河流纵横，鱼很多，藏民又不吃鱼，很容易钓到。食物中添加了动物蛋白，能增加人身体的抵抗能力，又避免吃野菜带来食物中毒的危险。
【点评】有了后方不怕生病
长征中的红军患病众多，轻病号都坚持跟随部队，重病号的安置却成了大难题。为保存重要骨干，红军规定团以上干部和重要技术骨干（如电台人员等）伤病后抬着走，其他重伤病员每人发几块银元安置在群众家中。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调查统计，有15万失散红军，相当一部分就是长征途中的患病离队人员。
长征中的红军因为疾病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最终到达了全国仅存的根据地陕北。在那里，指战员们感到最安心的一件事，便是不再怕生病，因为那里有后方医院，有苏区老乡的窑洞可休养，病愈后马上又可以归队。经过长征的人，对根据地的作用刻骨铭心。
第六部分 女性之谜
第一章 战争无性别（1）
——女性参加长征数量之谜
战争本身并没有性别。从西方的圣女贞德到东方的花木兰，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让女人走开过，女人总是以各种方式参与战争。
70年前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时空广袤的大舞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四支队伍中，也都离不开红军女战士的出色表现。
中央红军：女性参加长征要体检
中央红军离开红都瑞金西进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战士有32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约为2700∶1。
这32位女性都是有案可稽的，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肖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益）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这就意味着她们之中有两位并不是经组织批准参加长征的，而是自己偷偷去的。这两个人中，可以肯定有一个是曾玉，另一位说法不一，无从查考了。
那么，究竟符合什么条件的女性才能参加长征呢？
当时中央内部规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
共有100多位红军女战士成为拿到了体检通知的幸运儿。但经过医生一番严格的扣诊、听诊、验血、照X光等系列检查，身体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没有经过体检，或者说不需要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位女性，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配偶。
被批准参加长征的女性，有的是中央苏区机关的干部，有的是医院的护理人员，有的是文工团的战士。当时没有留下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工作女性的确切数字，这些女性究竟占全部工作女性的百分比是多少，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其他红军部队里的女战士
红二十五军、红二、四方面军对参加长征女性的遴选，并不像中央红军那样严格。